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九·一三前后的军委总政治部（罗版）
编著灵犀一指
田维新失势前后
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回忆：
1973年上半年，中央筹备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纪登奎同志要我提个筹备工作小组名单，报中央批准。我提出的小组名单有周启才、孙中范、总政的田维新副主任，我为组长。主要职责是会务、起草代表名额分配方案、接待、安置代表住地等。这个筹备工作小组名单，呈纪登奎同志报中央批准后，即展开工作。
十大中委、候补中委候选人名单是在九大中委、候补中委基础上提出的，具体到各单位来说，有增有减，减的是林彪一伙及其与林彪事件有牵连而问题比较严重的，增的是解放出来的一些老同志，如邓小平、李井泉、王稼祥、谭震林、叶飞……等。还有些年青的同志，如河南柳忠阳、北京高淑兰、马小六，云南朱克家，上海祝家耀、孙国权等。军队新增的由田维新同志代表总政提出。增减的候选人名单由各省、市、中直国家机关及军队分别提出后，经筹备工作小组收集汇总，送纪登奎同志审阅后，送王洪文审阅。再送周恩来同志最后审阅并批交中央讨论。
有一次，周恩来同志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邓小平等讨论修改党章。许世友提出修改意见，张春桥反驳。许世友把眼睛一瞪，说：“你是干什么的，打断我的发言。”
1973年8月24日至29日，党的十大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49人。毛主席主持大会，周总理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进入选举议程时，王洪文代表毛主席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95名、候补中央委员124名。我当选为中央委员。
8月30日召开一中全会，选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全会前，周恩来同志召集会议，讨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当提到王洪文为候选人时，许世友同志反对，他提议江青作候选人，会上为此争吵起来。
开始我在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有事不在场，田维新同志派人把我找回来听会，这时会上还在争吵。后经周恩来同志作工作，留王洪文作候选人，争吵才算结束。
1973年12月22日，中国文革 史上又一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军令如山，奉命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在命令发出的当天即走马上任。当时中共九大刚召开4 个月，雷厉风行进行的这次重大军界人事调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会议。12月20 日，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当时也参加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和接见活动。这是他第一次晋见毛泽东主席，因而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毛泽东坐在书房的中央，左首坐着朱德，右首坐着刚复出参加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几位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她是给毛泽东当翻译 :把方言译成普通话。46位高级将领受到了接见。将要调动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坐在面对毛泽东的前排。
轮到接见田维新时，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是田维新。 毛泽东问: 田维新同志，你是哪儿的人啊?
田维新回答: 山东东阿人。 毛泽东又问: 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
鱼山。 田维新一面回答，一面想，主席是有准备的。
毛泽东又问: 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
田维新想了想，说: 不是湖，是条河，黄河，从西南流向东北。
毛泽东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 不，那是湖!
湖? 田维新想了一下，说: 嗯，要说湖，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
噢，那就对罗! 毛泽东考问完毕，话锋一转，说: 总政治部就交你负责了!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以北京军区司令员的身份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总政主任一职实际空缺。毛泽东对田维新考问了一番后，向田维新面交重任了。听到毛泽东的话，田维新毫无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不过他还是很快作出了反应:德生同志走了，总政就我一个副主任了，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请主席派主任。
不，就是你负责了! 毛泽东以十分明确的口气说。
第二天上午，会议分组讨论。田维新分在周恩来所在的那个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有纪登奎与北京、南京、沈阳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唐文生、王海容和毛远新等。
讨论结束时，当时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问周恩来:命令怎么写?周恩来指指田维新:你问田维新。说完就走了。
纪登奎拉住正要起身离开会议室的田维新说:老田，我没干过军队，不知道命令怎么写?"
田维新说:我也没有经历过调动八个大军区司令员的事。
那，明天上午，河北厅议。 纪登奎说。
次日上午，纪登奎、郭玉锋(中央组织部长)、田维新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草拟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纪登奎见田维新进来，就对郭玉锋说:玉锋，咱老田当主任了，你给他找一个副主任吧。就一块写在这个命令上。
郭玉锋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说:副主任得主任找啊。
田维新马上插嘴说: 不要写，我哪能当主任呢?
