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很偶然在市图书馆翻到了一本董竹君自撰《我的一个世纪》，最初只是对锦江饭店的历史感兴趣，想随便翻看一下，看了几天后，觉得此书几近记事，内容详实有余，但是文笔一般，可能虽然董竹君也在流亡日本期间在家读完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不过喜欢的仍是家政商管之类的课程吧，不似当时民国书香门第出来的女子那般有着深厚的国学文化功底，写起来引经据典、诗词曼妙，诚如林徽因之类。但是董竹君的人生经历的确就是一部不需粉饰的经典之作。
昨晚终于全部看完，伴随着老人走过的九十八载人生，我看到了她的不幸、她的努力、她的坚强、她的果决、她的聪慧、她的才智、她的辉煌、她的磨难，也看到了她短暂的幸福，而其实这本书最终引起我更大的兴趣的不是锦江饭店，而是她与夏之时的感情之殇。
1913年，14岁的董竹君被抵押卖入青楼，顶名“杨兰春”开始了卖唱生涯，每晚奔波在上海的各种风月场所。容貌标致的董竹君，局票越来越多，成为最红的清官人（卖场不卖身的那种），也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夏之时，夏之时出生在四川省合江县，早年曾留学于日本东斌学校步兵科，1905年，夏之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夏之时回国，在成都郊外龙泉驿带兵起义，任四川副都督。1913年，夏之时来到上海向孙中山、黄兴汇报四川局势，当时正值各省革命党人共起讨袁，他便留在上海参与策划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正是在此期间，夏之时遇见了董竹君，夏之时长董竹君12岁，在董竹君的眼里，他是一个思想进步、年轻有为的热血青年英杰，她写到“我更细心观察夏爷了，见他身材高壮，肤色白润，额宽，眉眼清秀，两目炯炯有神，姿态英俊，性格豪放，二十四岁就任四川都督，真是一位英雄豪杰。至此我就更加爱慕他，并留心夏爷是不是真心爱我。对镜自照，暗自喜欢，以我的相貌是应当配一个爱国英雄的”。——《我的一个世纪》
于是他们相爱了，董竹君在夏之时求婚的时候，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个是不当小老婆，第二是要到日本去留学，第三是将来回来以后，要组织一个很好的家庭，夏之时不仅答应了她的条件并且很好地履行了诺言，他们婚后育有4女1男。在外人看来,英雄美人一定是绝配,可在1929年,两人开始了长达5年的分居。1934年两人宣布离婚。
这些书中有很详细地描述，我只说我的看法，第一次想读董竹君的故事是因为女儿买了一本书叫《孩子，我无法对你不残酷》，里面有一段写董竹君为了给四个女儿很好的教育不惜离开重男轻女的丈夫带着女儿离开四川的富庶之家，到上海打拼，最终创立了锦江饭店，同时把子女也都教育成有用的人才的故事，正是因此我才选择借了这本《我的一个世纪》，有着先入为主的感觉，所以最初看到她和夏之时的婚姻时也觉得夏之时很大男子主义，脾气很暴躁，可是昨晚把夏之时和董竹君离婚后写给她的一封长信（的确很长，七千多字），仔细看了之后，我倒是很同情夏之时，忽然觉得对他们的感情有了更多的看法。先说结果，在董竹君的要求下，夏之时和她分居五年，五年后他们正式离婚，当时是1934年，董竹君35岁，夏之时47岁，此后，董竹君一生未再嫁，夏之时也是在1939年左右才又结婚（夏之时和董竹君的儿子夏大明回忆说：“记得在1948年，我父亲当时已与隆昌的唐则吾结婚9年了”），可见他们还是彼此不能放下对方，以夏之时当时地位、财富、形象，身边想嫁他的一定是美女如云，但他也独守空房十来年，而董竹君长的漂亮、聪慧，追求者也应该不少，可是她仍旧独身一人，这就是他们的爱。