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前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力？满清也不会让他西南王之的。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清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文程洪承畴，都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是既成事实。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主宰，可是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4年在北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1644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和山西的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道传播途径，因为每次流行都见到??。250年后，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象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直到359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春天。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恐慌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营再虚额，十分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为力。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这才有议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别纷纷献城。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持几天吧？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易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军入城，都是烧杀奸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京城的。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如果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没有别的叛军跟他争，多等一年有何不可？这就是所谓死催。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着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这场大疫，断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山海关。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北而割据。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料到会流行到秋天的，所以才敢冲天一怒。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那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塘。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就驻扎在北京无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象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不仅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部队的战力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是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谈不上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谓人心向背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天时，三国归晋，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三国演义，演义耳！所谓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变天？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在于野鼠群中的鼠疫。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象中毒，把耗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1644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历史，城头变幻大王旗。长平之战历史意义质疑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大战，学界多认为此战重创了最后一个可与秦抗衡的军事强国，是奠定秦统一基础的关键性战役。如靳生禾、谢鸿喜先生认为“战国秦赵长平之战，是几千年中国古代史上规模首屈一指的战役，是由春秋、战国五百年列国林立、割据混战，过渡到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决定性战役”（《长平之战：中国古代最大战役之研究》）。长平之战虽以秦大破赵告终，但评价一次战役，还应在这场战争的整体背景下分析。西方著名的坎尼之战固然是战争史上的经典之作，但对于政治局势却未有根本性的影响，迦太基最终战败更使坎尼的成果化为乌有。长平之战亦不能孤立地看待，此战只是秦与东方诸侯围绕上党和邯郸地区长达九年攻防战之一役，因此有必要考察整场战争的经过和结果。公元前266年范雎相秦，制定了首先收韩的战略，次年秦军向韩发动进攻，拉开了九年大战的序幕，这场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前265—262年，秦-韩阶段。前265年，秦攻韩拔少曲、高平；前264年，拔陉城等九城；前263年，攻南阳太行道，绝之；前262年，取野王，秦“北断太行之道”的目标达到，切断了上党与韩本部的交通。二、前262—259年，秦-赵阶段。韩桓惠王令上当郡守靳降秦，靳誓死抵抗，拒不执行，韩王命冯亭代之，冯亭到任后却以上党降赵，形势骤然改变。赵受上党，进驻战略重镇长平，秦赵宣战。经过三年战斗，前260年秦武安君白起在最后决战中合围歼灭了赵军主力。秦军进而攻取了太原和上党地区。三、前259—256年，魏、楚救赵阶段。秦昭王采纳范雎“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的建议，与赵议和。赵以“秦倦而归”背约拒绝割地，九月秦再发兵攻邯郸，前257年魏信陵君、楚景阳率兵救赵，解邯郸之围并反攻到河东，次年赵亦夺回太原郡，主要战事至此结束。综观这场战争，秦虽在长平歼灭赵军大部有生力量，一度形势极为有利，但秦昭王没有直下邯郸而是许赵割地以和，给了赵喘息之机，诸侯联军最终击溃秦军并反攻秦本土，长平之胜的成果实因邯郸之败而丧失殆尽。结果是秦不仅没有取得韩上党，反而丧失了河东的部分土地，几年后连东方的陶郡也被魏攻占，终无所获。战争中秦的国力损耗极大。齐国败破后秦肆无忌惮地大举东进，攻陷鄢郢、数围大梁、侵掠韩赵，20多年中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战事，而前257至前250年长达七年的时间中却只有两次较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前256年攻韩赵灭西周，此举恐怕也主要为挽救国民信心，战果多半是被夸大了，难以理解秦军既有斩韩军四万、斩俘赵军九万的实力，却在此后多年中无所作为，此外就是前254年对魏的一次惩罚性行动了。秦不仅扩张势头大为减弱，昭王还忧虑道“吾恐楚之图秦也”“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范雎蔡泽列传》）。前254年秦推行“吏谁从军”制度，征召部分低级官吏入伍，可能是出现了兵源不足的情况。秦实力消耗巨大却无所获，不可谓之战胜。魏在前354至前352年大举攻赵，虽力克邯郸但迫于诸侯压力又归还于赵。时人评论“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众庶诽谤,诸侯不誉。谢於翟翦,而更听其谋,社稷乃存。名宝散出,土地四削,魏国从此衰矣。”（《吕氏春秋?不屈》）。秦也显示出了类似颓兆，大多是由于地理条件和国际环境的有利，才没有重蹈魏的覆辙。诚然赵国在此战中元气大伤，但不应对赵的损失做过高估计，古代国家在战败后衰落，大致是几个原因：1、主权、领土、军力、人力、财力的直接损失；2、战败导致派系争斗和地方分裂势力抬头；3、国际环境恶化，外敌入侵。赵虽在长平惨败，但主权未有损害，土地也未被秦割占，只有与燕接界处的武垣叛赵归燕，领土损失轻微。人力的损失固然巨大，但倘若秦军不利用这个良机，人口还是可再生的。国内政治方面，赵国“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不仅没有出现内争，反而团结的更紧了。外敌亦没有乘虚而入，燕国虽曾攻赵，但已是长平战后近十年的事了。从此后的形势发展看，赵国的恢复也是比较快的。前251年已有大破燕军的实力，此后亦曾攻掠燕、齐。即使在数十年后秦发起总攻的最后关头，赵国仍有相当的抵抗力量，李牧先后在肥和番吾击破秦军，以至于秦不得不行反间。智者千虑一失，学者多半只看到了赵的战场损失，却未从战略角度科学地估量赵的实际损失，长平对赵的打击虽然沉重，却远非致命的。另外，关于长平之战赵军的损失数，已多有学者对《史记》的记载提出质疑，冷兵器时代在一个战场投入数十万大军几乎是不可能的，长平山区能否允许这么大规模的部队展开和运动也很成问题。靳生禾、谢鸿喜先生进行实地考察后考证出了秦攻赵的进军路线，其中相当部分为崎岖山路，难以运送兵力，史念海先生以为“有困难还要进军，显示出秦国进行这次战争的决心”，可事实是这恰恰证明秦军不可能有太大规模。如果我们相信《史记》的全部细节，也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赵军不可能有45万之众，秦军亦没有同样的量级。《史记》载赵军战损五万人，处于有利态势且据垒固守的秦军损失不可能多于此数，考虑到五万人中还包括三年前期战斗的阵亡数，秦军损失还要更少。以白起言“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白起王翦列传》推算，秦军总数尚不足十万。所谓“死者过半”当是夸张的说法，但数万人的损失对秦军已是沉重打击，确属无疑，由此也可见秦、赵军数不会太多。事实上，赵国的衰落，并不似齐国从顶峰上骤然跌落，而是类似楚国的情况，是一步步削弱的结果。长平之战只是其中的一步，更重要的是赵燕战争大大地牵制和消耗了赵国。前251至249年燕赵大战，秦乘机攻取了赵的太原；前248年赵攻燕，秦乘虚而入攻取了赵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前237年秦佯装默许赵攻燕，却乘机攻占了赵的漳水流域和河间地区，至此赵国版图大大缩小，遭到极大削弱，加之秦早已据有河内，又再次占有上党地区，完成了对冀南平原的战略包围，缺少的只是对邯郸的最后一击了。因此，赵燕战争和秦取上党才是削弱赵国的关键步骤，赵虽在长平遭到打击，但若以为从此衰落，却言过其实了。过高估计长平之战的历史意义，以至当作奠定秦统一基础的决定性战役，并不合适。袁崇焕因斩毛帅而成为了历史罪人首先，按照明朝的体制袁大人杀不了毛帅；其次，袁大人也不该杀毛帅，他杀毛帅以后使明朝辽东战局急转直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境地，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按照《大明会典》的明文规定，袁大人根本没有资格杀毛帅，而且不论毛帅有无过错，就是有天大的过错，袁大人仅杀毛帅一项就可以被凌迟了。明朝设立了以都察院为主体的、自成体系的专门监察机构，号称“风宪”衙门。明太祖又升都察院的品级，设左右都御史为主官，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次之，都御史号称“总宪”。袁大人的头衔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是个二品风宪官，虽然他这个官位不低，可按照《大明会典》里祖制之规定，他是杀不了毛帅的~！《大明会典》里对于犯事的总兵之处置是有严格规定的——“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复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而即便袁大人有“尚方宝剑”也没有用，因为持有“尚方宝剑”并非意味着想杀谁就杀谁。明代巡按等都奉有“尚方宝剑"，具备极大的权威，但却是只能“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明史-职官志二》卷七十三)。对于地方各省五品以上大员可以据实“参纠”，六品以下官员“贪酷显著者"当即拿问(《大明会典》卷二一)。而毛帅官拜左都督不仅是一品大员，且为东江镇的总兵镇守官，还是同样赐了“尚方宝剑”的节将，袁大人如何能杀得了毛帅？按照《大明会典》的明文规定：“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复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可袁大人居然杀了毛帅，这是严重的违制，完全是私刑，视国家法典为无物，是完全置若罔闻的自行其事，实属胆大妄为之举。崇祯在袁大人出关时分别收回了王之臣和满桂的“尚方宝剑”，但却有意没有收会毛文龙那把。而袁大人的官衔里只有“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却没有毛帅的东江镇，崇祯这种安排和部署就是不让袁大人干涉东江镇的事务，所以袁大人杀毛帅完全是越权，且视皇帝的安排和部署为无物，连持有“尚方宝剑”的钦差都敢擅杀，已经属于“大逆不道”、“谋危社稷”的重罪，仅此在《大明会典》中就已经属于凌迟之罪了。综上所述，袁大人杀毛帅是藐视王法和圣意的大逆不道之举，而他的这个作为对辽东战局的影响更是危害甚大。从1622年熊廷弼“坚壁清野”开始，明朝的辽东防御经历了王在晋、孙承宗、高第、王之臣、阎鸣泰等经略或督师，最后到袁大人放后金入蓟门足足有7年时间，在从1622年到1629年这么长一段时间就只有袁大人出了大问题。从1622年开始的“坚壁清野”政策在1627年已经致使后金经济状况异常糟糕。经过战争蹂躏的辽沈地区，经济惨遭破坏，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又由于后金实行屠杀与奴役的政策，人口大量逃亡，壮丁锐减，田园荒废，加上天灾接踵而来，经济情况更恶化。皇太极即位才半年，即第二年春上就是个大荒年，“国中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每斗米价银八两，可即便有银也买不到粮食，各地相继出现了“人相食”的可怕景蟆：后金这时候四面被封锁被牵制日子很不好过，更为严重的是没有一粒粮食能接济进来，断绝了互市以后连食盐都短缺，若去劫掠明朝则要经过赤地千里，而坐吃山空又会饿死，甚至被奴役的汉民也因为有了毛文龙的东江镇而纷纷逃散，后金在天灾的煎熬下还逐渐失去经济基础和生存的依托，长此以往必将一步步被迫入了绝地。尽管后金狗急跳墙攻击朝鲜，和朝鲜结为“兄弟之盟”，但却没有获得多少粮食。原因有二，一是朝鲜对后金的敌对情绪很大，不愿意主动提供粮食；二是因为朝鲜在那个时期也遭了灾荒，自己粮食也不够吃。朝鲜在1627年因袁大人不策应而被迫向后金妥协，但本身也遭了灾，为了给后金纳粮,“八道粮仓全空,倾尽国有”才向后金上贡献了二千石。(《朝鲜李朝实录中所见之中国史料》)此后，朝鲜对后金的抵触情绪更大，根本不太可能再为皇太极筹集太多粮食。《李朝实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两西空虚，六道未得耕种”说明朝鲜本身也处于“小冰河期”（LittleIceAge）里严重的灾荒之中；从“开市已定日期，而京中商贾绝无人往”中可知朝鲜当时的抵触情绪之大；而“新经兵火，财畜荡然，中江开市亦恐无以成形”更是说明朝鲜已经对后金开始阳奉阴违了。此时，要解决后金的饥荒皇太极只剩下向关内筹集粮食一条路走了。此时，只要断绝一切马市，不让一粒粮食流入辽东，同时通过东江镇继续招抚辽东的流民，即可将后金生存和发展的依托逐渐抽空，一步步将其迫入灭亡的绝地。可袁大人却在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不顾朝廷诸大臣的反对和崇祯的数次严厉斥责，强行在宁远给投靠了后金的蒙古部落束不的部开马市。在《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在束不的部里还有四百满人谍哨：“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显然是为后金买粮食，这在关外几乎是人尽皆知，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向当时视察辽东防务的翰林院编修陈仁锡进言，要求“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可不知道袁大人是怎么想的，铁了心的要给后金筹集粮食，完全置若罔闻，其行径无疑是“以粮资寇”。谈迁的《国榷》中也提到：“朵颜三卫（束不的）及建虏（后金）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积谷，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可尽管袁大人“以粮资寇”，但那点粮食也解决不了后金全境的饥荒，只能作为后金南侵的军粮。此时是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从皇太极让蒙古束不的部来筹集粮食来看是准备入关劫掠了，但具体如何实施还没有确定，其入侵计划对内都是保密的。当时，后金要想解决粮食问题必须入关掳掠，但却有两个问题，一是关宁防线不能突破；二是由于东江镇的牵制，使其不能远途而绕道回避开关宁防线入关。此时，袁大人只要守住孙承宗修筑的“关宁防线”，并支持和壮大东江镇，继续抑制住后金远途袭扰的能力，便可以不战而大挫后金，并且使其逐渐失去生存和发展的依托，逐渐将其逼迫入绝地。但袁大人在有了“关宁防线”的基础上，还去大兴土木修锦州，这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修建锦州是天大的错误，锦州本来就是个容易被后金切断后路的地方，“宁锦大战”和“松锦大战”都证明了这个问题，解放战争时期的塔山阻击战也是因为锦州非常容易被包围和阻断，所以蒋委员长才败得那么惨，孙承宗知道利用宁远以北的锦州一带的地形作为断后金归路和粮道的战场，而袁大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先后两次去修锦州，结果导致两次大战明军都被动挨打，最后还被后金断了粮道，可以看出袁大人不仅是一个没有战术常识的书呆子，而且还是一副死脑筋。袁大人“出宁远，修锦州”其实就完全否定了孙承宗四年守辽的成功经验，是为修城堡而修城堡，纯粹是没有起码战术常识的表现。明朝当时许多将领都反对在锦州驻防，就在袁大人于崇祯元年（1628年）上任之前的几个月，明军将领经过讨论最终放弃了锦州，可后来袁大人这个奇货，为了作点政绩工程大兴土木的修锦州，结果坏了大事。他不仅把朝廷当时极为有限的资源空耗到锦州这个非扼要之地上，而且还把蓟镇的精锐拿来充实“宁锦防线”，这等于是让本来特别需要加强的蓟门更为空虚，为后金蓟门入塞作了准备。在削弱了蓟镇防务和为后金准备好南侵略的粮食以后，袁大人为后金蓟门入塞作了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杀毛帅而毁东江。他杀毛帅毁东江之后，等于是解除了后金这条疯狗饿狗脖子上的链条，让它能到处疯狂的乱咬。在毛帅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在双岛遇害后，仅过了七天，即六月十二日，皇太极便在沈阳宣布：“整旅西征……”，随即命令赤峰及以北地区的蒙古各部打造船只，用老哈河转运由束不的部从大凌河运来的粮食，而此番部署乃是从蓟门入塞的标志，老哈河由岭西附近穿越长城，岭西西南不远处就是蓟抚的驻地遵化，而岭西和遵化之间必经三屯营，这就是后来赵率教战死的地方。该部署在同年三月崇祯批驳袁大人开马市时还没有，由此证明皇太极虽然准备南侵，并已经开始筹集粮食，但路线确定为蓟门却是在他知道毛帅被杀以后，且此时才将入关的路线确定为蓟门，否则他三月就应该命令赤峰一带的蒙古各部落打造船只而不是等到六月。可以说，袁大人不大兴土木修建锦州，并增加锦州的驻军，明朝是有时间和财力提高蓟镇防御能力的。而袁大人作为蓟辽两镇的督师，他有调度和部署两镇兵力和防务的权力，他“厚”锦州而“薄”蓟镇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败笔。