田维新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说这个话，并不是故作谦虚，而是感到自己确实难以胜任。
这天下午，政治局开会讨论任免事项。尽管毛泽东事先已经表态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都在会上一度支持田维新任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一伙却坚决反对，并推出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人选。此事只好搁置起来，但是决定增加魏伯亭为总政副主任，代替已经被隔离审查的黄志勇。
魏伯亭是山东八路军八师出身，1969年10月由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调任总政干部部长，1974年1月14日升任副主任。不久，另一位副主任田维新被停职，总政治部就只剩下魏伯亭在负责了，工作会有多忙碌可想而知。直到11月20日军委任命梁必业、田维新二人复任总政副主任，魏伯亭的紧张忙碌才稍微减少一点。
他儿子魏武军说：我的爷爷及父母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我的父母是陈毅将军的部下。我父亲叫魏伯亭，山东潍坊人。1945年抗战时期，他就是团政委了。1949年解放上海时，他是华东野战军26军77师政委，奉命攻占江湾(上海一地名)。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8年，他出任当时的烟台地区驻军的军政委兼地区革委会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期间，在一次工作汇报中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赏识，数月后，他调往北京，出任新组建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73年林彪事件之后，李德生将军调往沈阳军区的时侯向毛泽东主席推荐了我父亲。几个小时之后，军委就任命我父亲任总政副主任，并主持工作。1977年，我父亲在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的位置上离休。我的母亲于强也是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出身。她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13岁就参加了革命，当时文登是老解放区，她在那里教书。17岁时，她参了军。抗美援朝的时候，她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去了朝鲜，在九兵团文工团工作。她和我父亲都曾领教过美国鬼子的细菌战。抗美援朝之后，她在烟台市委工作，后来随我父亲调到北京，在西城区革委会任秘书。1970年，她不幸患了精神分裂症。1993年我父亲去世后，她就一直在我身边养病。2003年4月30日，她在成都去世。
放火烧荒 田维新落难
1974年1月27日，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中央委员读书班学员。读书班内有军队干部，因而田维新也参加了读书班的组织工作，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接见活动。接见活动由周恩来主持，邓小平、江青等15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参加。姚文元作报告。正当姚文元口若悬河，大谈理论之时，江青突然打断姚文元的报告，指着坐在台下右侧的田维新说：
“现在我们正在考教授，你田维新不是教授，是总政治部副主任，也差不多，我们现在要考考你。”
江青一口气向田维新问了五个问题。如《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等等。前面四个问题田维新都答上来了。最后一个问题是金田起义发生在哪一年，田维新一时卡住了，答不上来。
周恩来见状提醒说：“不是1851年吗？”
江青一见周恩来提示田维新，便转移了目标，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周恩来：“你不要代他回答。”这才结束了考问。
多年以后，田维新谈起这段往事，深情地说：“总理这一提醒，给我解了围。还打断了江青整人的思路。所以我现在对金田起义的时间记得特牢。要不是总理悉心保护，我早给江青整下去了。”
事实确实如此。就在这次接见活动中，周恩来两次保护了田维新。
姚文元见江青不吭声了，继续开讲。过了不一会儿，江青又向田维新发起了突然袭击：
“田维新，你包庇黄吴李邱。”黄吴李邱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田维新立即否认说：“我没有包庇黄吴李邱。”
“你有！”江青声嘶力竭地说，“你批准烧毁了黄吴李邱的黑材料。”
“没有”，田维新语气坚定地说，“我没有批准烧毁黄吴李邱的黑材料！”