有人说董，夏两人都是人杰，坏就坏在男的大男子主义，作风霸道，而女人有太能干，太独立，脾气太倔，不肯低头让步，当然除此外，政治理念也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董竹君相较之夏之时的大男子主义，她更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且不说离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看他们相爱的过程，我感觉夏之时还是深深地爱着董竹君的，这点毋庸置疑，他的爱不是溢于言表，而且体现在点点滴滴之中，他爱之切，却不会爱，最终伤了情碎了心，其实不会爱，比不爱更可怜。
夏之时爱董竹君体现在他多次地“哭”。书中写“袁世凯悬赏三万银元捉拿夏之时，夏之时被迫躲藏起来，并准备逃往日本，但他心中却无法割舍令他朝思暮想的董竹君。一天，董竹君利用上街买东西的时间，径直来到夏之时曾对她提及的旅馆里。董竹君曾这样描述当时见面时的情景：“当我一进房门，他就从床上跳起来，抱住我失声痛哭。这时候我才感觉到自己亦是真心喜欢他了。——《我的一个世纪》”但这次的相见结局是董竹君因为夏之时言语含糊，所以生气地关上门走了，结果夏之时为此生病了，于是董竹君再来旅馆看他，他又哭了，董竹君自己也说“我看见一个男人这样哭，愣住了”，还有后来，她执意要离婚，他们有了一次长谈，董竹君知道“料他在这最后一次的谈话中，必然会从头至尾用感情来触动我”事实果然如此，还有五年后他们当着律师的面签署离婚协议的时候，夏之时突然走过来和董竹君握手下泪，我每看到夏之时这几次哭，都觉得很感动，因为夏之时24岁就带兵打仗，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四川副都督，的确该是硬汉风格，若不是因为深爱红颜，怎么会有泪轻弹呢！
第二个能体现出夏之时深爱董竹君的细节是，董竹君的丫环对她说的一段话——有一次，麻丫头告诉她“老太太在和我们老爷（夏之时）讲，她们不喜欢你，因为你是卖唱出身的姑娘，有伤门风，不能做正太太，叫他把你退掉，另外娶一个，还骂他太糊涂，老爷就说，这怎么可以呢，两个人讲了半天以后，老太太说那就叫她做姨太太好了，老爷还是不肯，两人又吵了很久，老太太说你是过继给二房的，那么就一子双挑（即娶两个老婆，两个都是大老婆）吧，老爷还是没有答应她呢！”封建社会中，男子三妻四妾本已平常，更何况夏之时当时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呢，在《我的一个世纪》中董竹君也讲了当时四川很多的军阀都有姨太太，并且还经常再娶，而夏之时始终对纳妾的事是一丝不染的，这不难看出夏之时对董竹君的爱——顶住来自封建大家庭的压力，同时也没有被社会陋习而污染，并且忠实地履约——当初答应董竹君不做小老婆的，若是不爱，谁还记得当时的誓言呢？！更何况随便找个理由不去履约又能怎样？而事实上，他不仅坚持董竹君做正室，还处处指导她待人接物、处理家务，帮她树立地位，他的信中说：“复以家政悉付与君，教以理家，教子，处世，接物之道，事无巨细，皆先为君计划规定，然后令君施行，从旁保护（过去冲突，多半为此）。间有损失，亦所不顾。种种苦心无他，冀君有所成，亦得并我而傅耳。”
