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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的 散 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三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叔父云卿、兄韩会都是在李华、萧颖士的影响之下，倾向复古的人物。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韩愈早年即以一个复古主义者自命。二十五岁成进士，二十九岁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就和他的复古思想有关系。先后做过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在监察御史任时，他曾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元和十二年，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后二年，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乎被杀，幸裴度等援救，改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为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
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他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的统一；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聚敛横行，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这些都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热烈地提倡儒家正统思想，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应的，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这里，韩愈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糟粕。他的《原性》继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剥削人民的人性则视为下品，而且认为这种封建等级制以及等级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所以他在《原道》中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些理论，显然都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韩愈所大声疾呼的"道"，实际是他对于封建国家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等绝对原则的概括，是饱含封建伦理的意味的。他的世界观，即他所谓"道"的具体内容，无疑对他的散文创作是有不良影响的。但是又应该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又往往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譬如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他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等"道统"以内的善鸣人物，而且也承认杨、墨、老、庄等等"道统"以外各种不同流派的善鸣人物。显然，他认为一切文辞、一切道，都是不同时代不平现实环境的产物。那么，所谓古文，就不仅是传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这一思想对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响的。当他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来观察问题，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陈腐的儒家正统思想的羁绊，因而他的创作和理论也就放射了动人的光辉。从韩愈的散文来看，成就最高的显然是那些由于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对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而不是那些板着面孔为儒道说教的文章。他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而不是模拟抄袭古代语言，也是和着眼于现实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的。
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他的"杂著"或"杂文"，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的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原毁》，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精辟分析，揭露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毁后进之士的根本原因。他指责当时社会人情的恶薄，自鸣不平，并发出了主张公正用人的呼吁。作品立论鲜明，语言平易，虽多阐述孔子、颜渊、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见，而不引经据典，这是散文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形式。他不顾流俗的诽谤，大胆地为人师，作《师说》，指出师的作用及相师的重要。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可以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这种见解打破了封建传统的师道观念，对于我们今天也还有参考价值。文章感情充沛，说服力也很强。他的《杂说四》，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只辱于奴隶人之手"，寄寓了他对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见外，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文章简短明快，而多转折变化，十分饱满地表达了一腔的委屈。《进学解》和《送穷文》用对话形式，以自嘲为自夸，以反语为讽刺，为当时社会的庸俗腐败，表现了一个有理想的士大夫在黑暗现实中不能妥协的精神。《毛颖传》学司马迁传记文，是所谓"驳杂无实之说"的典型作品，亦即当时流行的一种传奇小说。它借毛笔始而见用，"以老见疏"的故事，讽刺统治者的"少恩"；同时对那些"老而秃"、"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的无用老官僚也旁敲侧击，给以讥刺。