这件公案有一个背景：1969年初冬时，总政治部刚开始重新办公，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的一个人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把“凡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统统烧毁”。军委办事组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请黄、田副主任审批。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以及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在报告的批示下签了名。这个时候，总政治部刚刚开始办公。军委办事组政工组马上就要撤销，这份报告是政工组行将撤销时起草的最后一份重要报告。显然是军委办事组那几个人授意起草的。有人拿着报告来到田维新的办公室，要他签字同意。田维新刚上任不久，他反复地将报告看了几遍，觉得这里面有名堂，可一时又猜不透这名堂在什么地方。他对来人说：“我考虑了很久，这份报告不好批。”“有什么不好批的，”来人沉下脸说，“你签个字就行了。”但是，田维新也有点倔脾气。既然发现有不妥之处，他就不会随意放弃自己的看法。他沉思良久，在报告上批示道：“凡属以上材料，仍应按已有规定办理。”后来，黄永胜在报告上批：“是哪家的材料送回哪家处理。”总部保卫部根据黄永胜的批示，将黄永胜等人的一些材料分送有关部门自行处理了。“九·一三”事件后，此事曾成为总政治部清查工作的一大重点。当时总政党委曾就这一问题的清查结果给中央写过一份报告，并处理了有关责任者。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见江青与田维新当众顶上了牛，便对江青说：“关于烧黑材料的问题，总政有个报告，你看了吗？”见江青不吭声，周恩来又指着江青放在桌上的黑皮包问：“你把总政的报告带来了吗？”江青被这么一问，便不吭声了。田维新这才过了关。
1974年春，江青、张春桥等人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高潮。农历初五（1月27日）那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等军队宣传系统的负责人开会。到会的领导人有周恩来、叶剑英、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等人。
江青讲话时，忽然大声喊道：“总政的田维新来了吗 ”“到！我在这里。”田维新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位高个子的标准军人。他坐在人群中间，听到江青呼叫他的名字，立即站起来在原地立正，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
“田维新！我问你，《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田维新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如果事先未作准备，恐怕能答得上来的人不多。“田维新！我问你呢，怎么不回答？！”“好像是184……”“你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军队高级干部，连《共产党宣言》都说不清楚！”江青怒斥田维新。“我，我没有准备……学习得不够……”“什么学习不够？你还跟我犟嘴？”田维新并不是犟嘴，他说的是老实话。江青不讲道理，他只好保持沉默。
“来人哪，把他的领章帽徽通通给我摘下来！”江青朝门外大声吆喝道。立刻进来几个军人，走到田维新跟前动手摘下了作为革命军人荣誉标志的领章与帽徽。显然，江青是成心要整人，她事先作了安排，会场门外的解放军战士能招之即来就是证明。
事情尚未结束，江青的威风还要继续耍下去。她像“法官”审“犯人”，接着转向第二个目标，又大声吆喝起来：“《解放军报》的华楠来了没有？”
“到！”华楠从人群中站起来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华楠中等个头，是《解放军报》主编。“你跟我说说，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华楠一时也答不上来，愣了一下，急得额头上直冒汗，他似乎说了个“1871年……”但未答出几月几号。
大家都为华楠捏着一把汗，为他着急担心，怕他遭到与田维新同样的厄运。江青的威风也耍得差不多了，再继续这样搞下去亦没有多大意思了。所以她没有更多地为难华楠，江青自己收场作罢。
1974年3月25日，军委下发文件：免去田维新总政副主任职务。
田维新与华楠都被“靠边站”、罢了官！这样，总政治部就只剩下魏伯亭一位副主任了。
梁必业、田维新1974年12月20日复任总政副主任，军委明确梁必业为第一副主任，实际上主持总政党委和办公会议。梁必业是红一军团出来的，担任山东军区第一师政委，到东北后担任第一纵队政委。1960年12月由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兼任纪委副书记。1965年12月，被打成“罗（瑞卿）梁反党集团”，1966年6月23日撤销总政副主任等职务，列入中央专案审查。1969年11月被押安徽蟠龙墩农场监督劳动。1972年4月，在叶剑英过问下回北京。1973年1月恢复党组织生活。1974年12月恢复总政副主任职务，兼临时党委副书记，1975年8月任总政党委第二书记。论资格，论战功，论威望，都在田维新、魏伯亭之上。因此，总政实际上是由梁必业直接领导的。