我其实觉得夏之时蛮细心的，在他给董竹君的长信中，说“夫妇口角，本人生常事，况前后四次之中，何一非爱之过切，有以使然乎？”——能够记住彼此争吵次数的丈夫在今天的社会中已是不多，更何况在那样的封建社会中呢，受传统的封建儒家思想的熏染，当时社会很少有男人尊重女性，社会风气就是这样，男女是不平等的。而且夏之时把和董竹君的争吵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夫妻间正常的磨合，再正常不过，他在给她的信中说，等你再择佳偶或者来世再做女人的话，就会明白，我们过去的争吵其实就是夫妻间正常的现象，但是这样的争吵在董竹君看来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是他们思想观念的不可调和的裂痕，所以，面对丈夫的哭和情感的软化——夏之时在信中已经做了妥协，他提出，董竹君若是不想呆在成都，就举家搬到合江乡下，再置房产过世外桃源的生活，如果董竹君觉得成都的教育不能适应女儿国琼的求学，可以把国琼留在上海继续读书甚至同意让董竹君自主为大女儿国琼择婿等等，其实在我看来已经算是妥协了，毕竟夏之时也是响当当的人物，虽然当时不再是四川副都督，而创办了锦江公学，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社会影响还是在的，包括董竹君后来在上海创办锦江饭店，其实最初的创业也还是利用了做夏之时夫人时所攒下的人脉资源，至少创立锦江饭店所需的经验也是来自于在成都所过的那段锦衣玉食的生活和在日本所学到的家政管理的本事（《我的一个世纪》里记载，锦江饭店开业走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路线，连餐具都是专门定制有店徽，并且有这样一个细节：锦江的玻璃杯清洗是必须经过老板检验合格才可以的，什么标准算过关呢？对着阳光照，除了透明一片的玻璃，看不见半点其他的印子。）由此可见，夏之时若不是真心爱着董竹君是不会公开向她妥协的，因为它们当年的离婚是轰动一时的新闻，男主角能够向前妻低头的确不容易，虽然，在董竹君看来这封信写得啼笑皆非，所以不予理睬。
此外这封信写的过程也很艰难，董竹君跟夏之时闹离婚时，他一病沉疴，几个月才好转，起来后一拿笔就会流泪，无法面对这件事，足见对他的打击有多大。信的字里行间的确很有感人之处：“竹君夫人足下：别来两年有余矣！自重庆寄书以后，至今未通音询。每由友人处访查近况，皆碍详悉。闻之亦觉心酸。于是不闻不问，随时引为恨事而已。......而我爱君之旨，怜恤之心，仍与当年未稍减也，君其如何？（还有一点痛苦，在此附带说明，就是年末每欲与君写信，始一握笔，而心痛几裂，肝疾复发，不得已而终止者，屡也。卒至昨年，养息数月，夜乃成寐，复得朴医生诊治，始稍能支持耳。）”这封信里他总是以“我君”来称呼董竹君，给人的感觉就是年长成熟的丈夫对负气出走的小妻子的谆谆教诲兼哄转之言，事实也是这样，夏之时并不觉得董竹君真的会和他离婚，所以他同意分居五年，等待董竹君碰壁后回到他的怀抱，在他们正式离婚以后，夏之时还等了五年，才另外跟一个姓唐的中学老师结婚，他一直认为董竹君有一天还会回心转意，就在董竹君离开夏之时二十年后，听说上海置身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夏之时还从四川来信力劝董竹君到四川去躲避兵灾，并说已经安排好了住宅，等她携子女搬过去，而且他在两人离婚后，他还在后妻面前反复念叨董竹君的好，其实单从两人分手时他的表现上看，就知道他是想尽千方百计挽留和苦苦哀求的那个。
但其实夏之时还是真的不懂董竹君，并且他也是个不会爱的人，在日本流亡期间，他为了防止董竹君爱上其他人，宁可请家教来家里教董竹君，也不肯让她去学校上学，董竹君喜欢听人吹箫，他也大不高兴，他有公干离日回国，扔下董竹君一个人，虽然已经有孩子了，还是不放心，要叫四弟来看着，又给董一把手枪，说是董要是对不起他了，就用枪自杀。在董竹君决意离开他的时候，夏之时想追回董竹君采取的也是一哭二闹三行刺的办法，先哭了软化，再屡屡嘘寒问暖谈话、拍桌子、发脾气，随后他给一干好友去信去电，要他们帮他逼董回四川，最后看董竹君去意已绝，眼看再三逼不回董竹君，竟要朋友帮忙害死董竹君（后来在信中他否认是自己拍的电报，而是朋友的策划），典型的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心态。