韩愈写了许多应用文，往往借题发挥，感慨议论，或庄或谐，随事而异，实际也就是"杂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借隐士李愿的嘴，对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场丑恶，作了尽情的刻画和揭露：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于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敫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此文描摹庸俗大官僚和官场丑态，穷形尽相，令人啼笑皆非。叙述用对比法，化骈偶为单行，流畅有气势。苏轼很欣赏它，夸张地认为是唐代的第一篇文章，但它确是韩愈早期散文一篇有声有色的力作。《蓝田县丞厅壁记》，实际是为"种学绩文"的崔立之鸣不平，同时也揭露了腐朽的官僚制度。他还在许多书启里，为自己或朋友鸣不平，实际也是对封建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提出了控诉和抗议。
韩愈的叙事文，有许多文学性较高的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记述许远、张巡、南霁云等死守睢阳英勇抗敌的事迹，绘声绘色，可歌可泣。文章前半夹叙夹议，证明许远"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实不畏死，层层驳诘，笔端带有感情。后半根据自己所得民间的传闻，写张巡、南霁云事，而特别写了南霁云乞师贺兰的片段情景，突出了生动饱满的英雄形象。文章只写张巡等三人死守睢阳的遗闻轶事，叙事和运用语言极曲折变化之能事，足令三人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这是司马迁传记文的一个发展。他的碑志文向来很有名，虽不免有许多"谀墓"之作，但他往往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在定型的体例之中，作具体的描写，因而区别于六朝以来的那些"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十足公式化的碑志文。著名的《柳子厚墓志铭》，有重点地选取事件，通过富于感情的语言，不仅指责了官僚士大夫社会的冷酷无情，叙述了柳宗元一生不幸的政治遭遇，而且也突出了"议论证今古，出入经史百家"的一个古文家的形象。《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既叙述了"天下奇男子王适"的生平事迹，末了还叙述另一"奇士"侯高当日嫁女王适的滑稽故事：
初，处士(侯高)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王适)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耶?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这个故事，带有传奇性，写在墓志上，好象有伤碑志文的严肃，但它使"天下奇男子王适"的形象更为突出了。
用散文抒情，韩愈也是很成功的。《祭十二郎文》是前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的名篇。文章结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抒写他悼念亡侄的悲痛，感情真实，抒写委曲，恰如长歌当哭，动人哀感。
韩愈的散文，雄奇奔放，富于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皇甫提说他的文章"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谕业》)。苏洵也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上欧阳内翰书》)。这些话，形象而极为恰当地概括了韩愈散文的风格特色。
韩愈是我国古代运用语言的巨匠之一，他的散文语言有简练、准确、鲜明、生动的特点。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因此他的散文词汇丰富，绝少陈词滥调，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他随所要表达的内容和语言的自然音节，屈折舒展，文从字顺；间亦杂以骈俪句法，硬语生辞，映带生姿。韩愈新创的许多精炼的语句，有不少已经成为成语，至今还在人们的口头流传。如"细大不捐"、"佶屈聱牙"、"动辄得咎"(《进学解》)，"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应科目时与人书》)，"不平则鸣"、"杂乱无章"(《送孟东野序》)，"落阱下石"(《柳子厚墓志铭》)等等。他还善于活用词性，如"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又如"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柳州罗池庙碑》)，则是变化句子组织，错综成文。他想象丰富，还善于运用多种譬喻使对象突出生动。如说处士石洪善辩论"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送石处士序》)，所谓"引物连类，穷情尽变"。韩愈的语言艺术，正如皇甫提所说："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当然，在韩愈的散文中，也有少数篇章，对于追求新奇或古奥，略有生涩难读之弊(如《曹成王碑》)，但这并不是他的主要方面。
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韩愈作品艺术特色和局限性进行如下分析研究。
一、韩愈作品的艺术性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是继司马迁之后最伟大的散文家,他的散文, 熔铸百家,"含英咀华", 出神入化, 时时闪耀着独特精神的光辉,令人耳目一新。笔者将其散文分为议论、记叙、抒情三类, 试就其艺术特色作些分析。
1.纵横捭阖, 气势充畅雄肆---鲜明的政论特色。韩愈散文中, 议论文占很大比重。其中有指陈时弊, 为民请命的《论天旱人饥状》,有集中表达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的《原道》, 有对社会黑暗现状作辛辣嘲讽的杂文等, 这些作品气势充畅, 纵横捭阖, 波澜起伏,时见奇峰突兀, 而在转接之处又不可测识。我认为韩愈的议论文之所以能够如此, 一是他善于将各种材料有机地进行组织,形成内在的严密逻辑性; 二是"不平则鸣", 议论中深含强烈的感情色彩; 三是说理注重于运用生动形象的事实,使文章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如《师说》, 采取总分结合,正反对比、反复论证的手法, 笔势纵横, 间架细密,具有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杂说四》通篇围绕发现、爱惜和使用人才, 用可以感触的形象作譬, 跌宕起伏, 层层递进,使全文一气贯注。根据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论述内容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 从而增强论证效果,是韩愈议论文的又一特色。如《答李翊书》语气亲切、曲折层流而又酣畅流转;《进学解》借用自我嘲解的传统方法来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在写作中时而运用生动的比喻, 时而运用对比排偶, 时而正话反说, 反话道正旨, 婉曲中更见恣肆畅达,表现出很强的论证力量。
2.形象鲜明, 文气充沛---高超的记叙手法。韩愈写过许多传记、行状、碑铭、墓志等记叙文, 这类文章当时各有程式,很容易写得千篇一律,但韩愈却以其雄厚的才力写得各有特色。他善于捕捉那些最能反映人物精神面貌的特征加以着力描写, 以突出人物个性,勾画出一个个呼之欲出的鲜明形象,如《张中丞传后叙》中的张巡、许远等形象无不栩栩如生, 感人至深,状物记事很重视形象的鲜明和文气的充沛, 如《毛颖传》虚实错落, 奇意选出, 诙谐趣味, 深得《史记》之神髓。