事实是若袁大人不修建众人都反对而之前刚刚放弃且后金占了也不想要的锦州，明朝没有任何理由不加强蓟镇的防御，蓟镇的防御也没有任何理由被削弱，而修锦州以后明朝有限的财力和兵力都耗在锦州了，蓟门自然空虚了。袁大人出关这一切哪里是在给明朝办事，完全是在给后金张罗。他“修锦州、空蓟镇、杀毛帅、毁东江”的一系列动作，就好比把自家的后门板拆了装到尚且完好的前门外，然后解除了一只被栓的饿狗疯狗脖子上的链条，最终连栓狗的柱子也毁掉了，此时要防止这只饿狗疯狗进屋还有可能吗？而就算拆了后门，不去解链条和毁柱子那疯狗也没有可能进来啊……袁大督师出镇山海关并总领蓟、辽两镇的时间是从1628年八月才开始的，到了次年的十月仅一年多一点皇太极就蓟门入塞了，前面那么多年都没有的事情，怎么袁大人一掌握辽东镇、蓟镇、东江镇的极权就发生了？值得一提的是，袁大人权力最大他连巡抚都请撤了，他银子费得也最多，受皇帝的支持和信任也最多，大话更是多——“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必不令敌越蓟西”（全部落空），可结果却异常的糟糕，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分析了袁大人出关的作为以后大家自然清楚了，毛帅一死再无人能牵制后金，辽东战局于是急转直下直到最后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切都要拜袁大人擅自“斩帅”所赐~！袁大人斩毛帅无论从法理上，还是战略上，都是罪大恶极的。袁崇焕杀毛帅是胆大妄为的严重违制且罪孽深重，他斩毛帅的举措让后金完全没有了牵制可从容绕道蒙古入塞，他的作为亲手将自己精心修筑了所谓的“宁锦防线”废掉了，成为了一条只是摆设的“东方马其诺防线”，在1629年、1634、1636、1638、1642年五次被后金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证明了一切……袁大人斩毛帅这一举措没有让自己成为明朝辽东防务的“中流砥柱”，反而使自己成为了明朝灭亡过程中毁坏“中流砥柱”的历史罪人。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矛盾、分歧及其解决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中对峙和冲突的一种特定形式，“冷战”至少具有两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特征：其一是具备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即对立双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价值取向作为一面旗帜，强调对方存在的非正义性，尽管意识形态本身未必就是他们各自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其二是表现为明显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对立双方都是以形成某种政治、军事的国际集团方式参与冷战的，而美国和苏联则分别成为这两大阵营的首领。亚洲的冷战同样具有这两个特征，这在朝鲜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国际历史学界长期讨论的题目之一，至于对冷战（特别是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研究，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中苏关系，而对于大国与小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则相对较少专门的研究。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作为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这一案例无疑具有典型意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人们只知道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在战争中培养起鲜血凝成的友谊，却不了解中朝高层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决方式，与冷战在亚洲的格局有着密切关系。本文拟依据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披露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其得以缓解的途径，以便使人们对此期中朝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分析这种紧张状态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以及对亚洲冷战格局未来发展的影响，但希望本文的论述将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过程，通过近几年来学者们对中俄双方档案材料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至少是毛泽东本人）早在战争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前，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始终拒之门外。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态，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来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在4月10-25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美国不进行干预，其次是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证，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而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的想法，并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尽管毛泽东对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电报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在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在中国攻占了台湾以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我们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见的。战争果然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鲜。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周还说，目前在东北已集中了3个军12万人的兵力，希望苏联能够提供空军掩护。7月4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NextPage]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然而，朝鲜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7月10日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尽管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曾在中国工作过，此时常到使馆吃中国饭，但显然是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他也从不谈及内部的军事情况。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13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限期完成。8月19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来华帮助修订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尤金院士长谈，其中特别谈到，如果美军继续增兵，仅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美军，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的。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讨论战争形势，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仁川-汉城和南浦-平壤这样的主要枢纽地区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应考虑到将来退却和重新部署兵力的问题。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朝鲜领导人置若罔闻。究其原因，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问道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 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在当时的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出动，无论是在后方防御美军登陆，还是在釜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对中国出兵心存顾忌），朝鲜方面也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成功以后，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并抱怨说，中国领导人除了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不掌握任何情况，甚至驻平壤的中国大使也收不到关于军事形势的作战通报。周恩来还指出，在军事问题上同北朝鲜领导人的接触很少，中国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试图派一些高级军事干部去北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周恩来建议，如果人民军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就应将主力北撤，并建立突击部队以备万一；应当利用西方对中国和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罗申答应立即报告莫斯科，还建议派一位负责干部去朝鲜弄清情况，消除误会。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方面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至于目前的军事部署，同意中国提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北撤的建议。9月21日刘少奇进一步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也有信心打败美军。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威胁到北朝鲜的生存，中国必须帮助朝鲜同志。同日，周恩来告诉罗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准备长期作战”的讲话外，北京还没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尽管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也曾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但朝鲜方面对此始终毫无反应。直到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才做出请求苏联和中国出兵的决定。经过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间内结束。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鲜领导人也是先试探莫斯科的态度。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征求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见，在什特科夫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后，感到“混乱、失落和绝望”的金日成和朴宪永不得不硬着头皮给斯大林发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万般无奈的金日成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尽快派已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过江，支援朝鲜作战。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朝鲜领导人从内心是拒绝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分析个中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金日成过于自信，对局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其二是中朝两国历史上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出兵有某种担心和忧虑，所以金日成宁可依赖苏联也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仍然困扰着中朝关系。二、关于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日至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但毛泽东本人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控制咸兴和新安州。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彭德怀当然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人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3、朝鲜严重虐待俘虏，甚至殃及英、美使馆人员的问题，彭德坏对此婉转地提出了意见，金日成收下彭介绍中国战俘政策的亲笔信后，未置可否。4、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但实际上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也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毛泽东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的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地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毛泽东要彭观察金日成的反应。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得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下仍分为两个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金日成返回朝鲜后，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3军团的部署，令其就近听从志愿军9兵团宋时轮指挥。彭德怀对此表示满意，并反复指出，“人民军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一套严格的苏军军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学习的”；指令9兵团干部，应以学习的态度去了解第3军团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介绍中国建军中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经验”，但如与对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运”。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人民军共有7个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除了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也需要联合行动。1951年1月初，扎哈罗夫通告，苏联空军两个师将于近日入朝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线。此外，4月初中方空军将有5个师、朝方空军将有3个师参战。因此，在苏联顾问的赞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统一的空军指挥部。后经中朝协商，于3月参照联司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双方语言不同的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加上长期以来朝鲜对中国依附和朝贡的历史因素，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的确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是势在必行的结果。三、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26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鉴于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且“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1月9日上午，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1月11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金、朴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要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美军消灭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再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月14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这样，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是受到其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影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这种情绪下，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有认真考虑此时联合国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决议案，从而失去了一次尽早结束战争的有利时机。四、关于铁路运输的管理体制问题 随着志愿军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中朝军队的后方补给线越拉越长。这时，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到1950年底，朝鲜的“工业生产已完全停顿”。