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大恶霸地主”是谎言
——“共和国的谎言”之一
张国生
在共和国的各种宣传中，有四个著名的“恶霸地主”：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这四个人是地主不假，但绝非“恶霸地主”。
一．刘文彩
四大“恶霸地主”中，影响最大的是刘文彩，不仅各种媒体铺天盖地广为宣传，还在他的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办了一个著名的展览——“收租院”，这个展览还在各地复制，并且拍成纪录片。那时我们小小的邢台市就有一个复制的展览。我是既看过展览，又看过电影，更看过包括课本、报刊、宣传画、小话书等的大量宣传。印象最深的是他小斗出，大斗进；还用水牢关押交不起租的佃户；他还喝新鲜的人奶，每天都强迫十个贫下中农的妇女为他挤人奶，一些妇女挤不出来，还遭到毒打……
郭沫若还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参观大型泥塑<收租院>》：
一见收祖院，怒火进双眸。
大邑地方军阀，暴发一家刘。
地狱水牢连比，短剑长刀无数，随意断人头。
苦海贫农血，白骨霸天楼。
飞轮转，弹鞭动，火上油。
荒淫无耻，佛号金钟伴玉瓯。
转瞬人间换了，活把阎王吓死，万众竟来游。
百十四草像，海样见深仇。
这些宣传让我们这一代对地主阶级恨之入骨。但近几年，关于刘文彩的谎言被揭露出来，又让我们对这些谎言的编造者恨之入骨，对制造谎言手段之卑劣残忍恨之入骨。
著名作家笑蜀写了《刘文彩真相》一书，揭露这位“万恶”的大地主不但没有水牢，而且还做了不少善事，被称为“刘大善人。1941年，刘文彩捐建文彩中学（今安仁中学），占地相当于半个北大。他高薪聘请教师，贫苦学子学费全免。他自己没有轿车，却购买了一辆轿车供学校教师乘坐。为建学校他看中了一片稻田和罗、李、杨三家的宅基地。他动员农民搬迁的方法，是用自己的两亩地换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房换一间房。小农陈启贤原有十亩地，按约定应给二十亩，但刘手里的地契却是四十亩的数目，干脆四十亩全给了他。他在安仁镇上修街道，修铺面，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给无房住的乡邻。他还独资修建了成都至大邑的公路，造福桑梓。
刘文彩的生活也不是“收租院”宣传的那样奢华，他的住房和雇工住房是同一个档次。吃的饭菜也和雇工差不多。
刘文彩家族中多有民国要人，家族出了3个军长、8个师长、15个旅长，还有一个省主席和一个战区司令长官。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弟弟刘文辉和侄子刘湘，刘湘是抗日名将，病死在抗战途中；刘文辉曾任民国第24军军长，四川省主席，1949年率部起义，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
但是，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当地领导将刘文彩“包装”成为全国著名的恶霸，还建立了揭露他“滔天罪行”的展览馆——收租院！怎样“包装”的？著名作家焦国标博士主编的《黑五类忆旧》第3期，有一篇《我老汉儿这辈子很冤》，作者曹登贵，揭露了此事真相，全文如下：
我老汉儿（爸爸）这辈子很冤，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怕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戴给我。我老汉儿算是个“知名人士”，千千万万的人都看过泥塑收租院，他就是其中那个枪杀贫下中农的形象。
其实，那根本不是事实。被枪杀的那3人是县里通缉的职业土匪，和刘益山是亲戚。那天他们来刘益山家，还请裁缝来裁丝绸，量做衣服。附近的农民发现了他们，就跑到乡公所报告。乡长刘绍武立即召集人前去捉拿。那3个土匪都带着枪，而且枪法很好，刘绍武不敢冒然进去，就叫我老汉儿先进去探虚实。我老汉儿穿着长衫子，把枪藏在衫子下。进去后，一个土匪看见了他，便伸手到口袋里掏东西(后来证实是掏烟)，我老汉以为对方掏枪，便马上开枪。当场打死了两人，一人逃出房外后，被外面的治安队员打死。情况就是这样。
1949年冬月我老汉儿因此事被抓了起来，后来查明那3个人的确是土匪才把他放了。这事本来同刘文彩毫无关系，但是刘文彩同刘益山有关系。刘文彩想买刘益山的地来修房子，或者拿房拿地同他互换，刘益山不干。刘文彩想软化他，便给烟馆、茶馆、饭馆打招呼，凡是刘益山来吃喝，不收刘益山的钱。但刘益山还是不干。
解放后，为了搞阶级教育，把这两件事扯到一块儿，说打死那3个人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家的产业。上面指示当时的镇长安海山把我老汉儿找去，说要搞个阶级斗争展，教育下一代，要他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狗腿子，打死的3个土匪是贫下中农。之所以要打死他们，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的土地。
后来，他们又要我老汉儿去充当杀人霸产故事里的泥塑模特。我老汉儿是个贫民，他当年与刘文彩也没有任何关系，但解放前他参加过袍哥会，因此解放后给他戴了顶反革命帽子。我老汉儿害怕，只得按他们说的办。上面威胁他：“你敢翻案就得去劳改！”他没得法，只得充当“打死了贫下中农的刘文彩的狗腿子”。
我老汉儿后来为这事悔恨得很，最终他也没有逃脱劳改的命运。
他去劳改是因为另一件事：说刘文彩庄园里没有水牢。1958年，刘文彩庄园被建为展览馆，展示地主阶级的罪恶，我老汉儿也去参观。当时参观不要钱，后来要5分钱，现在当然很贵了，要50元。水牢故事出笼时，本地民众议论纷纷，都说从未听说过刘文彩家有过水牢。当年刘文彩家起火，镇上去了好多人帮忙救火，我老汉儿也去了。火灭后大家又帮忙打扫清理，直到次日中午刘文彩请他们吃了饭才离开，所有的人都没有看见那里有水牢。