田维新1974年12月20日复任，任职至1977年10月5日。1986年中央为他作了公正的评价。田维新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8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江泽民、胡锦涛、张万年、迟浩田、刘华清、李德生、段君毅、杨白冰、陈慕华、洪学智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田维新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
田维新和彭勃
在群众大会上，狄福才大声疾呼，号召要抓揭发《红灯记》的反革命。火一点，刚平静的八一厂又闹腾起来。造反派认为翻身的机会到了，把矛头又指向了彭勃，于是，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揪出揭发《红灯记》的黑手”、“彭勃是揭发《红灯记》的罪魁祸首”等标语随处可见。大会批小会揭也都是同一个腔调：“彭勃，你为什么要揭发《红灯记》？”
彭勃一直琢磨一个问题：《红灯记》又不是人，怎么叫揭发呢？文字上不通啊，这世道真是权大嘴大，黑的也能说成红的。古代就有指鹿为马的典故，真是古今同理呀。可自己并没有揭发《红灯记》呀。有时被造反派追问得急了就说：“你们说我是怎么揭发《红灯记》的？”这样批来批去双方都只有一句台词。三天热劲一过，看弄不出什么名堂，就慢慢冷却下来。但江青却不依不饶，不断派人来点火，看那意思是非把彭勃搞倒不可。
在江青盯牢彭勃不放的时候，总政也在关注着八一厂。不管怎么说，八一厂还在总政领导之下，任凭江青折腾总不是办法，名不正言不顺嘛。为了争取主动，考虑再三，李德生派文化处处长张铭法带领郭、陈两干事组成工作组进厂搞调查。李德生指示：要查清揭发《红灯记》的症结所在。
总政工作组进厂搞调查的消息很快捅到江青控制的国务院文化组。狄福才传话说总政无权派人到八一厂调查，调查就是要否定江青同志的指示，就是和江青同志唱对台戏。弄得工作组没法工作，只好撤兵回营。
总政工作组一撤走，彭勃一下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却硬要管八一厂的事。只要她一插手，总政也没辙。接下来的几件事更让彭勃胆战心惊，他在厂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捅到江青那儿。有一天，解放军副总长李达要看歌剧《红珊瑚》，彭勃答应了，可片子拿走的第二天，江青就知道了，放风说：军队有些人把看电影当成工作，八一厂就提供给他们。还有一次，彭勃带几个骨干看内部参考片《巴黎圣母院》，电影刚开演，电影公司经理就打来电话说：首长说，你们不能看外国的片子。彭勃说：我们是在看参考。
彭勃原本是带着一腔热情到八一厂来的，本想干出点名堂，但事实说明，没等他干出点什么自己早就被人宰割了。
他想，江青地位特殊，为所欲为，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套，想拿下自己那是小菜一碟。跟着她走吧，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自己堂堂一个军人，良心过不去。可不跟她走吧，你自己就要被害。怎么办？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到哪儿不是干革命，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对，再去找总政，要求调离八一厂。惹不起还躲不起嘛。这么一想，心情立时轻松了许多。
在总政，彭勃再次找到了李德生主任和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在主任办公室里，彭勃关上门，推心置腹地说：“二位主任，我千错万错，错就错在我不该来八一厂当这一把手。我现在才明白，来京之前，许司令为什么会对我说那么一些话。我干不了这个京官，请总政考虑，把我调离八一厂，我还是回到我的老部队去。你们得放我走哇，不然，我真被打成反革命，到时会连累你们。”
彭勃原想，说出这番话来，一定会挨一顿严厉的批评，那知，李德生听完并没有说话，好像在思考着什么。田维新望望李德生，又望望彭勃，说：“你的处境我们很清楚，李德生主任也多次同我们商量过，不是我们不放你走，你走了，叫谁来？就是再从大军区调来一个司令或政委，也无法改变八一厂目前的现状啊。”
这时，李德生讲话了：“彭勃同志，你是党员，组织上调你来就要下决心干下去。咱们都是带兵打仗出身的，讲干脆点，组织上把你放在哪儿你就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在任何困难条件下，要咬牙！要顶住！说句不好听的话，死也要死在八一厂。”
话说到这份上，直让彭勃无话可说。彭勃知道，在军委，李德生也受到排挤。林彪的几个亲信并没把毛主席掺的沙子看在眼里。李德生同样在坚持着，忍受着。“人在阵地在”，这就是军人。彭勃不再说话，站起身，和二位主任紧紧握了握手，然后，大步走了出去。
转眼到了阳春三月，果然是草长莺飞，虽然乍暖还寒，古老的北京城却早已被浓浓的春意笼罩。这天，太阳还没有落山，彭勃就早早回到了家。一进门，见老伴朱烨丽在包饺子，他兴致勃勃凑到跟前问：“老朱，晚上能不能再加两个菜？”