他爱的很深却不知如何爱，更不知如何尊重，只知道占有和居高临下，换个普通女人，也许就会满足在他霸道的爱情中，偏偏董竹君是完全觉醒了的女性，根本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从属地位，这种把董看成他私有财产的爱法中，看不出对董竹君最基本的人格上的理解和尊重。所以爱是爱了，但是这种爱想想其实也真的让人很崩溃！所以不会爱，其实远比不爱更让人可怜——若是换做别人，就让董竹君去经商吧，自己只做她的后盾不好么，就像梁思成在林徽因陷入他和金岳霖的三角感情中时，他让林徽因选择自己的幸福，可见其宽容，就是这种理解的爱让林徽因和他厮守一生。夏之时归根结底还是不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也难怪，他生于封建家庭，又念的步兵学校，没有风花雪月，以为爱就是给你一切，但是前提是你是属于我的，必须听我的，结果这种爱的方式让他失去了爱。
那么董竹君呢？离婚后，在夏之时生前，董竹君从没有对孩子们说过一句他的不好，只是说他脾气非常暴躁、非常古怪，她一直把她和前夫的结婚照放在卧室的床头，每天夜里，她都要独自面对这个曾经赐给她幸福和苦难的男人。带着这些甜蜜而沉重的回忆，她孤独地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相爱未必就能相处，这两个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让人感慨的是，在董竹君弥留之际，她让小女儿在她入葬时放《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这首歌是她在日本流亡时从远处听到的一个青年吹奏的曲子，当时夏之时还为此生气，歌词是：“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再也没有鲜花陪伴在她的身旁。映照她鲜红的脸庞和她一起叹息悲伤。”——也许她始终是属于夏之时的一朵玫瑰，美丽而又带刺，也许她在怀念初婚时在日本度过的属于他们的平静而短暂的幸福生活吧，毕竟感情不是随着婚姻的结束而能真正结束的。
所以，爱在时，请珍惜。
附：夏之时写给董竹君的信
竹君夫人足下：别来两年有余矣！自重庆寄书以后，至今未通音询。每由友人处访查近况，皆碍详悉。闻之亦觉心酸。于是不闻不问，随时引为恨事而已。呜乎竹君！
以十七年夫妇关系，竟至久久不通音问，其伤怀为何如乎？回忆未别之前，每次召君谈话，不是借故推延，便动出恶语，故意表示绝对，嗣到重庆，我在重病中，犹复致函略陈利害，殊君回信不惟无一语商榷，反假作痴聋，强词索款，情理良心，消灭殆尽。最后我到成都，查悉君受文、张两妇诱惑，卖产业，私汇款，造假账种种，只图事实，不顾情理之一切行为，岂能一纸劝告可望挽回乎？实非忍痛宁待我君亲自阅历身受人惰险恶难以自觉自悟，此即久疏音问之原因，亦即此次奉书劝告之动机也。盖昨年遣映书到沪省询起居，归报我君东奔西驰，四处接洽，已历尽千辛万苦，身肿眼黄，四个女儿亦染重习，大有不能羁束之势，虽无悔意，已觉前非。近又一年也，谅人情险恶，世态炎凉，亦复尝试不少，用本原来关系，谨先致书奉劝，我君虽受恶潮催眠，倒行逆施，而我爱君之旨，怜恤之心，仍与当年未稍减也，君其如何？（还有一点痛苦，在此附带说明，就是年末每欲与君写信，始一握笔，而心痛几裂，肝疾复发，不得已而终止者，屡也。卒至昨年，养息数月，夜乃成寐，复得朴医生诊治，始稍能支持耳。）窃君勇力智慧，诚有过人之处，详查谋变动机，亦属为好，然不守闺范妇道，甘弃过去历史，轻受诱惑，妄冀虚荣，甚至不顾厉害，肆意胡行，亲亲相仇，认贼作父，以滥为滥，执迷不悟，为女性之所不为，实错中之大错也。