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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八十六岁的净空老教授泼墨疾书：“安身立命，教学为先；创业齐家，教学为先；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义之邦，教学为先；稳定和谐，教学为先；国丰民安，教学为先；太平盛世，教学为先；长治久安，教学为先；诸佛报土，教学为先；极乐世界，教学为先。”十个“教学为先”，指出以上所有，“皆以教学功德成就者也”。教学为先，讲的是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人；教学为先，讲的是对领导者和群众都要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圣贤教育，威力无穷。教学为先，能解决一切问题。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佛教原本是来自异国的外来文化，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亦对中华本土文化的丰富、成长与升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今天中国社会人群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比如烦恼、颠倒、作业、忏悔、觉悟、如实、实际、平等、法宝、净土、彼岸、现行、刹那、因缘、胡说八道、不可思议等，皆从佛学经典中引用、点化而来。又如心猿意马、天花乱坠、当头棒喝、唯我独尊、皆大欢喜、昙花一现、清规戒律、天女散花、醍醐灌顶、拈花微笑、借花献佛、痴人说梦等文学成语，亦是在佛学经典的翻译流通过程中，添入我国文学宝库。佛教禅宗思想，亦促进了后世儒家理学与心学的发展，盂兰盆会、吃腊八粥等风俗亦渊源于佛教。
虽然佛教几乎是一进入中国就立刻受到皇室极致推崇，甚至一度被奉为国教，但也存在着和中华本土文明的融合问题。面对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为捍卫本土固有文化而激发的儒佛之争、佛道之争，佛教传教法师们亦始终坚持慈悲为怀、平等包容、仁爱和平、以理服人的原则，以数度学术辩论，引导佛法与中华本土儒道文化融合互补，并建立了中国特色的丛林制度与汉传大乘佛法，使佛教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形成中国两千年来文化多元并存、互补互融的格局，以至于今天说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总是儒、释、道三家并举。
放眼世界史，即使得到所在国中央政府的支持，佛教亦从未假借神意而强迫其他宗教徒改宗易信，以及发动宗教战争，企图消灭异教与其他文化。这不能不令人叹服：佛教是真正崇尚尊重生命与理智、平等、博爱、和平的伟大教化。
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佛，生活在最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下的古代印度，却始终坚持众生平等。他反对以种姓、等级论人的高下、贵贱，强调以道德、智慧的修持，达到人生理想境界。
早期佛教的僧团管理，依据戒律，执行教团制度的权力交由大众，凡事皆要会议，杜绝独断专行，凡事必经交付提案，大众集会讨论、决议，以多数表决通过，始能公布、实施，充分体现了民主、法治精神。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度的遗产》一书中，对佛教“三番羯磨”的民主会议制度，论述甚详。塞德兰侯爵不禁惊叹道：“我们今天国会制度的基础，竟可从两千多年前印度佛教徒的会议中见到，真是令人惊奇不已。
在指导人类现实生活方面，佛教提倡觉悟“业力缘起”的生命观，指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莫言不报，时节未到”的三世因果报应定律，启发世人为自身、为他人、为家庭、为家族，为民族、国家、世界人类，乃至于一切众生，切实承担责任，从而缔造幸福的生活。佛教指出悟道、成佛并非遥不可及，修行是在日常吃饭穿衣、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的一念一言一行之中，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主张服务大众、勤劳工作，“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更进一步揭示众生共业缔造世界的真理，提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理念，倡导人人从我做起、从我心做起，集合每一个体的道德自觉之力量，来奠定理想社会的基础。这一点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尤具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佛教远播欧美，促进了西方社会宗教与文化格局的多元化，对于世界和平贡献甚巨。2006年10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地为纪念释迦牟尼佛诞生2550周年，举办了以“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为主题的大型活动。
纵观人类三千年史，任何一种文化，都必然经历创建、兴盛、衰弱、复兴的轮回，佛教亦然。由于流传既久，佛教不可避免地出现两极分化，一方面，浅表的仪式与信仰，成为广大民众的精神信仰与心灵寄托，另一方面，精深学术思想与真谛，则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雅好。人们拘囿于学术理论与仪轨形式，遗忘其本质原义。因而正如释净空老教授所指出的，佛教在今日至少以六种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释迦牟尼佛生命教育的本质佛教、宗教化的佛教、学术形式的佛教、企业化的佛教、旅游观光业的佛教和被歪曲利用为邪教的伪佛教。
释净空老教授指出，佛教的本质，不是宗教，而是至善圆满的生命教育。必须恢复佛陀教育的智慧本质，才能发挥佛教文化的正面价值，从而为人类做出真正意义上的贡献。
圣贤教育系列丛书（《智慧教育》《道德教育》《人生教育》《生命教育》）
净空法师口述、王海峰、施景培编
团结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