为了恢复和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以后，朝鲜政府便做出了“关于1951年第一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等一系列决定。特别是1951年2月22日“关于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铁路“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保证国民经济运输的任务”。于是，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制方面的矛盾随之爆发。志愿军出国作战，由于朝鲜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资源不足，致使部队供应不能取之于当地，而美军装备精良，机动性强，亦无法取之于敌人。因此，物资和装备基本上要靠国内运来。但朝鲜山地多，运途远，且路况十分恶劣，而志愿军汽车数量本来就不足，加上敌机日夜轰炸，损失极大，公路运输力量更显紧张。于是，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突出。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还请求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11月6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人民军铁道抢修部队、朝鲜铁路员工并肩作战。为了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员及时转运，彭德怀在11月16日与高岗会见时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挥机构的设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方先后派人来朝，经使馆安排多次同朝方有关人员商谈，但均未有结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洽谈后，才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到12月底，中国方面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余光生为政委、叶林为副司令员的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后改为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负责组织支前运输，并指挥抢修铁路；同时，在球场临时设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由中朝双方共管，并充实了力量。1951年1月22日至30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后勤会议，专门研究志愿军后勤工作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志愿军各军后勤部、各分部以及东北军区后勤部、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吕正操等领导人，专程来沈阳参加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经过这些努力，使中断的铁路运输，在球场、定州以北（共延长384公里）恢复了通车，1951年1月即接运2944列车，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军管局管辖范围内的1391公里线路中，通车线路已发展到1321公里（东达释王寺，南到南川）。尽管铁路线大体通车了，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矛盾并未缓解，除了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外，最严重的问题是铁路运输内部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调度。由于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互不了解，强调各自的重要性，争车、争路、争时间，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车，急需的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熙川以北山洞严重堵塞（如1950年12月底积压重车竟达329辆）。铁路军管局虽然成立，也由双方共管，但中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针上，究竟应该采取军管方式，还是仅仅实行军事代表制，尚未确定；在运力分配原则上，究竟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还是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也有争论。再加上组织机构极不健全，人员思想情绪不够稳定，铁路运输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为此，彭德怀向毛泽东抱怨：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从而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已经迫在眉睫。关于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问题，早在12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确定了基本原则。金回到朝鲜后对柴成文说：“前些时候关于铁路运输的军事管制问题，中国同志多次与我们的同志商谈，我们总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什么也谈不上的道理”。并说，“这件事在北京已经商妥，请你转告高岗同志，就由他委任铁路人员去办吧”。但实际上在具体谈判中却困难重重，阻力甚大。1951年2月19日，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叶林（东北交通部部长）、张明远（东后司副司令员）、彭敏（铁道兵）报告：在谈判中，朝方往往对问题考虑不周，提出的意见前后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确的。第一，在中朝双方的运输量超过朝鲜铁路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反对中方提出的“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的原则，而对朝鲜经济恢复的考虑较多。按照朴宪永的话说，经济就是政治，这个问题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岗出面解决。第二，要求朝鲜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虽同意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为正，朝方为副，受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但须与交通省合署办公，并建议中国也成立类似朝鲜军事交通局的机构。第三，在铁路管理机构问题上，反对实行军管制。朴宪永提出恢复朝鲜原各铁路管理局，而将已经成立的临时铁路军管局改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双方在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军管与铁路行政合而为一是战时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有效办法，而铁路军管局则是中朝联合实行军管的具体组织形式。对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对，而是自行成立了军事交通局，对铁路进行控制，还恢复了原管理局机构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号令），实际上削弱和限制了军管局，使其无法完全行使职权。为了尽快达成协议，周恩来做了妥协，除坚持“在联司指挥下设双方统一的军管司令部，统一进行抢修护路及调度车运”外，同意“在目前作战时期，朝鲜铁路行政仍需朝鲜交通相管辖”。对于中方的这个让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与朝鲜交通相朴义完逐项谈判时，朝方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除铁路行政系统仍归交通省领导外，一、军管局仅负责制定计划，其作用只是对铁路运输进行检查和监督；二、铁路抢修工作另成立联合机构，委托交通省领导。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已经建立的中朝联合军管机构。鉴于朝方在谈判中反复不定，双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问题复杂，关系重大，即使形成纸上协议，也难以改变实际状况，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干部来此慢慢谈判”。彭德怀亦无可奈何，提出将交通省的意见呈金日成，由双方政府出面解决，只求朝方能“确保军运如数完成，确定铁路管理和运输的具体办法”。[NextPage]随后，针对朝方的三项原则，即铁路行政隶属朝交通省；成立中正朝副的联合军运司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统一铁道兵团司令部（即中方所说抢修司令部），高岗提出五点商榷意见：一、坚持对朝鲜铁路的军管制度，但可实行军事代表制，在联运司下设各级军事代表，中正朝副，军事代表对一切军运有最后决定权。二、联运司设沈阳，派总代表驻朝交通省，监督军运计划执行。三、要求朝方保证联运司与其总代表及各级军事代表间电话畅通。四、成立统一抢修司令部，受联运司领导，同时受朝交通相及联运司指导。五、在朝中国员工受朝铁路局领导，其政治工作则受中国军事代表直接领导。叶、张、彭据此与朝交通相再次谈判。除对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尚未明确表态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岗的五点意见，但要求确定朝交通省对其所属各铁路管理局行使管辖权。关于运输问题，朝方同意原则上全部通车，由联运司审核批准军用物资和国民经济所需物资的运输比例。至于交通省及其所属各管理局，朝方请中国派人任副职。双方商定，将谈判记录整理签字后，呈报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况后，周恩来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争取能在记录中列入有关联合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内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叶、张、彭在记录上签字，并将全文带回北京。恰在此时，莫斯科的意见到来，扭转了局面。据当事人张明远观察，中朝会谈之所以争执不下，其实质是联运司领导权的归谁所有的问题。中方代表认为，当时朝鲜的铁路和机车大部被毁，铁路运行的车辆主要是中国开来的，而抢修线路、运送物资的部队和司乘人员都以中方为主，甚至维修线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鲜铁路员工的供应也都是由中方负责。从这些实际情况看，朝鲜方面难以协调指挥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所以，战争期间的中朝铁路联运应由中方牵头。但朝方以及苏联驻朝鲜顾问坚持认为，对铁路运输的管理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必须由朝鲜领导。对此，周恩来曾指出，问题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并表示要同苏方协商，以求妥善解决。就在周恩来电告中方代表准备在谈判记录上签字的当天，斯大林来电表示了苏联的立场，全文如下：“我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刚刚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意见，即为正确组织部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这个意见的，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将损害朝鲜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了顺利地进行解放战争，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为朝鲜本身的利益着想，中国和朝鲜之间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国家关系。”周恩来当即将这一电文转给高岗和彭德怀，并表示可以继续“力争联合铁路修复司令部归联司或运司指挥或仍进一步提议将朝鲜铁路管理局置于军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暂缓签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请朝交通相到沈阳再谈。在此后的谈判中，中方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4月16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需要，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5月4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对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力分配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协议精神，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刘居英为局长兼政治委员，金黄一（朝方）、黄铎为副局长，统一负责朝鲜战区铁路运输的管理、组织与实施。军管总局下设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个分局，共有援朝员工1.2万余人。8月1日，在沈阳成立了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联运司），受中朝联合司令部直接领导，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司令员，张明远兼政治委员，南学龙（朝鲜铁道副相）、刘居英、李寿轩、叶林为副司令员，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联运司的前方派出机构——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刘居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黄一、李寿轩为副司令员，负责指挥和协调军管总局、抢修指挥部和铁道高炮指挥部的工作。铁道兵团增加为4个师又3个团，还有援朝工程总队，总人数达5.2万余人。从此，在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下，铁道运输部队、抢修部队及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协同行动，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作战方针，大大提高了铁路运输效率。铁路管辖权是中朝争论中唯一涉及朝鲜内政和主权的问题，彭德怀在1959年受到批判时对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强调的，对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是在战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处理办法，并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将铁路交还朝方管理。不过，在莫斯科干预下强加于人的做法，毕竟给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五、关于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问题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并决定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毛泽东随后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接着又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他们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据苏联大使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从北京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的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并在谈判区的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苏联大使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或许是考虑了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了新建议，除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的概数，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当转报菲利波夫同志征求他的意见，得复再告”。同日，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尽管金日成在回电中表示赞同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但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作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他们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领导人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NextPage]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这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对北朝鲜的统治。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总之，上述中朝领导人之间矛盾和分歧发展及其解决的过程，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当国家主权利益与整个阵营的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必然是前者服从后者。总体说来，中朝之间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各自利益的对立，而是阵营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与当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鲜提出）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苏联立场的偏向，也并非仅仅是考虑到照顾中国的意见——尽管相对来说莫斯科处理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为中国的主张比较符合斯大林认定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冷战中的总体利益。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所谓共同利益或总体利益，一般是依据在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领导人的认识和理解确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这种共同利益，或阵营中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中朝关系是如此，中苏关系也是如此。刘少奇对文革的责任在中国共产党官方的文革历史中，刘少奇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他代表了和以毛泽东、林彪为代表的在文革中掌权的极左派所不同的党内务实派。但在另一个方面，这种区别总的来说又是同一个领导集团内部在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刘少奇在毛泽东一旦作出决定后总是全力贯彻，他本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也是一个事例。同时在导致自己垮台的文革问题上，刘少奇也有无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为什么呢？这首先是因为刘少奇直接领导了为发动文革扫清道路的“四清”运动。让我们翻开尘封已久的档案，看看“四清”运动中的刘少奇吧。也许，透过对照刘少奇这个参照物，我们能更加客观的看待文革中的毛泽东，林彪。