查君谋变动机，约而言之，不外下列数点曰：误认过去彼此冲突，有伤婚烟美满，引为隐恨。意拟改造创造，以雪宿怨而遂虚荣；次则以大儿述禹懦弱，文子、琼女聪明可造，意即舍己成彼，以送妄想，于是文、张两妇乘机煽惑，冀满贪谋，我君不察，竟认为益友。冒险牺牲相从，并以文子宣传之共产主义果为救时良策、成名捷径，毅然挺身投入，意为女界开异迹，革命史上享美名，至过去开设车业之成功，是为副团。我在上海学法养病，失意潦倒，又为此变之导火线也。其他有谓我君根基不正，父母诱惑，蓄意拐逃，别具深谋者，我皆不信。盖果尔至此，则君自为贼，失复何论？用仍本上述各点，详为解释批评，借作最后之忠告也。
夫妇口角，本人生常事，况前后四次之中，何一非爱之过切，有以使然乎？事实上果有前后亲疏之不同乎？君竟不察，引为隐恨，举过去历史感情，以及儿女关系，终身利害，毫不思索，骤然变异，是可忍孰不可忍？言念及此，雅不欲论，惟望我君另配佳偶，抑或来世仍为女性，自有证悟之一日也。
至大儿述禹，懦弱寡能，是天性习染种种造成，家庭垂危，亦由手足间不自奋发，自然趋势，往昔岂非与君言乎？此种现象，是过去生活圆满所种之因，政治社会不良养成之果，只求因之有缺，政治社会改善，非意欲挽回即能成者。果尔，则过去英哲，谁不望其血统之繁荣，岂尚有存亡盛衰，供人叹息之历史存在耶？我君弓怕深虑，诚至钦佩，然无论如何，亦当本慈母良妇之心，竭力教诲；或以种种方法促其自动奋发，乃视述禹非自亲出，毅然弃之，反以此大事，望诸异姓，责及儿女，不先商之于我及家人兄弟，而谋之素无关系文、张两妇，甚至仇视自家，爱护他家，至于无微不至，种种事实，令人莫解。回忆君初到沪，告我日文子孤贫，家庭简单，以厚恩遇之，必与女好。又谓临死呼母，孝心纯笃，尽量资助克成，将来必获我助。闻悉之下，不禁发笑。我君往昔阅人甚多，何今日为一文子速爱若是？查亲戚不过休戚相关而已，至于缓急相通，患难相助，事实上生活利害，各不相同，女嫁从夫，礼制，法律，事实均非如此不可，焉能舍彼顾此，如我君之痴鲁耶？即令有之，我尚有子孙在，又焉能受其支配？故前在沪告君曰：此种事实，世界无之。况文子天性凉薄，轻浮寡义，我在上海就其相貌行为，已可断定。考诸过去事实，犹软弱阴险，正与锦校之王、侯二生（锦校之王轼，孤儿院之侯宗域，谅君尚能忆及。）一类人物，将来不惟学问事业一无所成，且必流为鼠窃狗偷，寡廉鲜耻之辈。幸婚约已解，不然，将来琼女不遭中途遗弃或忍痛以终，吾不信也。至渠之诗，与临刑之呼母，正其弱点，而君反以是器重，不惜背我擅定为婿，爱之如至宝，并为此子受谤，牺牲一切亦在所不顾，前后思维，实不解我君何以一时糊涂着是也！
至视女若男，责负重任；本现代之思潮，将来之希望，但事实上究竟走得通乎？自维新以来，巾帼中经过人才诚不可忽视，然结果徒供他人欺骗玩弄，至于悲惨不可收拾者，比比皆是。琼女老实，焉能明明令作时代牺牲者？故对此女性情如何，教育如何，以及现代习染如何危险，环境如何险恶，应如何刻成订婚，平昔皆与君讨论，详定办法，君悉以为是，分期举行，成绩显著，乃别后始数月，骤然变异，认四川读书为土朽，上海外国方为新奇，既不经我商量同意，复造伪电欺蒙，擅自变产，筹汇巨金，将五、九、十岁等三个女儿，亦统率来沪，悉反以前面目，胁我相从，并命谨敬追随，高低莫问，视我若傀儡之不如。种种不近情理，姑暂莫论，唯问高中以前，如何不应在川教读？几岁女孩如何不应重视国学？如何了解上海方言，一到上海外国，便成大器耶？四川学生通为废才耶？人才是泥塑木雕，意拟成龙，即为龙耶？读书为生存，学与环境不适用，如何生存？学费深厚，而惟俗是骛，究系爱之，害之？言念及此，我君幼小失学，今日所得一知半解，尚是中途受之于我，既无所谓学问，复少经验，何自不谅，胆敢变我方针，擅定大计，以情以理，君皆不应如此。回忆在沪，每有朋友劝告我君者，君即将事实掩藏，理直气壮而立曰：亮工不以儿女教育为重，置家庭垂危于不顾，我以墓碑潜言为惧，始力排众浪，身任肩巨，毅然决然统率儿女来沪读书，区区之志，悉不过学孟母、梁夫人而已。皇哉斯言！冤哉斯言！我苦心创办学校，不惜重金，礼聘家庭教读，是否为儿女教育？我离开家庭，使君肇此大祸，是否为谋救家庭？孟母、梁夫人有教女背夫不守夫道，损己利人，擅自妄为之一切事实乎？自身失德，犹复捏词以谋欺世盗名，受人愚弄、遗害儿女，反自鸣得意而不觉察，是皆谓愚笨而又无天良者也。
