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难忘她，是因为她美。
而且，那种美，是如今难寻的。
第一次听说她，是在90年底。
那时我正在早稻田大学读硕士，一面每周在NHK电视台的中文讲座里演些中文会话的小品。
有一天，东京外语大学毕业、会说一口北京话的编导铃木英昭告诉我：“从北京请来了一位陈真老师，让她担任讲师，示范发音，讲解语法”。
“她会说日文吗？”
“说得比现在的日本人都漂亮、文雅”，铃木先生表情认真，没有一点玩笑的意思。
“是哪个大学的老师？”
“是北京的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的”
不久，陈真老师出现了，现在还记得，那是1991年的春天。
她穿一件深色的西装，翻出白色的领子，一个皮包斜挎在前，那一身，好像正要毕业就职的日本女大学生。
白白的圆脸上，是很可爱的笑容，笑得像一个小女孩儿。
更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那么娇小，几乎不到一米五十。
那年，她应该是59岁。
初见面时，因为我们几个演小品的都是从国内来的，便没有说日文。
她的北京话，很柔很轻，现在还记得她的“小叶”。
后来，录节目了，听见她与编导和明治学院大学的榎本英雄教授说日语，又听见她在节目里用日语讲解，这下明白了，为什么铃木先生说她的日语“比现在的日本人都漂亮、文雅”。
那是一种很得体的女性的日语，从语法、用词到句尾的语气，都透出温婉和优雅，但又无一丝造作，句子不长，却都亲切、温暖。
此刻，我手边有一册怀念她的书，是她的友人、关西学院大学比较精神医学教授野田正彰先生写的。
《陈真——战争与和平的旅路》
野田先生写他在北京初见陈真：
「1982年9月29日，为了纪念日中邦交十周年，正好在北京的我被中日友协邀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晚宴。那天从日本来的有铃木善幸前首相、冈崎嘉平太和作家井上靖，虽然并无特别奢侈的料理，但和胡耀邦总书记等坐在一起，是一个上品而又愉快的宴会。那晚，我见到了一位娇小美丽的女性，她的声音不仅美，而且和那种能贴近对方情感深处的精神的辉光柔和地融合在一起，是一种能使神人相和的美，人们说有种声音力如磐石，我觉得这便是磐石，她，就是陈真。
她用优美的日语问我：“您的研究进展得怎么样了？”（“研究は進んでおられますか？”）。」
懂日语的朋友能感觉到这语气。
我读到这里，又听到了她的声音，还有句尾轻轻扬起一点儿的、亲切、尊敬的“おられますか？”。
接着，野田写道：
「我向她讲述了参观精神病院时不准和病人交谈，为我一人挂出‘热烈欢迎’并打扫得干干净净，患者却不知都去了哪里，偶尔有几个患者见到我后刚说“你好”又立即被院方制止。还告诉她院方说我们中国人爱吃爱睡所以酗酒中毒很少，中国人否定自杀所以自杀的人也很少等等，我将我的疑问和不满都告诉了她，但也告诉她在中央民族学院与白族、满族、朝鲜族和维吾尔的学生的见面却是那样饶有兴味。
她听了以后，说：“真不容易啊”。（“大変ですね”）」
这就是陈真。
他的描写让我又听见她轻轻的、柔和的声音，想起那种体贴、温暖、有如少女般的微笑。
野田又写了后来陈真邀他去家里做客的事，说她住在复兴门南大街中央台的宿舍：
「到她家以后，桌上放着一碟卷得很好的寿司，好像是小小的两个。那时文革结束还不久，很难搞到好的紫菜和瓠条干，可以想象她是花了多么大的功夫。她劝我吃，自己却不吃：
“我做的时候吃过了，您多吃点儿吧”
餐后，她的一位电台同事来了，她让我帮忙看了这位同事的失眠症。
谈话间，我得知她丈夫曾在文革中入狱，她女儿也因为父母而在学校受人欺负，性格有了变异，于是我明白了，这个问诊是她的特意安排。
第二天，她告诉我：“您为了解患者的心理疾患远道来到中国，但却没能听到病人的自诉，看见您那么失望，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那晚，她和同事还向我描述了四人帮被捕后大家纷纷去街头买三雄一雌四只螃蟹的事，说那一刻谁都不谈四人帮被捕的传闻，只是默默地排着队。
我想象着北京灯火昏暗的胡同，想要紧紧拥抱整个黄昏。」
这本书是岩波书店2004年12月出的。
陈真老师是在2005年1月4日夜里走的。
野田先生说：“2004年12月14日书一印出来，我当晚就带着书飞到了北京，当时她已昏迷。第二天肾透析后一醒来，我就将书给她看，她收下后，微笑着轻轻说：‘太好了’，一小时后，她又陷入昏迷·····，2005年1月2日，我又飞到北京，一直守护到她最后,她走的那晚，护士和医生整整四、五个小时静静地站在她的床前，爱她的人们为她做了一次美丽的送别。8日早上，在将要火化的灵柩里，放入了书和鲜花”。
听说她走了，所有知道她的人，日本人、中国人，都难过。
但是，对她的身世，我们并不知道很多。
从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知道她原名陈蕙贞，1932年生于东京荻窪，还知道了她青梅竹马般亲密的小学同学，就是当代日本最著名的诗人谷川俊太郎。
78年文革结束，陈真时隔三十年重访日本，特地抽空去了这位儿时朋友的家。后来她写道：
“小时候，俊太郎总和比他小一岁的我玩儿，大人们在客厅里争论时，我俩要不在大院里堆雪人，要不就是在走廊里追跑，再不就是去他的屋子里看他的发明，看着那些红红绿绿的不停闪烁的小灯泡，我觉得他真是个天才的发明家，我一直叫他‘俊’，三十多年后重逢，还是没法改，依旧叫他‘俊’”。