1960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于4月1日至5月15日到湖南的宁乡、长沙两县农村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刘少奇先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塘生产队呆了五天，9日到湘潭市郊荷塘公社许家垄生产队，三天后，即4月12日，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刘少奇蹲点18天，是他整个湖南之行蹲点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到的地方。之后，刘少奇回到故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作了七天调查，又继续看了一些地方后，回到长沙，结束了调查。这次调查，成为刘少奇“模范执行中央决定、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重要资历，成为他后来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题材，也成为他订政策、发批示的参照。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刘少奇提到：“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祸’”，凭的就是这次调查。
在这里加以特别说明的，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长达18天之久的蹲点调查。
天华大队原来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立起的一面“红旗”。刘少奇来以前，中央曾派出胡乔木和人民日报的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调查组认为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然而，刘少奇通过18天的蹲点调查，却得出了和中央调查组不同的结论，认为这个队有问题，生产和其他工作并不是最好的，而是中等，并且和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有关彭梅秀事件，大家可以自己详细的看）发生了严重的面对面的冲突。同时敢于动用“大兵团作战”来对付反对他的人。以至于彭梅秀在一年以后死亡。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刘少奇的另一面，那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善于搞斗争、善于整人。在政治运动的残酷打击迫害下不幸死亡的刘少奇，本人也是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人、迫害人的内行里手。如果说，刘少奇死亡的原因，是文革运动对他的打击迫害，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刘少奇亦应该为彭梅秀的死负一定的责任。也正是这次的调查，为刘少奇的“四清”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60年起，毛泽东退居中央领导层的二线，由刘少奇领导日常工作。1963年2月，刘少奇主持了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为运动定调。在那段时间，他不但强调中国会“变修”的危险，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而且对毛泽东提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作出了“可以造反”的回答。在运动展开后，当刘少奇听到毛估价说有20%的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腐化变质的干部手里，周恩来彭真等人说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权力被坏人掌握时，他进一步夸大说不止三分之一，尤其是在城市、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所以，革命非搞不可”。在那几年里，毛泽东提出一个话阈缘募馊窨捶ǎ�跎倨婢徒庸�窗阉�馐统伞⒉僮骰�晌�桓觥按蚧饕淮笃�钡木咛逭�撸�飧龌ザ�问皆谖母锴凹改暌恢背中�拧Ｕ馕抟墒墙舾��慕准抖氛�砺郏�壑の幕�蟾锩�谋匾�浴Ｄ压止�谘д咝ざ��诼凼鏊那逶硕�辛跎倨婧兔�囊恢率敝赋觯骸?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要来做文章了”。因此，四清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推动的，特别是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亲自坐镇指挥四清运动。
1963年5月2日至1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简称四清前十条），这个文件，除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之外，在操作层次上，并没有强调刘少奇主张的“大张旗鼓地处理”，而是提出比较温和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可是，我们的刘少奇同志根据他在天华大队的“经验”以及他一贯紧跟毛的作风。发展出了一整套的“工作方法”。
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同到河北抚宁县蹲点的王光美的谈话中说：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都有根子，要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由此，打开了层层追查干部、人人过关的大门。
8月16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强调了刘少奇所特别偏好的另一个工作方法，即“大兵团作战”：“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关于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我后面详细论述)。
9月，由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最後定稿。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份文件的主要特点是：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并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的就不能依靠。所谓“扎根串连”，是指象土改时那样，由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找到村里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从而“扎正根子”，作为建立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基础。当时领导江苏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后来检讨说，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将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薄一波同志认为，刘少奇的作法“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这里薄一波所说的“左”，就是指粗暴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和群众。
在《后十条》和刘少奇的多次有关四清的讲话中，也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发在第一位，但在刘少奇的前后文中，发动群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基层干部，一种“上层联合下层对付中层”的权术。和一切精英的看法所略同，刘少奇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看作是一种“双刃剑”：“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这里描述群众的主要参数指标，是其“热度”、“火候”、“空气”等等－－典型的塔尔德或勒、朋式的语言，在这里群众更近似爱起哄、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集体智慧的、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群众。
在印发《后十条》同时，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正式转发给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这就是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份洋洋六万多字的冗长文件，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介绍她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进行四清的经验。这篇报告所介绍的“桃园经验”，将刘少奇所主张的各种运动方法，如领导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掌握群众运动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桃园经验》的确是王光美花费了心血的，这个录音报告听一遍就要五、六个小时。该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帐、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过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一） 秘密扎根串连
《桃园经验》开头说到：“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神秘化心态鞠然可现。根据王光美的报告，当地干部为工作队提供了26个根子，工作队认为其中只有14个是合格的，工作队自己又发展了11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说话，选他们作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来者进村后，神秘莫测地、简单机械地、强加式地给村里的人口作分类、打标签，当地人会做出什么友好反应。有关资料透露出实际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队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光荣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说：“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王光美按照刘少奇“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进村后让大量的工作队员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搞神秘活动，物色所谓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众放在一边，对中农也不交代政策。寻找一个根子，往往半个月。工作队进村一个月，才找到了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由于清规戒律特多，就一个也没找到，其中还出了不少笑话。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产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明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
（二） 对待干部和群众
《桃园经验》说，工作队发现：当地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干来吓唬他们。工作队的对策就是：发动群众，前后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来看，这些操作是怎样实行的。据后来群众组织的调查，桃园四清一开始，就把全村干部通通赶上了楼，大搞人人检查过关。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群众放包袱512个，“受教育”者达95％。
（三） 运动群众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後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法。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利用群众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不从实际出发，而是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其次，刘少奇还在文艺战线上紧跟毛，开展大批判。1964年一月刘主持中宣部和文艺界座谈会，传达毛指示，他认为京剧有反党动机，提出也是影射党，把两位作者孟超和田汉打成反党分子。不久他又在和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中国文学艺术有”根本方向性“问题。这都为文革首先在文艺领域展开制造了声势。
当文革进入紧锣密鼓的发动期后，刘少奇也没有做过任何抵制的活动，相反，他基本上是企图紧跟毛的。例如，当毛决定打倒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时，以刘少奇对这些人的了解，他不会不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但他不但在党内会议上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而且在很多对外场合喜形于色地告诉外宾说中国挖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当文革正式开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一段时间，让刘少奇主持工作。刘利用他掌握的权力派出工作队，到很多单位挖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尤其在学校中，声称要定几十万右派。1966年6月，刘少奇在和派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谈话时说那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可以肯定的了”。他还对如何揪斗这位老革命和中学校长作出了这样的部署：“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少奇在被打倒前的这些言行“澄清了一些流行的历史错觉”，“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这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这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共和国第一大将军——粟裕的政坛起伏我共和国的开国战争和后来的朝鲜战争中，应该说有三个人战功最突出：林彪，粟裕，彭德怀。
林彪和彭德怀的政治起伏已经被谈论的很多了，现在我想谈谈粟裕一生在党内的起起伏伏。
粟裕(1907-1984)，湖南省会同县人，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十大将军之首（其实应该给元帅军衔），几乎全部得意于他的军功。尤其在46年到50年间，当时军内能与粟裕战功相提并论的仅林彪一人。但1958年后，粟裕受到了错误的批斗，从此淡出军队的核心，直到辞世，在故后十年才被平反，可惜可叹！粟裕常说：“勤勤恳恳打仗，战战兢兢做人”。谦恭的粟裕在军事上是满分，在政治上却最多也就能得及格（政治上不及彭老总，更远不及林彪），下面就主要从他和主席的关系上看他的人生起伏。
（一）信任的开始：
1944年，当粟裕率领只有数千人的部队在苏北车桥歼日伪军逾千的捷报传到延安窑洞，慧眼识将才的毛泽东当场说了一句极有预言性的话：“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二）惊喜的开始：
1946年7月，粟裕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的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发给战略区首长，介绍这一“造成辉煌成果”的经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土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毛泽东将粟裕的经验推广到全军学习。
（三）大胆的任用：
华东野战军成立后，毛泽东电告陈毅：“具体作战由粟裕同志负责。”
1947年8月，粟裕在将欲围歼整编74师的布置发中央后，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来电：“究竟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立断，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并最终粟裕精彩的完成了痛歼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的壮举。
（四）成为心腹爱将：
1948年5月，西柏坡城南庄，从不出门迎接党内同志的毛泽东，竟大步走出门外，与粟裕长时间握手，并意味深长道：“17年了！”17年前，粟裕担任红12军64师师长，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先擒张珲瓒，后打谭道源。抚今追昔，两人都很激动。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改变了原来马上渡江的计划，听取了粟裕的意见，就有了后来扭转中原战局的豫东战役，
孟良崮战役之后一周年，气吞山河的毛泽东在西柏坡向粟裕面授中原大战机宜时问粟裕：“去年，也是在这个宜人的5月，你们在山东打了一仗……”“在盂良崮。”粟裕回答。“战果如何？”“全歼74师，击毙敌酋张灵甫。”毛泽东含笑鼓掌：“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74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栗裕脱口而出：“蒋介石。他大喊，我的精锐之师遭此惨败，实在没想到。”毛泽东：“还有一个人呢？”栗裕，“陈诚？”毛泽东：“不足挂齿。”粟裕：“何应钦？”毛泽东：“何足道哉。”粟裕，“白崇禧？”毛泽东：“离题千里了。”粟裕：“那么是谁呢？”毛泽东：“第二个没想到的就是我毛泽东！”
（五）绝对的信任：
1948年6月在豫东战役忻�蠖�吹缤耆��馑谠５囊饧��⒅赋觯骸罢馐悄壳扒榭鱿碌恼�贩秸搿！辈⑽薇刃湃蔚刂甘舅谠＃骸扒榭鼋粽攀倍懒⒋χ茫�槐厍胧尽！?