忆君未到沪前，得君一函，谓到川十余年，所交女友皆浅薄无知，唯近识文、张两妇，道德学问迥异寻常，已结拜姐妹，彼此精神关顾，不亚桃园结义。并谓文子如何聪明纯孝，将来拟招为婿云云。嗟夫竹君！料君不是安心作恶，受人诱惑者在此。至今一败不可收拾，而我尚能看君者亦在此。唯是时我在病中，虽疑之，未料其力量有如是之大，且这也。故未即奉复，殊不知以后即因此而遗下毕生痛事，刻为望君觉悟起见，对文、张两妇，亦略为论之：
文为沪州泰安场人，中年孀居，因不宜于家，始率子来沪，以守节托孤四字到处向人哀求接济。吾友张富安、席新斋曾给以款，并以所得之款在乡间私置田产八十余亩，一般人不知其行。始到荣昌，与某校长结干亲，仍操故技，复因与张瑞书作媒关系，来省任师大监学，时时设法与权贵眷属相结纳，谋骗金钱（刘二夫人今尚按年给予千元）。张为川北邻水人，亦中年孀居，因性情乖张，不宜于家，始出外读书，复得周觉生接济。到法留学，嗣即以此关系，回国任美专教员，性极贪鄙，与君同行时，尚借买车骗某某洋四百元。两人皆女中光棍，阴贼险毒，害人不动眼者。因文兴哲事与君接近，首以逢迎我君为入手，君果一见倾心，渐将隐情相告，认作知己，渠等于是进一步设题谋求接济，张则极力赞扬琼女天资深堪造就，文子之才可成大器，文则一意逢迎，极诉孤苦，使君自动发生重女招婿之谋。君本富虚荣心者，果中其计，然渠等犹恐我一觉察，必生阻碍，于是文则借订婚后始留学以相逼（文果诚意在婚姻，果为有识者，能不经我同意即允订婚者？即此可以证明其为骗术也），张则试以猛烈学说进（张之如此，贪得赴法留学学费也）。以为一成事实，君即走入极端，虽欲挽回，亦所不能（君今日果走入此路，可叹）。此时君已暗受文子共产主义之宣传，异常兴奋，一面受人愚弄，至于癫狂，焉能回顾（然彼此感情分际，及将来利害，君当稍为考虑，何竟完全抹杀，君亦可畏也）！于是决心破釜沉舟，擅专一切，君诚可谓革命首自自身起者，不知君愈走极端，我俩相反益甚，正彼等之利与希望也。在沪见张致君一函，主张我君大力冲破难关（对外突破难关则可，对自己家庭亦用突破，于君是利是害？一思便明。君竟不觉，反认我握此函是恶意，与我大大冲突，正所谓倒戈相向，言之诚令人痛心耳）。以渠曾鼓勇破浪，突破香港而到檀岛为喻，便见彼等用意之不谬。至派文子、琼女赴法留学，购买商品运法销售，诚君之计划然亦即渠等丧心病狂，尽量经营之至意也。盖共产党之坏分子专为自身利益，不惜败人家庭，离人骨肉，或诱惑他人女子供其利用，种种惨无人道事实，笔墨难罄，惜君不察，坚决否认，今则如何？凡文、张与文子与君同行之某某女士，无一非昨年汉州之变有关系人物，张今在法国，到处骗人金钱，人悉认为女痞；文则近在成都，随时引诱女生入某军公馆伴某娱乐，只求骗人金钱，不恤他人利害，至今未改。总之，凡事不外人情，假使文、张诚意在婚姻，果有桃园结义精神，尚能听君作此不情不义，有碍妇道，而误终身之事乎？即此可以一切证明，虽然文、张诚除毒，然君不妄想，讲求妇道，敬重爱情，稍一回顾，又焉能中计？正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也。