有人问我老汉儿：“曹二爸（晚辈喊他二爸），你当年在里面进出过，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冷月英坐过的水牢？”我老汉儿说：“啥子水牢哟，这儿原来是刘文彩装鸦片的货房。”此事不久被政府知道了，当时没有抓他。后来为了把议论水牢的事压下去，杀鸡给猴看，政府就把我老汉儿拿来开刀。他们骂我老汉儿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你龟儿，我们党做政治宣传，搞阶级斗争，教育下一代，你倒来胡乱说，偏要说冷月英坐的水牢是鸦片馆。你这是造谣！”
其实，文革时有人写过大字报，说冷月英没坐过水牢。这个人叫万红云，原来是刘文彩长兄刘文渊家的厨师。解放后，万红云有一次生病，打针打漏了，手上留下一道疤痕。后来要编刘文彩的故事，上面找到他，要他说手上的疤痕是当年刘文彩指使狗腿子打的，并为这个故事专门设计制造了一条弹簧钢鞭。万红云从此就进入了刘文彩收租院的家史演讲组，到全国各地去做血泪控诉，成了仅次于冷月英的二号人物。
文革时两派斗争，万红云和冷月英各在一派。万红云先写出大字报，揭露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更没坐过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写出大字报，揭露万红云手上的疤痕是解放后打针留下的。两个诉苦明星互相揭短，闹得安仁镇人人皆知。
这事让上面非常尴尬，后来他们考虑到冷月英的影响更大更重要，于是就把万红云驱逐出家史演讲组，又把收租院泥塑里万红云挨打的塑像撤去了。不过，那条专为万红云订制的弹簧钢鞭却被留了下来，编成了另一个故事。
万红云只是被逐出去演讲组，我老汉儿则是被抓进监。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上面派镇上的干部王明轩、李银松来抓他，罪名是造谣，因为他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当晚就把他捆送大邑县公安局。他在大邑关了一段时间，不久县法院就以造谣罪判了他15年徒刑。
八十年代，邓小平上台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老汉儿去申诉，法院答复：你这个事是搞重了，当时过左。于是，法院将他改判为5年。这个改判已经没得实际意义，这时我老汉儿已经劳改14年多，马上就要满刑了。
我老汉儿出狱后，想不通，为一句真话就劳改15年。他去找县法院，县法院不理。他又到地区法院，地区法院也不理。他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实在冤枉，一时想不通，就在县法院门前服了毒——吞的老鼠药。那是1982年，他71岁。他死前曾对我说过：“你要为我申冤啊！”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不敢为他申冤，我怕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给我戴上。
二．周扒皮
周扒皮实名周富春，是辽宁一个普通地主，祖上闯关东辛勤积攒下点家业，周待人温厚，因高玉宝笔下的《半夜鸡叫》人物“周扒皮”被政府树立典型在全国宣传而使其闻名。因小说中的恶霸形象，周土改时被打死。小说发表后，当地有人说老周不是那样。高玉宝说：文学创作的需要嘛。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其它地方没有。
半夜鸡叫的细节也是虚假的。课文里描写周扒皮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
三．黄世仁
鲁艺集体创作，贺敬之执笔的歌剧《白毛女》让黄世仁遗臭万年。但其家乡平山县却有这样一个说法：黄自幼好学，后继承祖业并积德行善，接济邻里。他与杨白劳是自小结拜的兄弟。杨白劳之父杨洪业为豆腐大王。杨继承父业后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黄借给他大洋1000元，并收留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无脸见人的杨白劳外出躲债，误喝卤水身亡。黄世仁厚葬了杨白劳（据百度百科）
四．南霸天
南霸天，实名张鸿猷，被誉为“海南陵水县教育第一人”，人称“张拔贡”。他谦虚和善，严律教子，其后人中有二十多人从事教育事业。他“儒而兼贾”，经营糖寮、养鸭、贩卖藤、板等生意，勤力致富后置办了私家大宅。解放后在他的大宅里拍了电影《红色娘子军》，从此他就有了个响亮的称号叫——南霸天，实名反而没什么人知道。
其实电影《红色娘子军》真的南霸天是虚构的人物，与张鸿猷完全没有关系，张鸿猷死后４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这些说法也与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寻找英雄》一书相通。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在此书中这么述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鬟，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
由于铺天盖地的宣传，过去我们一提到地主，就自然而然地与“恶霸”联系在一起，认为凡地主都是无恶不赦。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包装成“恶霸”，那就是要给人们灌输这样一个观念：“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进而要让人们“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