此战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六）对爱将战功的欣赏：
1948年开始的淮海战役共歼敌５５．５万人，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就歼敌４４万人。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
（七）主席眼中独挡一面的飞将军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栗裕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决定这一战役仍由栗裕指挥
。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直接点将要粟裕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兼政委，肖劲光为副司令，准备指挥军队入朝，但粟裕却突然发病并住进了疗养院，毛泽东后点将林彪，同样发病，后点将彭德怀入朝。
（八）没有成为元帅
1955年，中央在讨论到粟裕军衔问题时，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予了粟裕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德笑了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么！同时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
粟裕辞帅后，罗荣桓元帅也提出辞帅，被主席否定。在正式公布军衔之前，消息已在将军们中传播，徐海东大将马上提出自己军衔太高，周总理批示：“不高，也不低，正好！”当得知粟裕辞帅为将后，许光达大将也要求辞掉大将军衔。后来直爽的许世友上将找到总理，要求自己当大将，总理说：“粟裕也是大将呀！”许将军就不再说话了。所以，后来人们说：“粟裕震大将”。
当时，粟裕是真心辞帅，还是迫于人际关系压力，现在不好定论。
（九）当上倒霉的总长
1952年，粟裕当上了副总参谋长，1954年后，当上了总参谋长。在战争年代，坚持己见的粟裕往往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味道浓厚的总参，不喜曲意迎合，常常坚持自己观点的粟裕，在工作中深深得罪了聂荣臻和彭德怀，为自己失意的后半生打下了伏笔。
性情比较暴躁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往往对粟裕出言不逊。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彭德怀就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不这么写，彭老总会说：“你又越级！”总参和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关系恶劣。为了保证国防工作的顺利，贯通帝王心术的毛泽东只能选他们中的一个留下。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在听到过众多中央领导人对粟裕的意见后，毫无疑问要舍弃粟裕。
后来陈赓（大将）曾对粟裕说：“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
（十）1958年5月，开始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始错误的批评粟裕：
1958年，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肖克等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均遭到了错误批评！
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说：“要把粟裕批倒批臭！”在会议上，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都猛烈批评粟裕，林彪，罗荣桓也没有能够主持公道。
当粟裕解释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任时,彭德怀马上说:“这正说明你阴险!”聂荣臻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林彪为了使彭德怀得罪所有遭批斗的同志，甚至说：“这次会议，我们要紧密团结在彭老总身边！”使得大会气氛完全被彭德怀的冲动情绪感染，粟裕错误被无限放大，几乎成了一无是处。在会议上，面对巨大的压力，粟裕被迫一次次的承认乌有的批评，一次次认错。
当然，也有的将军，尤其是一些上将，中将，很多人为粟裕辩白：“我在粟总长手下打了这么多年仗，我怎么就没看出来粟总有野心？！”也有人直接说：“军委的意见我不能理解！”甚至同遭批评的叶剑英元帅也说：“粟裕怎么会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看最多是有些骄傲罢了。”毛泽东曾向被自己封为终身海军司令的萧劲光（大将）征询对粟裕的看法。萧毫不犹豫的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
此后，其实并不想完全整倒粟裕的毛主席讲了句公道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后来，在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军委成员的努力下，批斗粟裕最终没有成为敌我矛盾。
不过，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军委扩大会议虽然于7月2日结束了，仍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粟裕诬为“里通外国”。这就使毛泽东对粟裕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毛后来说过：“只要不是里通外国，错误就还可以挽救。”）不久后，毛泽东甚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结果，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9月，粟裕向黄克诚交接了总长。总理会后马上找到粟裕：“我不管你干什么，任何人让你粟裕离开北京都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这样，粟裕就留在了军委，没有遭到一些同志进一步的排挤，实际上后来的文革，粟裕也是被周总理保护而没有太大冲击的。此后，粟裕被派到军事科学院给叶剑英当副手。
（十一）错误批评后的日子
粟裕被错误批判和撤职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就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粟裕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时，刘少奇劝粟裕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一事提出来。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多么光明磊落的大将军呀！不知道彭老总知道后会怎么想，是不是心里会有愧意。
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对此，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了反。然而，中共中央此后却并未就此发出任何指示和作出决定，因为有的元帅对粟裕仍旧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
1965年，继粟裕和黄克诚之后，又一位总长罗瑞卿（大将）受到错误批评，政治能力已经很出众了的罗大将军跳楼重伤，“将军百战身名裂”到“将军一跳身名裂”的痛苦，证明总长实在不好当。
1966年，文革开始后，周总理提名粟裕主持国防工业，但粟裕1970年就被江青等人排挤出来。后来周总理又提名粟裕主持交通，港口工作，终于使粟裕保全于文革。1972年，周总理身边的各部领导都害怕江青等，不敢向总理汇报工作，惟独粟裕毫不顾及，每月都向总理汇报工作。总理曾经在公开场合说：“你们都应该向粟裕同志学习！”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文革期间会议，会见外宾的电影资料，都可以看到粟裕坐在总理身边。
1972年，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曾握着粟的手说：“井岗山时期的战友不多了。”粟裕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是毛主席给粟裕的一点安慰。
（十二）一度看到重新走向军队的希望
60年代，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中国迷漫在战争的阴云中。由于粟裕在战争年代极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已为大家熟知，所以开始有人呼吁重新起用粟裕。
当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叶剑英就对任副院的粟裕讲：“你要准备接大班，不要接小班，把院里的工作交给其他同志，将来的战争是需要你的，你要有准备。”
1965年，当时主持军委会议的林彪曾找到在上海养病的粟裕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好好养病，病好了后要多到军队走走看看，了解军队的现状，有什么建议就对我讲。”粟裕感到林彪当时还是比较真诚的，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林彪表示同感。此后，粟裕亲自到西北中苏边境进行了实地考察。
1966年，文革开始后，周总理提名粟裕主持国防工业，说：“主席对我讲，你是有战功的，现在打不倒，可以去搞国防工业。”，但粟裕1970年又被江青等人排挤出来。这使粟裕重回军队的希望几乎破灭了。
1975年，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常委会议，粟裕被点为11个军委常委之一。
1975年，粟裕作为解放军代表团团长出席人大会议，分组讨论中，江青突然在一群人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会场：“粟总，我们找你来学习了。”粟裕故意装糊涂：“我们在学习总理的报告。”会上，有位将军提议由江青发言，粟裕马上转头和旁边同志说话，这位将军又提醒粟裕，粟裕斥责到：“你不要唧唧喳喳的。”说完又转头不理江青。江青大怒：“粟裕，你不要装神弄鬼”。说完气呼呼的离去。
1976年，粟裕受邓小平委托，到南京军区稳定军队。同时，在给叶帅祝寿时也曾讨论机密。可以说，粟裕在文革期间为抵制四人帮搞乱军队是做出贡献的
（十三）生前希望平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
得知这一消息后，粟裕去见叶剑英副主席时，表示要求平反。叶讲：“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以后从叶处得知，叶已同小平同志谈过，小平同志同意。
据此，粟裕于1979年10月9日就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的错误批判，向中央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销会议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叶剑英在粟裕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直到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又进一步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又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并征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见，决定即由中共中央指派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这一决定也未能付诸实施，粟裕于1984年故去。
（十三）终于平反
中央有关文件中开始提到粟裕受到错误批判的情况，已经是1987年9月11日。在这一天，由于主管编辑的宋时轮上将（曾任三野十兵团司令）的提醒，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加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公开指出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转达了这样的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先办成这样了。”
