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国何以亡于“骤战而骤胜”？
《吕氏春秋.离俗览第七.适威》载：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问於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骤战而骤胜。”武侯曰：“骤战而骤胜，国家之福也，其独以亡，何故？”对曰：“骤战则民罢，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於干隧也。”
这则故事是说，魏武侯当中山君的时候，向李克问道：“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李克回答说：“是因为屡战屡胜。”武侯说：“屡战屡胜，这是国家的福分，它却偏偏因此灭亡，是什么原因呢？”李克回答说，“多次作战，百姓就疲惫；多次胜利，君主就骄傲。用骄傲的君主役使疲惫的百姓，这样国家却不灭亡的，天下太少了。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用尽所欲之物；疲惫就会怨恨，怨恨就会用尽巧诈之心。君主用尽所欲之物，百姓用尽巧诈之心，吴国被灭亡还算晚了呢。这就是夫差之所以在干隧自刎的原因。
李克所言很符合辩证法。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屡战屡胜”，表面上看起来是好事，能够正确对待也确实是好事，可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但也容易让人产生骄傲情绪，人一旦骄傲起来，就会头脑发昏，变得狂妄起来，以至忘乎所以，为所欲为。这对于一个执政者或执政集团来说，特别危险。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春秋时期的吴国夫差如此，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和他建立的大顺王朝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也是如此。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三百年前的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王朝相继消亡，一个是朱明王朝，另一个则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王朝。朱明王朝的覆灭，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则是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即宣告败亡。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对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不能不重视的前车之鉴。正是基于对历史的思索，历史学家郭沫若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了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在文章中既歌颂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并沉痛地总结了起义失败的原因。李自成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不但武艺高超，而且治军严明，其起如风起云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在（崇祯）十四、十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转瞬之间，全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但是，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后，就在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的情绪，“在过短的时间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是李自成以下的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把明室的专制和腐败都接受了过来，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以上均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结果酿成历史的大悲剧，其败如风卷残云。一个含辛茹苦冲锋陷阵，流血流汗打出来的政权，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居然没几天就糟蹋殆尽。这个悲惨的结局令人胆寒。
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于1944年3月19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当时的毛泽东格外兴奋，给予高度评价。就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的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别提到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 “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中共中央又决定将其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在解放区普遍印发，供党内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专题向全党、全军发了通知，说“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11月21日，毛泽东又亲笔复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
1949年3月5日，在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他要求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时候，毛泽东头脑中的镜鉴，就是李自成。1949年3月6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路上，毛泽东又想起了《甲申三百年祭》，不禁感叹：“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毛泽东还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
令人遗憾的是，在建国不太长的时间后，毛泽东自己却骄傲了，以至再也听不进别人的话了。从合作化运动批“小脚女人”，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连串的“拔白旗”、“反右倾”，其实都是“骤胜则主骄”，“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历史的考验并没有结束。一个政党执政的时间长了，也会成为骄傲的资本，也会自负于“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而骄傲。所以，对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依然应该“是要永远读下去的！”历史不会一次选择定永久。历史还会重新选择。
（2012年12月19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