这张照片是小时的陈真和谷川俊太郎在东京银座。
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她母亲听从回国投身革命的丈夫的指示，带着她和姐姐从横须贺出港、辗转台湾、香港，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949年8月到达天津。
随后她立即被召入对外广播，翻译并对日广播了开国大典，那年，她才十六岁。
还知道她父亲原来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旅日台胞陈文彬，曾在潘汉年领导下参与地下工作，教过左联女诗人、著名的地下工作者关露的日语。
陈真说：“关露很美，晚年一人住在香山，不谈往事，不见人，父亲去世后不久，她就自杀了”。
书里还提到：陈真在日本读初中时，赶上日本投降，但她对当时日本有些人认为是败给美国而依然歧视中国人非常不满，她给读卖新闻写了一封信，报社登了，却做了删节，于是她和父亲第二天就去报社抗议，结果读卖新闻登出道歉启事并重新刊登全文。
在这篇文章里，陈真写道：
“长年的血腥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中国胜利了，随后众所周知，蒋主席立即告诫中国国民‘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但是，日本人真的将中国人视为战胜国的国民了吗？”。
这就是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她，一个女中学生。
这是全家。
几年后，她和母亲、姐姐与其他侨胞一起，满怀希望地回到了憧憬的新中国。
起初，一切都是那么热火朝天。
后来，反右来了，她尊敬的两位长者被打成右派，离开了电台。
再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来了，她亲身体尝了另一种现实。
“没有吃的，电台里一个月的粮票定量是男性30斤，女性28斤，我个子小，只给20斤，得了结核或者肝炎的同志一个月一个鸡蛋，但要四个人分，切成薄薄的一片。我的粮票被偷了，不够吃，当时的规定是要是不够，就到街上去捡针槐的树叶，再用平板车拉回来交到食堂总务科换一点粮票。然后，大家在食堂里吃那种和着针槐叶子煮的黑馒头，很难下咽，只好蘸着水吃，吃下去以后在胃里膨胀，一时填满了肚子，但很快就便秘。我在街上把树叶打下来以后，因为拉不动，只好装八成，然后一步步拉到迁移到了复兴门的电台”。
这是五十年代，她在北京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到了文革，父亲被打成“日本特务”，母亲也倍受侮辱，她自己也吃了苦。
母亲在从湖北干校发来的信中写道：
“妈妈不在乎吃这些苦，唯一的痛苦是见不到你们！当年冒着那么大的危险回到北京，如今却被说成是革命的敌人，早知如此，还真不如被日本特高课杀了，也不如在台湾时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下，或者干脆香港回国时坐的那条船被炸了也好····妈妈不知道还能忍耐多久，万一有什么事，你们一定要活下去”。
更令她悲伤的，是许多怀着同样憧憬回国的爱国侨胞的遭遇，他们也都在国际广播电台忠诚地宣传新中国，后来都很悲惨。
陈真说，周围的同事里，至少有十人跳楼或者自缢。
其中最让她难忘的，是一位叫胡懋德的同事的死，那天，陈真在楼下遇到他，本想悄悄和他说几句，但见周围有人便作罢了，因她和他，当时都已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可她刚回到房间，他就跳楼了。她一直难过，痛悔如果当时叫住他说上几句话，或许他就不会自杀。
陈真淡淡地说起这些往事。
只是在说死去的同事和长者时，她的悲愤，仿佛比说自己的父母还多。
这是回国后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
但是，和她在NHK做节目的那几年，从未听她说过这些。
让我写句型短剧的时候，她会很开心地说：“小叶，你帮我把这个‘我要’放进去，找个好玩儿的场面”，然后就是很甜、很可爱的笑。
一说到她先生，就是“我家老马”。
当时想，要是时光倒退三十年，陈真老师该是个多么可爱的女孩儿啊！
野田先生的书中，说到2000年11月25日夜里她从北京打来电话：
“先生，你别吃惊，我得癌了，偶尔去体检，发现胃癌已经转移到了胰腺，马上要动手术。丈夫偷偷在流泪”。
手术后的来信：
“手术后第八天出院了，负责的大夫和护士每天来。丈夫几乎不睡，烟也抽得多了一倍。手术这么顺利，他却每天焦躁不安，如今，反倒是我在安慰他了”。
“今天北京零下7度，窗外，工人正在粉刷，他们该多冷啊。刷墙是北京市府决定的，说是一个月内要把二环周围的房子都刷完。其实老房子的外墙多有味道啊”。
野田说：
“我接触过很多癌症患者，但像她这样的，我从未见过。
为什么会有这么美的女性?”
“于是，我飞到了正在每日输液，服用抗癌药的她的身边，听她讲自己的人生”。
如今，我读着野田先生的书，仍在想：
为什么她会那么美？
注：文中照片和引用都来自野田正彰先生所著《陳真ー戦争と平和の旅路》（岩波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