给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这时，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谭政都已去世，最后阻碍昭雪的力量终于消失。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曾任三野参谋长，55年中将，88年授为上将），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同时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除了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由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后草拟，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修改审定，最后由江泽民总书记审阅发出。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灵，也实现了许多干部群众多年的心愿。这一长达36年的历史公案，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了结。
附录一：粟裕解放战争中的事迹
1946年7月苏中“七战七捷”以3万人击败敌12万，歼灭5.3万，让由南京飞到南通督战的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的汤恩伯，白崇禧颜面扫地。朱德总司令称赞：“粟裕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
1947年1月整编制的消灭了整编２６师，这是我军首次整编制的歼灭国军一个整编师。
1947年5月，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全师3。2万人在孟良崮被歼灭，整个国民党军政朝野为之震惊。整编第74师是国军王牌中的王牌，全美式装备，曾经在两次演习中全部击败美军第七师，战斗力极强。被蒋介石作为御林军。该师师长张灵甫被我军击毙后，我军敬重他，买了口好棺材为他下了葬。
蒋介石老泪纵横：“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
林彪曾对此役感叹说：“粟裕什么战都敢打呀！”
1947年全年，粟裕共指挥部队消灭了整整40个旅的编制，比全国其他各个战场歼敌数的总和还要多。山东老百姓对联说“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陈毅曾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导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后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1948年豫东战役，粟裕几乎整编制的歼灭了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同时歼敌9万余人。毛泽东称赞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8天就攻克济南，歼敌10万，蒋介石亲自去济南督战都没保住，外国媒体哗然，被当时的美国报纸说成：“现在看来共军已经强大到可以攻克扬子江北的任何一座城市了”。
1948年底进行的淮海战役共歼敌55.5万人，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就歼敌44万人，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1军。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
1949年进行的百万大军渡江战争，粟裕指挥的三野就占了65万，东线强渡，攻占南京，解放杭州。粟裕在总前委中发挥的很大作用，在整个战役中是主角。
1949年的上海战役，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攻城战，也是解放战争中最后一次大强度的攻坚战，歼敌15万之众。我军也伤2.1万，阵亡0.7万。后来又进行了舟山战役，国民党12万海陆军败逃台湾，是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海陆配合作战。
1950年，解放军60万大军准备由粟裕指挥解放台湾，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急调粟裕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兼政委，全权准备指挥入朝作战。因病住院，从此，粟裕先后担任上海副市长，南京市长，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副国防部长等职，从此后淡出了一线直接军事指挥。
在解放战争中，粟裕指挥的比较著名的战役还有：黄桥战役，宿北战役、沙土集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同时还包括南麻战役。
同时，陈毅和粟裕领导的三野对其他兄弟部队的贡献是难以被历史忘记的。
刘邓大军在挺进大别山以前，粟裕曾经划出2个纵队，一个是后来的四兵团，即陈赓、谢富治兵团，被中央在1946年就指定为中央直属兵团；再一个是杨得志纵队，划归华北聂荣臻指挥。刘邓大军在山东定陶一带作战，伤亡极大。因此中央决定，粟裕的华中野战军调出一个兵团也就是3--4个纵队给刘邓。这样刘邓大军组成了6个纵队，约11万大军，杀向了大别山。邓小平同志说，这是大转折。
淮海战役前，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杀回中原。因为大别山战斗的艰苦，中野只余5万余主力部队。中央决定，粟裕再拿出一个兵团4个纵队支援中野（后来的第二野战军）。后来，陈毅同志兼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又带走2个纵队。
由于争夺东北，中央决定原由115师发展的山东主力6万部队全部开到东北，苏北黄克城部3.5万亦去东北。（三野主力的叶飞部原计划也是去东北，后山东军区要求中央将此部留下）。这几支部队在林彪的领导下后来发展到数十万（隶属东北野战军，后来的四野）。
最后，向故去的人民英雄——粟裕元帅（大将军）致敬！强大的军事王国契丹“集体失踪”之谜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这是一个剽悍勇猛的民族。早在1400多年前，契丹作为一个中国北方民族就已经出现在《魏书》中。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一位名叫耶律阿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大辽王朝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半壁江山，疆域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可谓气壮山河。
契丹王朝在中国北部持续存在了200多年，与宋朝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在此期间，中国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被阻断，以至亚欧大陆中西部国家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在契丹的统治之下。于是，契丹成了全中国的代称。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东方时，就以契丹来命名中国，时至今日，在斯拉夫语国家中，仍然称中国为“契丹”。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杨家将》，讲的就是1000年前，宋朝军队在杨家将率领下与强大的契丹军队激战沙场的故事。
契丹民族不但创造了强大的军事王国，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辽寺和辽塔就是其文明程度的体现。至今在黄河以北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佛寺和佛塔，有的始建于辽代，有的在辽代翻修过。它们巍峨雄伟，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坚固挺拔。尤其山西省应县的释迦塔，是全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塔式建筑，历经多次地震而不毁。不难看出，创造如此辉煌文明的民族，一定有着相当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工程技术力量。同时，也可以看出契丹王朝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除了大量吸收中原汉族人才以外，还通过和宋朝的贸易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契丹这个马背上的枭雄，确实在中国北方开创过一派繁华的时代。
然而，如此一个强大的民族，竟如同过眼烟云一般在天边的地平线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大辽灭亡
契丹王朝的灭亡不难从史书中查到。据记载，大辽和北宋对峙长达160多年，出人意料的是，最终灭掉大辽的却是曾经归附于契丹的女真人。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在大辽的疆域内攻城掠地，并于1115年建立金朝。10年后，完全取代了盛极一时的契丹王朝。一部分幸存的契丹人在皇室成员耶律大石带领下被迫向西迁移，在今天的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又称哈喇契丹国。这个帝国也一度强盛，但最终又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灭。之后，契丹的残余势力又在今天的伊朗南部建立了起儿漫王朝，但不久还是在黄沙弥漫的异国他乡销声匿迹了。
契丹文化的消失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改朝换代频频发生，但原有的文化传统总能代代相传。然而契丹王朝灭亡后，整个契丹文化也随之消亡了。
分析发现，从契丹王朝建立到1271年元朝建立，在这短短的300多年间，中国出现了辽、北宋、西夏、金、南宋和元等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由于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因此朝代更迭也导致了整个民族的地位和相关文化都发生了转换。女真人的金朝取代契丹人的辽朝后，曾下令清除那些反抗的契丹人，其中一次见于史书的杀戮就持续了1个多月。很有可能契丹文化也在这时遭到舍弃。
另外，金朝刚建立时，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好沿用汉字和契丹字。当女真文字参照汉字创立后，金朝皇帝就下令废止了契丹字，契丹文字可能由此失传。以此类推，契丹文化的衰亡也就不难理解了。
耶律楚材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凤翥，在破解古老的契丹文字方面造诣深厚。他是目前全世界认识契丹文字最多的专家。
刘凤翥说，关于契丹文字有两个缺憾：一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契丹文字都是在碑刻上发现的，都是墓志铭。二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任何用契丹文编写的书籍。因此，不仅解读契丹字还有许多困难，而且从已经破解的文字中也很难找到足以反映契丹全貌的描写。针对有学者推断契丹文字并不成熟，还不足以记载历史的观点，刘凤翥认为契丹文字已经比较完善，只不过它失传得太久了。
在北京的颐和园，有一座耶律楚材祠，耶律楚材墓就在其中。耶律楚材是契丹人，在他出生时大辽已经消亡65年。当时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统治着中国北方，种族等级制度非常严格，契丹人在4种等级中排行倒数第二，处处面临歧视。但耶律楚材却非比寻常地得到成吉思汗的重用，曾经担任相当于宰相的高职。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契丹人，却在辽代灭亡仅仅几十年之后就忘却了本民族的文字，以至于耶律楚才要重新学习契丹文字。
在耶律楚材撰写的《湛然居士文集》中，曾经提到他在西辽学习契丹字的经历。耶律楚材的努力可谓用心良苦。他学会了契丹字，却几乎没有使用的机会。在他去世后，史书中有关契丹人的记载也只剩下了片言只语。耶律楚材成为契丹人最后的亮点。
契丹人哪去了
契丹文化消失了，那么，契丹作为一个民族，为什么也在历史中渐渐消失了呢？
据史书记载，辽灭亡后，至少还有两大部分契丹人留了下来。一部分是契丹末代皇帝的追随者，另一部分是聚居在辽代南京城附近的契丹人，再加上散居各地的契丹军民，数量决非少数。不断出土的文物就是他们留下的脚印，说明有的契丹人被女真人降服，有的向北回迁到契丹的发祥地，也有人和北方其他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进一步考古证明：在整个金代，契丹人不断举行起义。当蒙古族兴起后，契丹人纷纷投靠，想借助成吉思汗恢复本民族的地位。也就是说，到元代初期，契丹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自明代以来，契丹人却销声匿迹了，时至今日，在中国56个民族中，并没有当年响当当的大契丹。
那么，几百万契丹人到哪里去了呢？史学界推测大致有三种可能：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时，散落到了全国各地。
契丹人后裔
就在人们寻找契丹人蛛丝马迹的时候，生活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处的达斡尔人，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当地传说，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从此便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