“怎么，有客人？”朱烨丽问。 彭勃摇摇头：“没有，是我自己想喝杯酒！”见丈夫一脸的高兴，朱烨丽满腹疑惑。几个月来，丈夫的脸总是阴沉着，她知道他在厂里的日子不好过，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只好尽量拿好话安慰他。今天丈夫的脸一下子多云转晴，真让她有点琢磨不透是福是祸。
她望着丈夫的眼睛，轻声地问：“你今天怎么啦？”
“我高兴啊。”朱烨丽有点奇怪：“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下午，我到总政见了李德生主任，他给我看了一个文件，是关于八一厂的。”“你被解放了？”
“对！是解放了。总政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上说，经过多次调查，八一厂不存在所谓揭发《红灯记》的问题。总理在总政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说：《红灯记》拍得很好，八一厂做了大量工作。有什么错误，要接受教训，把革命与生产抓上去。”
朱烨丽一听，高兴得直抹眼泪，“这么说，你是真解放了，是该喝杯酒庆祝庆祝。好，我马上做菜，让你喝两盅。”
朱烨丽下厨房去了。彭勃坐在椅子上想着下午的事。
午饭后，李德生打来了电话，叫他立即到他那儿去。彭勃一到李德生的办公室就看到了总理批示的那份文件。李德生告诉他，总政避开江青就八一厂的问题专门给周总理写了这个报告，现在总理有了批示，江青再闹下去也没了理由。你们可以放开手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了。李德生说得很平静，但彭勃心里却如翻江倒海，避开江青给周总理直接写这个报告，李德生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呀，江青是个报复心极重的女人，得罪了她，她一定会寻找机会报复的。彭勃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李德生说，我何尝不明白，但是，我们是军队，军队的稳定是个大局，为了军队稳定这个大局，个人的得失荣辱又算什么呢。听李德生说完，彭勃感慨良多，毛泽东选李德生进中央，真是用对了人。为了大局而不计个人得失，这才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彭勃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出些名堂来，以不负厚望。
1973年1月10日，江青再一次突然来到八一厂。当时，彭勃正在一心一意抓《闪闪的红星》的拍摄，其间出了一件事着实让他头疼了一阵，就是关于严寄洲的事。总政李德生主任正在生病，听说江青到八一厂，赶忙赶来了。彭勃马上召集革委会的所有成员等候在办公楼前。不一会，江青的黑色红旗轿车开进了八一厂。车子停稳后，工作人员上前拉开车门，江青走下车来，只见她身穿一身绿色军服，戴了顶皮帽子，披了一件黑斗篷，显得很精神。彭勃上前给她敬礼，并把她迎进会议室。这次，江青显得很有领导风度，她坐下后，就把彭勃拉在身边坐，并和颜悦色地问：“彭勃，听说你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彭勃连忙说：“写得不好，只是爱好。”“写得好就是好，不要谦虚嘛。”紧接着，江青话锋一转，又说：“彭勃，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呀？”
彭勃心想，又是叫我给她写信。你既不是八一厂的领导又不是军队的领导，还凭空制造了揭发《红灯记》的事件，我给你写信算哪门子事呢？话到嘴边却转了个弯：“首长料理国家大事，每天都很忙，厂里都是具体小事，我怕干扰了首长。”
陪在一旁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徐海涛立即接茬说：“你的话是错误的，给江青同志写信，就是国家大事嘛。”
“对对，我们做得不够。”彭勃连忙检讨。
“彭勃，你要记住，以后常给我写信。”江青亲切地叮嘱。然后又问：“这一段时间，严寄洲老不老实？”
一听江青问严寄洲，彭勃心里打起了小鼓，上次，他把严寄洲判刑的事拦下后，又把严寄洲放回了家。严寄洲心存冤屈，在向上边写申诉材料。彭勃知道严寄洲是江青的眼中钉，如果江青追究起来，这事没法交代，就说：“在老实改造呢！”
全厂召开了群众大会，江青要讲话，她一改和蔼的面孔，在讲话中放大声音说：“严寄洲是坏人，是反革命，你们要专他的政！还有一个陈播，陈播可坏了。”
江青一转脸，看见厂里的秘书在旁边作记录。她指着秘书问：“你们是特务？为什么我一讲话你们就往本本上记？”彭勃忙挥手让秘书去干别的事。
会后，江青又提出要到厂里去转转。厂里的几个领导陪着江青各处走了走。她走到哪，说到哪，骂到哪。江青说：“解放以来，电影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取得经验太少，很糟糕。”天快黑了，刮起了西北风，她看天要变，坐上小轿车就走了。临走时还说，要专严寄洲的政。
江青一走，厂革委会的成员提醒彭勃，要遵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将严寄洲关起来。彭勃知道厂里有江青的耳目在盯着，犹豫再三，只好下令将严寄洲象征性地单独关进了一间小屋。不过，放松了看管。