3.情真意切, 荡气回肠---独特的抒情笔调。韩愈的不少祭文、哀辞以及赠序, 如《祭十二郎文》、《祭柳子厚文》等皆为
抒情散文中难得之佳作, 或采用长短错落的散化文句, 或运用复迭错综的词句, 情感自肺腑流出, 表达上一唱三叹, 淋漓尽致。
韩愈的散文无论叙事、议论、抒情都具有独创性, 他不仅打破了各类文体的程式, 而且打破了各种体裁的界限, 熔叙事、议论、抒情于炉,使文章从不同角度打动人。在语言上, 善于吸收前人作品中的语言精华, 将其融会贯通, 推陈出新,大大丰富了我国的语言宝库。总之韩愈的作品, 充实了盛唐中唐文化, 为我们留下了瑰丽的文化遗产, 他的思想观点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思想进步,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
二、韩愈散文的局限性
由于韩愈所处的特定时代的局限性, 决定了其作品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其局限性的一面。从思想内容上看, 他提倡仁政, 要求减免徭役,对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 是其进步的一面; 排斥佛老, 倡导儒家正统思想, 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韩愈宣扬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糟粕,他对封建国家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绝对原则的概括都是具有封建伦理意味的。韩愈提出的"性三品说", 认为历史由圣人创造,属唯心史观。应该看到, 韩愈散文表现出的思想, 还有其矛盾的一面, 他努力维护"道统",又往往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当他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来观察问题, 就自然地突破了陈腐的儒家正统思想羁绊,创作放射出了动人的光辉。韩愈散文成就最高的显然是那些由于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对黑暗现象形象揭露和批判作品, 除思想内容外,韩愈散文在艺术性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一味地追求造势, 说理性散文有徒具声势, 架空议论之弊。如《原毁》、《师说》、《论佛骨表》等文中, 偶对之言、华
藻之文大多叠床架屋、铺张扬厉, 较多地运用对比、排偶等手法, 既有古今对比, 又有正反对比; 既有整个事件的对比,又有某个细节的对比; 既有段与段的对比, 又有句与句的对比, 加之大量的引用铺排事例和比喻, 都是为了加强文章的声势,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议论的实质性, 使议论显得很空泛, 给人以舍本求末, 重形式而轻内容之感。相形之下,柳宗元的说理性散文在这方面比韩愈棋高一筹, 如思想见解的深刻性, 行文的慎密谨严上, 都是韩愈所比不上的。
2.韩愈散文中有不少碑志、祭文等作品, 评点人物多阿谀之辞, 相当一些篇幅堆砌辞藻, 满篇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辞,作者大概并没有考虑笔下所作与其人所为是否相符, 而只让求文者如何满意而去。清朝学者顾炎武就批评过韩愈,说他如果只做《原道》、《争臣论》、《平淮西碑》等诸篇而将一切受人之托的应酬性文章一律谢绝, 则不愧为古代文坛泰斗,而如今称"文起八代之衰", 有些言过其实。不仅如此, 一些学者因此对韩愈的人格, 对其立身处世的原则亦产生怀疑。
3.语言表达上, 一味地追求新奇, 因而流于艰涩怪奇。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韩愈反对散文创作以模拟抄袭为能事,主张在继承传统, 广取博采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创造, 提出"词必己出","务去陈言","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确实创造出了不少新颖别致的词语, 堪称语言精华, 但凡事过犹不及, 如《曹成王碑》等许多文章中有一些生涩险怪的词语,在很大程度上消弱了散文的艺术力量, 同时, 由于诗歌创作上追求好奇尚险的诗风并强调"以文为诗", 诗有散文化倾向,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
三、学习韩愈散文应注意几个问题：
对古典文学进行有选择、有批判的吸收, 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这是我们学习鉴赏古典文学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鉴赏评价的标准也应该与时俱进,适应人们精神需要、兴趣爱好, 欣赏习惯变化的要求。所以, 学习韩愈也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动态的观点, 对韩愈散文进行审视,将其具有现代意识的东西融入先进的主旋律文化之中, 为人民创造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
1.学习韩愈散文, 首先要学习作者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韩愈人生经历较坎坷, 小时候凄凉孤苦、颠沛流离, 但他刻苦自修, 好学不倦,终成一代大师。在《进学解》中讲自己"焚膏油以继晷, 恒兀兀以穷年",可见其"治学"上所下的功夫。韩愈说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在家忘掉一切, 出门忘记道路, 专心苦读思索;提笔写文章时力求避开陈词滥调。他指出: 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 德行的养成在于深思熟虑和长期积累; 做学问必须在博的基础上求精,要把握要点, 探索其精微之处, 融会贯通; 把学习和独创结合起来; 以古人为师, 但不拘泥于章句, 而要学习其思想, 方法,要活学。这些都是做学问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2.学习韩愈散文, 要学习作者操行坚正、直言无忌的文风。韩愈为文, 注重养气, 胸怀浩然之气,言行完全出科真诚,持身立朝能表现高风亮节, 直言敢谏, 曾上表论佛骨, 出言亢直、气势磅礴, 忘一己之利害, 置生死于度外,表现了文人的操守。在《答李翊书》中讲, 君子居心有一定的道理, 行为有一定的规矩, 用他, 就把大道行于世; 不用他,就把道传给学生, 或著书立说, 留为后人模范。韩愈既不肯自贬其道以迎合时俗,更不肯自毁其道以盲从邪说, 按今天的话说,表现了一种求真务实的学风和文风。
3.学习韩愈散文, 要学习作者的卓然超群、不媚时俗、勇于创新的精神。韩愈以前的文体, 大都注重辞赋及骈体文, 文体呆板, 多拘偶对,使作者思想受到束缚, 而且文格绮艳, 陈陈相因。韩愈起来倡导"古文", 解除束缚, 恢复自由, 改极呆板的骈文, 为较活泼的散文,表面看来是"复古", 实际是一种"革命", 由于韩愈不愿迎合流俗, 所以受尽嘲讽。但韩愈不随俗沉浮, 以邀一时之誉。宁愿寂寞当时,但求流名于后世。韩愈虽好读古书, 学古人, 但不为古书所迷, 不让古人牵着鼻子走, 温故而知新, 更能融古而创新,他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 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 特立独行, 信道守道, 确已达到"举世非之而不惑"的境地, 他的文章,振起八代衰颓的文风, 他的道理, 拯救了天下人的沉溺, 可以说, 他能参与天地造化, 关系天下盛衰,表现了浩然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