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据，是不能给出定论的。
与此同时，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和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专家们决定利用DNA技术揭开这千古之谜。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召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各地。
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这是一个剽悍勇猛的民族。早在1400多年前，契丹作为一个中国北方民族就已经出现在《魏书》中。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一位名叫耶律阿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大辽王朝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半壁江山，疆域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可谓气壮山河。
契丹王朝在中国北部持续存在了200多年，与宋朝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在此期间，中国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被阻断，以至亚欧大陆中西部国家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在契丹的统治之下。于是，契丹成了全中国的代称。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东方时，就以契丹来命名中国，时至今日，在斯拉夫语国家中，仍然称中国为“契丹”。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杨家将》，讲的就是1000年前，宋朝军队在杨家将率领下与强大的契丹军队激战沙场的故事。
契丹民族不但创造了强大的军事王国，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辽寺和辽塔就是其文明程度的体现。至今在黄河以北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佛寺和佛塔，有的始建于辽代，有的在辽代翻修过。它们巍峨雄伟，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坚固挺拔。尤其山西省应县的释迦塔，是全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塔式建筑，历经多次地震而不毁。不难看出，创造如此辉煌文明的民族，一定有着相当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工程技术力量。同时，也可以看出契丹王朝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除了大量吸收中原汉族人才以外，还通过和宋朝的贸易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契丹这个马背上的枭雄，确实在中国北方开创过一派繁华的时代。
然而，如此一个强大的民族，竟如同过眼烟云一般在天边的地平线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大辽灭亡
契丹王朝的灭亡不难从史书中查到。据记载，大辽和北宋对峙长达160多年，出人意料的是，最终灭掉大辽的却是曾经归附于契丹的女真人。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在大辽的疆域内攻城掠地，并于1115年建立金朝。10年后，完全取代了盛极一时的契丹王朝。一部分幸存的契丹人在皇室成员耶律大石带领下被迫向西迁移，在今天的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又称哈喇契丹国。这个帝国也一度强盛，但最终又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灭。之后，契丹的残余势力又在今天的伊朗南部建立了起儿漫王朝，但不久还是在黄沙弥漫的异国他乡销声匿迹了。
契丹文化的消失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改朝换代频频发生，但原有的文化传统总能代代相传。然而契丹王朝灭亡后，整个契丹文化也随之消亡了。
分析发现，从契丹王朝建立到1271年元朝建立，在这短短的300多年间，中国出现了辽、北宋、西夏、金、南宋和元等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由于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因此朝代更迭也导致了整个民族的地位和相关文化都发生了转换。女真人的金朝取代契丹人的辽朝后，曾下令清除那些反抗的契丹人，其中一次见于史书的杀戮就持续了1个多月。很有可能契丹文化也在这时遭到舍弃。
另外，金朝刚建立时，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好沿用汉字和契丹字。当女真文字参照汉字创立后，金朝皇帝就下令废止了契丹字，契丹文字可能由此失传。以此类推，契丹文化的衰亡也就不难理解了。
耶律楚材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凤翥，在破解古老的契丹文字方面造诣深厚。他是目前全世界认识契丹文字最多的专家。
刘凤翥说，关于契丹文字有两个缺憾：一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契丹文字都是在碑刻上发现的，都是墓志铭。二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任何用契丹文编写的书籍。因此，不仅解读契丹字还有许多困难，而且从已经破解的文字中也很难找到足以反映契丹全貌的描写。针对有学者推断契丹文字并不成熟，还不足以记载历史的观点，刘凤翥认为契丹文字已经比较完善，只不过它失传得太久了。
在北京的颐和园，有一座耶律楚材祠，耶律楚材墓就在其中。耶律楚材是契丹人，在他出生时大辽已经消亡65年。当时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统治着中国北方，种族等级制度非常严格，契丹人在4种等级中排行倒数第二，处处面临歧视。但耶律楚材却非比寻常地得到成吉思汗的重用，曾经担任相当于宰相的高职。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契丹人，却在辽代灭亡仅仅几十年之后就忘却了本民族的文字，以至于耶律楚才要重新学习契丹文字。
在耶律楚材撰写的《湛然居士文集》中，曾经提到他在西辽学习契丹字的经历。耶律楚材的努力可谓用心良苦。他学会了契丹字，却几乎没有使用的机会。在他去世后，史书中有关契丹人的记载也只剩下了片言只语。耶律楚材成为契丹人最后的亮点。
契丹人哪去了
契丹文化消失了，那么，契丹作为一个民族，为什么也在历史中渐渐消失了呢？
据史书记载，辽灭亡后，至少还有两大部分契丹人留了下来。一部分是契丹末代皇帝的追随者，另一部分是聚居在辽代南京城附近的契丹人，再加上散居各地的契丹军民，数量决非少数。不断出土的文物就是他们留下的脚印，说明有的契丹人被女真人降服，有的向北回迁到契丹的发祥地，也有人和北方其他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进一步考古证明：在整个金代，契丹人不断举行起义。当蒙古族兴起后，契丹人纷纷投靠，想借助成吉思汗恢复本民族的地位。也就是说，到元代初期，契丹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自明代以来，契丹人却销声匿迹了，时至今日，在中国56个民族中，并没有当年响当当的大契丹。
那么，几百万契丹人到哪里去了呢？史学界推测大致有三种可能：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时，散落到了全国各地。
契丹人后裔
就在人们寻找契丹人蛛丝马迹的时候，生活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处的达斡尔人，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当地传说，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从此便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
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据，是不能给出定论的。
与此同时，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和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专家们决定利用DNA技术揭开这千古之谜。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召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各地。朝鲜人自己描述的朝鲜战争 1945年9月，美军强占南朝鲜。自1947年1月1日至战争前夕的三年半期间，南朝鲜方面对北朝鲜进行了5150多次有组织的武装挑衅。这是朝鲜战争的序幕，是“试验战争”。美国为了摆脱席卷本国的严重经济危机，于1950年6月25日对共和国北半部发动了武装侵略。这一天清晨，在美军事顾问的指挥下，10多万南朝鲜“国军”在北纬38度线全线突然开始进攻，侵入了共和国北半部1~2公里。针对这种突然降临的危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当天就召开了紧急会议；金日成向全军下达了命令：
立即挫败敌人的进攻，转入决定性的反攻，消灭武装侵略者。
6月26日，金日成发表广播讲话《集中一切力量争取战争的胜利》，阐明了战争的正义性质，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任务。这天，组成了国家新的最高领导机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金日成被推举为委员长。
6月27日，宣布全国进入战时体制，下达了战时动员令。随之，国家的一切工作都改变为战时体制。重要工矿地区组织工人团奔赴前线，青年学生争先恐后地自愿报名开赴前线。人民军立即挫败敌人的突然进攻，转入反攻，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迅速南下，开战第三天就解放了汉城，至9月中旬已解放了占南朝鲜领土90%以上的地区。
陷于窘境的美国非法炮制“联合国军”，把自己庞大的武力和15个仆从国家的武力投入了朝鲜战场。这大大改变了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战局发生了不利于朝鲜人民军的变化。
朝鲜人民军一面最大限度地阻截敌人的进攻，一面进行暂时的战略撤退。在其间，在后方纵深建立了反攻部队，以撤回来的人民军部队和重编的部队组编了强大的反攻部队。同时在敌后以正规军的大联合部队形成第二战线，掌握中部朝鲜的广阔地区，开展了猛烈的敌后斗争。
美帝国主义一举占领整个北半部的妄想，完全破灭了。
1950年10月下旬，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组织并派志愿军到朝鲜前线来。朝鲜人民军同中国人民志愿军紧密协同，转入反攻，到年底就完全解放了北半部的敌占区，然后继续向38度线以南挺进。
美国为了挽回自己的惨败，拼命进行新的军事冒险。因而，战争愈加激烈，带上了长期性。到1951年6月，以38度线为界，战线基本上固定下来。
人民军部队依靠坑道阵地，灵活运用符合实际的战法，进行反击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美国在战场上接连遭到惨败，面临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于是，他们提出建议要举行停战谈判，以图在谈判桌上达到其在战场上达不到的目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在谈判桌上达不到自己阴险的目的时，就片面的破坏停战谈判，在1951年8月中旬至11月中旬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及秋季攻势”，不过也遭到了惨败。到了1952年，美国向朝鲜前线增派侵略武力，甚至使用国际法禁止使用的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不断进行“绞杀作战”、“金化攻势”等，但是在人民军的反击下都遭到了惨败。
1953年5月中旬至7月下旬，人民军队敌人展开三次强有力的反击战，取得了辉煌胜利。
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美国向朝鲜前线投入了包括仆从国军队在内的200万大军，但是被建成正规军还不到两年的年轻的朝鲜人民军打败，屈膝认输。
在这场战争中，美帝国主义共损失了包括405490多名美军在内的1567120多名兵力，还有12220多架飞机、560多艘军舰、325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13350多辆汽车和7690多门各种炮，等等，可谓惨重。
外国的新闻媒体在议论这场3年战争时说，朝鲜人民已经经历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美国的将军们为自己的惨败而唉声叹气的时候，平壤的上空礼花烂漫，广场上举行了胜利阅兵仪式。