至共产主义在吾国是否适合？二十年前即研究之，吾国始终为经济落后国家，既无此病，亦无须此药。孙先生之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之结晶，既与吾国经济现状相合，复可防止以后共产革命，故一般凡智识阶级与赤心爱国者，无不赞成。然年来因一般军阀肆恶，民气愤极，于是失意军人政客咸思假借该党后援，以资号召，而谋打倒军阀，夺得政权，波等精神全在求达英雄欲望与自身利益而已。我君无认识能力，纯以他人诱惑，虚荣驱使，梦然加入，诚不为怪。然君所结识者为该党次之又次分子（或为青年团，尚非共产党员），除供人利用外，君能担任何种工作以展布其志耶？该党将来果即成功，而君亦女子，又能获得若大政权，以遂君之虚荣耶？况现在世风浇薄，惟利是趋，即于国家卓著勋劳者，尚不惜多方倾轧，以谋自身侥幸，岂君一弱女子平（谅君奔走数年，已略尝此中滋味也）？孙先生说过：无论什么主义，总于自身有利，方得行之。今君信爱共产主义，除牺牲自身利益，破坏自己家庭，背夫弃子而外，百无一利。古云英雄豪杰多出忠臣孝子之门，盖不富具悲天们人之仁心，具有绝大同情者，不能为群众牺牲，担负重任。如我君之忍心背义，将来即果得志，恐亦难得人之爱戴，除卖国亡家外，亦难有其他建树。忆君初到沪告我曰：一般贫民异常痛苦，我当立志为彼辈谋解除。并闻动身前与文、张两妇感怀时势，抱头大哭，一种受惑癫狂之状，诚属可怜可笑。昔日秋婢出嫁，我念其贫苦，抚育女辈辛劳，拟以义女之礼从优嫁配，君则极端反对，至于与我冲突，刻薄寡情，可谓备极，何今日同情骤然及于一般贫民耶？
我与君别，三年于兹，君在沪一切情形，我概不知悉，究不识计划商业成乎？所办工厂成乎？女儿学问成乎？社会革命成乎？名誉较前优乎？娱乐较昔胜乎？生活较家快乎？文、张有以助君乎？文子果大器乎？文、张之为人如何乎？交识朋友尽如君乎？以及我君所怀之目的，有一达乎？以鄙意揣测，恐难有一事能合初意者。我君此刻尚属英年，一切困难自能勉力支持，倘精力稍衰，如何应付？故君受惠使我夫妇离散，家庭损失犹其小事，我最亲爱之四个女儿，亦因此染受恶习，遗误终身，并不知我君将来如何结局，实我痛心疾首，毕生不能释然者也（言至此，每忆我君之相，上秀下浊，殊不能无虑也）。
我君幼小贫苦，误落青楼，嗣后觉察，立志尚善，并拟从一而终，我佳其志，感其情，始教君读书，助君留学，嗣犹以此不能尽掩前日之恨，复以家政悉付与君，教以理家，教子，处世，接物之道，事无巨细，皆先为君计划规定，然后令君施行，从旁保护（过去冲突，多半为此）。间有损失，亦所不顾。种种苦心无他，冀君有所成，亦得并我而傅耳。我君亦果能领会，尽操持能事，于是凡有誉我者，我皆悉付与君，尽量宣传，区区之意，终在助君成名，并曾与君屡次说过，殊君恍惚于民十六年我回合江，即擅惜巨款经营绵纱生意，以后失败，我知君素习好誉，不喜闻过，于是不唯无一语责君，反多方设法谋补损失，以为有此经验以后，自知警惕也（犹忆此时有卜者，谓我四十五岁应主克妻。我随时以此为虑，多方请人考验，处处迁就我君，我敬重爱惰，维护我君，自信无微不至，谅君亦尚能忆及也）。谁知我君更以过去车业成功出自自己计划，毅然卖业筹款，擅定国际贸易之谋（犹忆此时有重庆戚某论君之相，宜营商业，不知论相有准差，未识我君于此亦有关系否），以为胜算必其，如探囊取物，此诚我过于爱护之过。年来朋辈中有谈及事者，即责我不应以家政全权付予，及任其经商等事，我实哑然无以自解。然君即应本诸良心，以此猛省，急图报称，及复变本加厉，故为已甚，未免忍也。
以上是以我君变乱之因，受人诱惑，误重虚荣，评判得失，谅惰奉劝，以君智慧及从我所得常识而论（因现在潮流习染，以及社会如何险恶，过去皆与君随时讨论，研究自处方法，君悉以为是。每遇青年男女，君尚引为批评，教诲朋辈中家属，有感受恶习而发生冲突者，君尚说明利害，竭力调和至于无事），以上各种利害得失，统应知道，而不为所害，何竟一时昏昧若是？言念及此，回忆我君过去与我冲突时，每有独身终老之慨，如果为此，尽可正式交涉，明白为之，又何必种种作恶，至于遗害儿女。不特此也，再以我君变乱之行言之，更令人骇异。我为君之夫也，一家之长也，以感情、法律、礼制论，凡关重要者，皆经我决定或商量同意，而君不令我知道，即擅为长女订婚，擅自变卖产业，擅率全家移沪居住，擅变儿女教育方针，私移款项资助他人，尤为怪者，吾家素行严肃，乃听异姓妇孀自由进出，至于喧宾夺主，不以为怪。