电影开机后，彭勃便把全部心思放在了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拍摄上，他像着了迷一样，一有时间就钻进摄影棚，在现场看导演和演员拍戏，遇到困难现场解决。
《闪闪的红星》拍成后，在小范围放了几场，群众和专家都反映很好。说是“银幕上的一颗红星”、“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了气”。
据李俊回忆：1974年10月23日，江青调看了《闪闪的红星》后，打电话到八一厂要主创人员立即到钓鱼台国宾馆见面。陈亚丁交待李俊：“你们给首长汇报情况时，也把我参加这个电影的情况跟首长汇报一下呀。”李俊点头称是。当李俊和摄影蔡继渭一路快车赶到钓鱼台时已是深夜。江青一见他们，兴奋地说：“可得到宝了！我可得到宝了！”李俊向江青汇报了影片的拍摄经过，同时把陈亚丁参与影片拍摄的情况也说些好话。谈到李双江唱的插曲“小小竹排江中游”一段时，江青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真抒情呀，谁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不能抒情。”这次接见后的第三天，江青再一次接见李俊，这次同时召见了陈亚丁。江青谈了影片的一些细节修改问题后说：“你们要好好改一改，将来也要毛主席看看。”说着说着，不知怎么说到了政治问题上，江青说：“你们现在是军阀在领导你们呐，现在很多人要砸烂总政阎王殿呐。”等等。李俊对此一脸茫然，不知所云。
江青对《闪闪的红星》提出34条修改意见。主要是一些“视线不平”、“声音太大”、“某处光线太暗”、“室内挂些辣椒”等细节问题。要八一厂重拍。这下，真让八一厂上上下下犯了难。因为，演潘东子的小演员祝新运在电影拍完后，到38军锻炼，得了肾炎，住院期间养成了个小胖子，和先前的形象有明显差距。但这事谁也不敢去跟江青说。结果八一厂又重拍了半年，耗资40多万元。因为形象差距太大，前后影片不协调，江青看后更不满意，说：“怎么是这样！”最后不得不以原影片发行上映。为这事，江青对彭勃产生的怨恨更深。她咬牙切齿地说：“彭勃这个人呀！就是不听话……”
1973年12月，毛泽东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
据说，毛泽东所以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当年的秋天，毛泽东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俩回来后，毛泽东问他们：“我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毕恭毕敬地回答说：“主席，您放心，中国一定会继续沿着您制定的革命路线前进。”邓小平则不以为然，他说：“主席百年以后，中国,将会发生军阀割据和混战。”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见解点头称是，决定对大军区司令员进行调动。
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去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三位因任职时间不长没有调动外，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调动。对调后，李德生去沈阳，陈锡联到北京，许世友去广州，丁盛到南京，杨得志去武汉，曾思玉到济南，韩先楚去兰州，皮定均到福州。
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后，江青迫不及待地再一次将手伸向了军队。
1974年元月24日和25日，江青擅自下令召开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两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矛头十分明显地指向周恩来和叶剑英,, 等老同志。会上，由江青的两个心腹干将——迟群和谢静宜作主讲，江青不时插话。他们攻击国务院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不抓大事，,辱骂总政宣传部负责人关于部队如何搞“批林批孔”的讲话是“屁话”……
在大会召开不久，就有人写信给江青，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军队工作。按照党内工作的惯例，应当把信转送给毛泽东或叶剑英，可是，江青却把信转给了并不分管军队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并且说：“如果真像来信者所说的那样，总参问题就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张春桥立即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是要烧一烧。”王洪文也立即圈阅，表示同意。
1974年3月5日下午，郭秘书给彭勃送来一个文件夹。彭勃打开夹子一看是国务院文化组的通知：“今晚10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央首长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召见在京的文艺界知名人士。请八一厂王心刚、张冬凉、陈亚丁三人参加会议。”彭勃看后，在通知上签批：请王、张、陈三同志准时出席会议。彭。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彭勃万万没有想到，3月5日的会议是他命运的又一次转折。江青要在军队“放火烧荒”，选中的是解放军总政治部，而八一厂直接被烧的正是彭勃。