金日成领导祖国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被授予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楚汉时期被严重忽略的人物楚汉时期被严重忽略的人物
——一代权术大师怀王熊心辩
楚汉风云，群雄并起，一个另人热血沸腾的伟大时代。回顾当时，总是让人想到豪气冲天的项羽，狡诈大度的流氓皇帝刘邦，百战百胜的兵神韩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
但是一个曾经在当时历史舞台上起过重要作用，曾经也大放异彩，却昙花一现的人物，常常被忽略。
这个人就是怀王熊心，后来被项羽封为义帝。熊心这一生坎坷多变，如果不是历史的机遇和曾经惨死的祖父，可能一辈子就过着牧羊的生活，但是历史的风云变幻把他推向历史的舞台，他在短暂的当权期间曾有胆有谋，机心百出，上演一幕短暂的历史大剧！
古人有苏东坡认为怀王是贤主，今人有菜九段重新评价楚怀王功绩，但是都和鄙人意见不符，只好自己写来。
这里要从头说起：秦末，群雄并起，逐鹿天下，项梁就是群雄之一，打者恢复楚国的旗号，利用自己家族世代楚将的身份收拢了大量士卒和起义军，在这个瓶径口。奇人范增献策：立楚王，收民心。这个时候熊心因为血统而被立为楚怀王。但是这个时候，他只是被树立起来的傀儡。史记记载：“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项梁自号为武信君。”也就是被放在原离战火的南方，而项梁大权独握。这里封陈婴辅助怀王，一是陈婴没有野心，二是陈婴的兵权一并被项梁收走。
如果情况一直这样，熊心可能安稳的做一辈子的傀儡，但是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
项梁带兵亲自进攻秦军，大意之下被击溃，自己当场身死。这里我们的怀王的出场了，首先，他出手不凡，“楚兵已破於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这里菜九段先生认为怀王恐不合情理，其实想想没有什么不合情理的。项梁的死给整个楚军都重重的打击，怀王也不例外。至于他反而来到战场前线收拾残局，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胆量。而下面尽显他的权术和手段，立刻夺项羽，吕臣军权！又拉拢吕氏家族，拉拢刘邦！在这里很有玩味的地方，为什么不夺刘邦的军权，不拉拢项羽呢？估计这就是怀王的权术了，怀王本是项家所立，怀王自然极力摆脱这种阴影，何况项羽是项家实力派的代表是首先要打击的对象。吕氏家族自然是夺了兵权后拉拢起来对抗项羽家族的代表了。所以这里不封项羽，后来给了个空号鲁公安慰一下。
再这里为什么没有夺刘邦军权呢？后来还让他独当一面？我觉得这又是怀王一计对付项羽的狠招，刘邦一是军队人少，不足以夺！再刘邦身份特殊，刘邦一直作为项羽副手但是本身又是一个独立的小集团！再这里把刘邦拔高到一个和项羽同等的位置不是很好的离间项刘关系的手段？再说刘邦又不属于项氏的直系人马，不一定会和项氏的利益息息相关！可以把刘邦拉出来和项羽对抗！
怀王这一手真是玩的绝！称其权术大师毫不为过啊！
当然这里怀王可以夺权也是用条件的，首先，楚军是个大杂烩，项梁手下各个势力都有自己军队，而项梁在世的时候可以控制他们，项梁身死，缺乏可以继承其地位的实权人物，这时作为名义上的怀王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有不少人认为项梁死了，项羽理所当然的是继承人。其实不然，项羽当时虽然战功赫赫，但是项羽一直作为项梁的爱将带偏师独当一面，并没有全军的控制权，像�遥�⒉迹�廛牵�莱嫉仁等ㄅ晌幢胤��Ｏ钣鹪谙钍霞易逡仓皇歉鐾肀玻�盍夯钭攀艹纾�懒嗽蛭幢叵钍隙夹欧��辽傧裣畈�庋�某け沧钣锌赡苷迫āＪ芳侵患窃叵钣鸫�牵�芏嗥渌�钍匣疃�挥屑窃兀��患�镁兔挥衅渌�等ㄅ桑�热缦钍铣稍痹谙盍涸谑赖氖焙蚧褂幸桓龆赖币幻媸治站�ǖ募锹迹�窃谡潞�ノ旱氖焙颍�懈鱿钍辖�齑��仍�Ｕ庖菜得髁讼钣鸩⒎羌易逯形ㄒ晃沼斜�ㄕ撸�皇呛罄椿惩醮蜓瓜钍霞易澹�钣鸬哪芰Τ闪硕钥够惩醯南钍洗�怼?br/>
当然怀王的计策尚不至此，一方面秦人的威胁，一方面项氏的威胁。处理不好这两个问题，自己的政治寿命就到头了。这里他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宣言：先入关者为王。号召各路诸侯一起反秦，又派刘邦进攻关中。项羽也想攻秦，并愿意成为刘邦副手。怀王当然不肯让项羽在掌握兵权，对项羽他早有计策。（后人指责项羽后来不守信用，没有封刘邦为秦王，其实这都是权利斗争，项羽连怀王也取而代之，自然没有必要遵守怀王的支使，何况这个宣言和项羽也没有关系，兵权是项羽后来自己夺的，按怀王的意思，项羽只是被牺牲的对象。）
对秦围巨鹿，对项羽的处理，我想怀王的战略是这样的，用宋义当统帅确立军权，带兵救赵，再半路把项羽杀掉！再后和齐国结盟共抗秦军！
我们看宋义的所作所为，再安阳一直按兵不动，颁布专门针对项羽的斩令！又把儿子送往齐国，自己一直送到无盐，饮酒高会！而当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从宋义开始对项梁战局的劝柬，到后来怀王对他的信任有加！这个人应该是个知兵并且有一定手段的，否则以怀王的英明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而他这时又使如此胡闹，并且毫不节制毫不掩盖，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想这是他故意针对项羽的，等待项羽给他个借口把他杀掉！而这个计划是他自己的注意，还是怀王的呢？我倾向的认为是怀王的即定政策！首先宋义是个没有根基的统帅，不说前面有秦军大敌，在士兵中他没有任何根底，如果他想项羽自己有什么好处？军队又不会听他的！怀王杀掉项羽可以名正言顺的接管项家军权，更有利的控制楚军！至于秦军，相信怀王是没有什么信心，想和齐国结盟后再和秦军交战！从宋义在安阳46天不动，怀王没有任何表示，可知道是怀王授意的！从宋义名目张胆的送儿子去齐国，可以看出结盟齐国是即定政策。当然有一点要提的是，宋义得怀王的宠也是因为他不是实权派，好掌握。
当然怀王也小看了项羽！
项羽再这场阴谋中胜利杀了宋义，并假成是怀王的命令（估计宋义杀了项羽也会拿出怀王的命令）！
再这时诸将皆�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这句话很玩味，可以说诸将说了实话，这是你们的家事，和我们无关！也透漏出诸将明白是项家和怀王的权利之争！
这里，苏东坡认为怀王派刘邦进关中是贤明的表现，其实是被怀王的说辞给骗了，用刘邦是权利斗争，不是因为他宽厚，刘邦曾经和项羽一起干过屠杀，谈不上宽厚长者之类。
菜九段先生认为灭秦主要是怀王的功劳，连自己性命都不要。这里高抬了怀王，怀王如果真的是一心灭秦就应该让项羽带兵作战，而不是让没有带兵经验的宋义。
项羽在巨鹿的巨大胜利使怀王对付项氏家族的计划落空，为了对抗项羽的实力，这个时候怀王又一个伟大战略出现，这就是和赵高约分关中，关于这点史记多处记载《秦始皇本纪》：“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己身，乃谢病不朝。”“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详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高祖本纪》：“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及赵高已杀秦二世，使人来欲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这里关键是和赵高议和的是刘邦还是怀王？菜九段先生有文章对此事考证，却没有提到怀王。这里我把从常理推断以为怀王的主谋大些，当然史料中找不到他是主谋的证据也找不到他不是主谋的证据！
原因如下：一，当时为什么要联络，这个联络是谁先提出的？
翦伯赞书中说是因为怀王在秦军的胜利下吓坏了，想谋和！
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妥，以怀王的英明会明白他们和秦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就算议和在当时秦军占优势的情况下怎么会同意，何况还是要分关中呢？我认为这次联络应该在项羽败王离，诸侯占优势的情况下！
在这个时候才有谈的共同利益，有互相得到好处的联络！在这里我研究历史从不用古人犯傻这样的想法来解释历史不合理的现象！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尤其身在高位的人，大都不是弱智！很多时候是由于形势使然才做错事的！
二：我们看在项羽败王离的时候，双方有什么好处可以谈？
从秦来说，明白形式的可以看出秦大势以去在诸侯的逼迫下早晚是败局！当然当时主政的是赵高，赵高必然会为自己找后路，议和分关中是对他最有利的选择！何况他不是秦室的人和诸侯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自然可以出卖秦投靠诸侯重新分封天下！
从怀王那边看，就涉及到是刘邦的主谋还是怀王的主谋！刘邦联络赵高想早点进关中，避免过于损害兵力！和赵高联络是个理由，至于以后的付约，不好解释！可以认定刘邦没有打算按约定办事，只是权宜之策！怀王议和当然有更好的理由，项羽挟大败秦军之功为诸侯上将军，公开说怀王，吾家所立。早就摆明和怀王对抗，怀王自然会想办法来对抗项羽！和赵高议和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赵高带着关中投降！必然增加政治砝码！
三：从这看怀王刘邦都有议和的好处，那究竟是谁发起的呢？
其实想象也可以明白！无论怎么说刘邦是怀王的手下！从赵高的角度来看刘邦是没有资格和他谈判的，而刘邦也没有权利来给他分关中的！何况按约定关中是刘邦为王，赵高怎么相信刘邦会给他分呢？就算刘邦同意，项羽来了同意吗？而怀王这个名义上的上司赵高就比较相信了！怀王在楚，赵高在秦，没有利益冲突！又可以结成同盟对抗项羽！何况项羽还是怀王的下属，总要有点忌讳吧！
四：我们看看当时的反应，刘邦派了使者去见赵高！赵高立刻杀二世以应刘邦，看来赵高对和约很有信心，并且谈好了条件！而刘邦却以为诈，从这里看出刘邦根本没有把和约当会事，只是想赶快进关！从这里看出刘邦对和约不应该是主人，对和约也没有什么信心，所以用实力说话才是最好的方法！而且刘邦当时派的使者是魏人，为什么不是刘邦的亲信呢？这样的事找个外人做？不和常理！
所以应该说是怀王找的担保人，以另一国家的人做担保，来促成和议的完成更让人相信！
五；章邯兵败后，赵高为何不将章邯招回以守关中，这样诸侯和刘邦就没有这么容易攻下秦了！有了和约我们明白赵高有了后路，自然不愿意实力派回来争功巴不得秦军在外和项羽拼个你死我活呢！但是没有想到章邯投降了！大约关中将领风闻议和之事，对守关很是是大意，才让刘邦轻易破了关！最后子婴杀了赵高也没有办法抵抗了！
这个战略计划，虽然在历史上不多闻，很多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此事，但是影响不小，不是如此，刘邦怎么可以轻松入关，秦王朝也没有这么快灭亡，如果秦王朝誓死抵抗，招回章邯，估计秦的灭亡还要等段时间。所以这个计划虽然后来泡汤，但是影响不小，决定了历史的进程。
当然在秦朝内讧以后，怀王的分关中抗项羽的大计又泡了汤。而项羽在对秦军的胜利，以及用利益的分配收拢大批实力派一起进关封天下，这样的情况下怀王扶持下的刘邦也知道该站在那边了。
很多人以为项羽都彭城是个错误的决策，但是这里他们忘了，项羽在关中没有根基，手下各路势力都有回乡愿望，最关键的是大本营有个名义的主子在盘踞，消灭怀王势力，避免两个主权是项羽的首要问题，否则楚军就会分裂。项羽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处理，让怀王继续做傀儡，自己也得个好名声，史记：“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但是怀王这次没有明白形式，要对抗到底。项羽又用“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的借口把怀王赶到南方。（很多人认为项羽无谋，卤莽。这里看的出项羽不但不是无谋也不卤莽，关键是碰到怀王这样死都不配合的，让刘邦找到了借口。挟天子以令诸侯，项羽也想，关键是天下不服）。
项羽迁怀王不是众人想象的这么容易，项羽曾经都江都，亲自动手才把怀王赶到南方。这里怀王并非无兵无权，当时在彭城各路人马不是全部被项羽刘邦带走了，留在彭城的也很多。但是在项羽挟各路诸侯面前，都纷纷改变了立场，比如实权派的吕氏家族，上拄国陈婴。当然忠于怀王的被一起赶到南方。
怀王在权利尽失的情况下，依然决定最后一击。史记记载“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
司马迁认为项羽不该杀怀王，这里用词很偏向怀王，但是怀王最后的作为依然被勾勒出来了。
一代权术大师，曾经在楚汉有重要决策，重大影响的而后世几乎忽略的人物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后记：关于怀王的死有不少疑问，史记一直记载项羽阴令，而杀怀王者有衡山、临江王，有英布。似乎南方三个王都参与了杀怀王的行动，而英布又是真正杀怀王的。这里有个问题，杀怀王需要这么多人参与吗？这里可以得出怀王当时势力不小，所以三王合击。另一个问题，史记写是项羽暗中致使的，但是既然是暗中后人如何得知？这么大张旗鼓哪里有暗中的意思？而英布和项羽有矛盾，项羽让他带人去打齐国，他敷衍一下，彭城被刘邦攻击，他坐山观虎斗，项羽怎么会支使他杀怀王？他在杀怀王怎么这么积极？后来英布投靠刘邦再也没有人提怀王被杀的事？另外，怀王是先叛乱，才被杀。项羽阴令来的及吗？
关于项羽暗杀怀王，最早是刘邦东伐项羽，经过洛阳一带，一个老人献计，才传出的。而有趣的是刘邦当面指责项羽10大罪，杀怀王排第九，第十是没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是不封自己为关中王，第二是杀宋义，杀宋义比杀怀王罪大些，何解？
从这里我们可以认为刘邦并不认为杀怀王多冤枉或根本没有项羽支使这会事，是怀王叛乱，在三王地盘，被三王杀掉，而刘邦把这个事情栽在了项羽头上。由于资料太少，怀王之死看来也成了秘密。
满清取代大明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