1974年3月5日晚10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江青、张春桥、吴德以及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召见了在京的文艺界知名人士。那晚，唱主角的是江青。
一开场，江青满脸堆笑夸张地说：“我实在很忙，很久没有见到同志们了，有一点歉待。今天谈一谈批林批孔问题……”说着说着，却把主题转到了八一厂上面，她说：“八一厂是造了孽、倒了霉啦，军阀在管你们。八一厂是没有娘的孩子，多么可怜啊！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彭勃这个人见了我就不亲切。×××固然不好，彭勃也不那么好。前些时候我只是去讲了两句话，彭勃就跳起来了。我们批评彭勃一句，李德生就要为他辩护。彭勃这个人很不老实。……你们要放火烧荒，你们三个人去放火嘛！×××你要贴大字报，要彭勃亮相，彭勃不是个好人，我不是武断，我是从观察得来的。彭勃来了以后，八一厂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不是怕八一厂的群众，我是怕彭勃，惹不得，一批评他就跳。”这一席话把下面文艺界的人士听得目瞪口呆，看来这个彭勃是要倒霉了。特别是王心刚，他的心在砰砰地直跳，他知道江青的厉害，她要害人是不择手段的，他不禁为彭勃的命运担忧起来。
江青越说越激动，声调提高了八度：“……谁是黑手，我看彭勃就是林彪的黑手！……”看来，这江青是要置彭勃于死地，竟然毫无根据地把彭勃和林彪连在一起。“春桥同志，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我看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陈亚丁去管起来，(春桥)你在军委提一下……”
彭勃是李德生在八一厂的“代理人”，现在又被江青直接点名为“林彪的黑手”，因而他的日子可想而知，从几天前的艳阳高照，一下子遇到了暴风骤雨。八一厂召开了批斗彭勃的大会，打倒彭勃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彭勃挨批，王心刚靠了边，陈亚丁成了八一厂的实际领导人，王汝俊是副书记。
彭勃的要害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说他整江青的黑材料。一个是说他是黄永胜的人，因为有人看到他去过黄永胜的家。两条罪状，哪一条都可以定彭勃的死罪。
让彭勃没想到的是，揭发彭勃整江青黑材料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一个部队出来的战友老Y。他信誓旦旦地说：“彭勃整了江青的黑材料，要老实交代。”江青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整她的黑材料无疑就是反革命，这罪名非同小可，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彭勃虽私下对江青一伙心存不满，但从没在公开的场合讲过江青及其一伙人的坏话，更不要说整黑材料。彭勃据实辩解：“我从没整过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彭勃不老实，打倒彭勃！”会场上有人喊起了口号。彭勃愤怒了，冲着老Y问：“你说我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有什么证据？”更让彭勃想不到的是，老Y回答说：“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是你叫我写的，送给了总政。”此言一出，满场皆惊，大家都知道老Y是彭勃老部队来的人，说的话还会有假？这会儿的彭勃真是有口难辩了，他闹不明白，曾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为什么会落井下石？接下来的揭发更让彭勃一头雾水。一位姓张的小车司机站起来揭发：“彭勃坐我开的小车，去过黄永胜家，搞了哪些阴谋活动，快老实交代。”“什么，我去黄永胜家？”彭勃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想，自己是徐向前部队的，以前和黄永胜并不认识，来北京后既没有工作上的联系，平时也没有什么交往，怎么会去他家？彭勃这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3月26日，在全厂大会上传达了总政3月23日批准彭勃停职检查的批示。陈亚丁取代彭勃成了八一厂的实际负责人。
八一厂成立了彭勃专案组。彭勃被迫从办公室搬出来，被关到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屋里有一床一桌一凳。桌子上放了一套《毛泽东选集》，还有写检查的笔和纸。
办案人员对彭勃说，平时只许出去看大字报，不许乱串门。彭勃头三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想不通，一个三八式的军职干部，一夜之间就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反革命”，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这怨案假案错案何年何月才能平反？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邓小平的复出，有人欢喜有人愁。中秋节的晚上，吃过晚饭，彭勃把朱烨丽拉到里间屋，神秘地对她说：“江青又挨批了。”朱烨丽说：“批得好。这样的人早就该批了。”
“可她身份特殊，我担心她会卷土重来。那时，我的日子又不好过。”“我看，你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也这么想，所以，我给小平、叶帅写了封信，要求调回部队工作。”“快，拿出来我看看。”彭勃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朱烨丽。
朱烨丽看了信后，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这封信怎么样才能尽快地送到小平和叶帅的手里？！”
“你是不是去找找傅涯。她关系多，上面人头熟。”
朱烨丽点点头：“我想伯母会帮忙的。”
傅涯是陈赓大将的夫人。1940年春，朱烨丽的父亲朱向离受陈赓的派遣，到山西临汾城内做情报工作。当时晋南敌我关系极其尖锐复杂，在敌人心脏里做情报工作，随时都有牺牲自己和全家遭难的危险。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陈赓想方设法把朱烨丽和她的弟弟送到延安读书。在延安时，陈赓对朱烨丽姐弟说：“你们的父母不在这里，我和傅涯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我们就是一家子。”全国解放后，朱烨丽一有机会到北京，一定要去看陈赓和傅涯。
中秋节后的第二天，朱烨丽来到傅涯家。傅涯拉着朱烨丽的手，热情地问：“你怎么不早来？”
“江青点名了。说彭勃是黑手，是反革命。”
“江青点名怕啥。我们家老老小小，有谁她没点，不要怕她，顶住，天塌不下来。”
“彭勃想调回部队工作。他给小平、叶帅写了封信，想请伯母转上去。”
“行。这事我来办。”
彭勃的信，很快送到了小平的手里。小平看了信后，在信上批示：“请总政研究处理。”。叶帅看信后，在信笺的一角画了一个圈。签了一个“叶”字。
这天的时间是1975年9月17日。
小平、叶帅批示后不久，总政作了研究，同意彭勃调回六十军工作，随后下发调动命令。
听说能回老部队工作，彭勃很是高兴，但有一件事让他放心不下，就是对他前一阵子的处理没有明确的说法。他希望在他离开八一厂前，总政能给他做个结论。
天渐渐冷了下来。北京下了头一场小雪。人们穿上了厚重的棉衣。有一天，彭勃去京西宾馆听传达文件，碰巧在电梯里见到了彭冲。老朋友见面格外亲切。
“彭勃，你怎么还没走？”彭冲关切地问。显然，彭冲已经知道彭勃调回60军的事。
“总政对我停职检查的事没有明确答复，我怎么走！”
“你呀！……到我房间去，有话对你说。”出了电梯，彭冲把彭勃拉到房间里。彭冲把门一关，放低声音说：“你赶快走，离开北京，越快越好。”
“怎么了？”彭勃有些吃惊。
“这次我来中央开会，精神很明确，全国马上要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反谁呀？还不是反……”
彭勃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怎么，又要反邓？这……”
在1975年10月底，形势逆转。毛泽东判定邓小平的计划开始威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四人帮”开始反击。
“精神很快要传达。老彭呀，斗争太复杂。我们党再这样搞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呀！”
“形势刚刚好了几天……唉！这要折腾到哪一年、哪一月？还有完没有完？”
彭冲果断的说：“你赶快回南京。把老婆孩子一起都带走，鸡犬一点都不留，留在这，夜长梦多，危险！”
“咚！咚！”外面传来敲门声。
彭勃起身告辞：“你忙吧！我赶快回家收拾铺盖卷。”
彭冲和彭勃握了握手：“越快越好！年底咱们在南京见。”
彭勃回到家，把情况告诉了朱烨丽。两人一商量，觉得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决定马上就动身。
彭勃打电话给总政副主任田维新：“车票已经买好了，准备明天回南京。”
田维新说：“好呀！你的命令已经下了，回到南京就可以看见。”
得到总政的同意之后，夜里，彭勃又打电话给六十军副军长姚晓程。
“老姚，我们马上回南京，住房如果有困难，招待所找间房子也可以。”
姚晓程在电话上说：“欢迎你呀！老彭！快回来吧！家里再挤还能没地方住？明天，我们全家去车站迎接你！”
12月中旬，彭勃带着全家风尘仆仆地回到六十军。
真巧，1969年12月23日离开南京，1975年12月16日回到南京。一算差7天整6年。6年啊！在人生的长河中，仅仅是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彭勃尝尽了酸、甜、苦、辣多种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