辜云迁、刘豫波、林菊舟三老年高德望，徒以劝君慎行，竟欲出而骂之；述禹，君之子也，亦以劝阻遭骂，至于毁物叫天，深恶痛绝；泰钊小儿，虽出继三婶，究为君之亲出也，亦忍弃而不问；我则君之夫也，并有种种恩厚关系，竟忍一旦背弃，造谣诬毁，任意蹂躏，视作大敌；反之，文、张素无关系之人，而爱护周到，有逾骨肉，甚至私通消息；合图颠覆；文子、琼女虽属订婚，而彼此年幼，应使其各自读书，勿以受累而伤身心，君乃任其来往，及我阻之，益令其私相来往，毁誉不顾，甚至唆使女儿与父为仇，为之仗力作恶。尤为丧心病狂，不可思议者：抽我现金二万余元，合计私蓄饰品，不下三四万金，而谓一钱俱无，强词需索，到处借贷，并将逐年流水销毁，另造伪账欺蒙。临行时，尤复窃我衣物，深悔过去所拿未足，一面复正式提出条件，令我按年接济若于，视我诚木偶之不如，所行较时习为尤恶，至今思之，不唯心痛，且愤怒难遏，而莫知其忍心昧理，倒行逆施，智愚相差，一至如是耶！
我与君结婚，至今十九年矣，儿女共计五人，昔年甘苦与共，爱护逾常，我并以君父母无人俸待，特筹款项偿清外债，迎接来川，为君供养终老，使君得全孝恩，今复一并携去，俨若仇人。我意何罪于君，君复究拟何图？我自与君别后，重庆大病（回忆君未到沪前，我已恢复健康，至于少壮，嗣为君，于十余日间即身瘦失眠，几至于死，此我修养未到之故，然君亦未免太过也），到省后即成肝疾，一病数次濒于死者屡矣。卒至昨年多方静养，始得保全至今。昨年向育仁、陈鸣谦两君四川，谓君不唯无丝毫觉悟，且以我袭军阀淫威，益加愤怒，不知此电是朋友等关心所发（前画亦赵君鼎卿为我所拟，我实不能一问此事），假使即为我意，未必君亡我家，割我头，我尚负荆请罪耶？女权倡达，即可任意作为，不受法律制裁耶？总之，君之愚谬行为，笔墨难罄，狠毒心肠，亦不愿回索。我始终痴愚，不忍置过去情感历史，我君以后困苦危险，丝毫不顾，用将过去一切忍痛搁置，平心静气奉书劝告之外，并拟亡羊补牢善后办法三则，以供我君之采择此变之结束。
（一）请君痛定思痛，以终身关系为重，儿女前途要紧，直认以往之过失，勿逞一时之意气，君能立地觉悟，我亦回思十余年夫妇之情感，不咎既往，为君格外原谅。君即立率四个女儿回川，夫妇子女团圆如常，君之幸亦我之幸也。
（二）如君不回川，复以成都不便居住，则即移住合江原籍，我并可为君另置田房以养终身，至携去之款，任君处理，我决不根究，但我之纪念品，君须为我带回。
（三）如君终不愿遽然返川，则琼女请由君主嫁，但不能仍与文子结婚；其余三个女儿，可托人带回川中，交我抚养，君何时返川悉听君便。但君在外一切行动，须另有商定，不得作轨外之行。
以上各办法，我是顾念夫妇情感，委曲求全。如君尚有其他较好办法，尽可提出，彼此商量。如君果染共产党恶习，背情绝理，反认为我痴情腐朽，提出恶辣办法，则我情义已尽，以后幸勿见责。并望念及女辈无辜，钊儿尚幼，应与之稍留将来生存余地，幸勿一概抹杀，遗害及于子孙，则幸甚也。
年来，每欲与君通函，奈一握笔，心痛泪流，不能成句，忍至此次，始以数日功夫（因念一动，即搁下笔故也），草就此函，几乎一字一泪，君非木石，岂能无情？务望俯念旧情，前途利害，详加思索，临崖勒马，甚有望于君也。要之，人生如电光石火，即终日营营，正当谋求，亦如蚕丝自缚，秋蛾扑灯，况君别寻烦恼乎？彼此只有今生夫妇，未必世世再结重缘乎？君此时精力尚可支持，倘年届垂暮，何以自处（中国习惯，靠女是受人白眼，权在他人，万勿以此为怀）？钊儿君之骨血，常唤母不已，我不忍奉闻，君即忘情于我，岂竟绝爱于钊儿乎？我以君一时受人之麻醉，为君略迹厚心，不惮烦琐而言之。倘仍不纳，则此即最后之言也。我本拟来沪，因家事羁绊，不克成行，君之意见如何，并望详告。
吉甫老棣并可与伊尽量商榷，只要于情理上通得去，事实上办得到，我当为君体谅也。四个女儿近况如何？徒以他人煽惑君之关系，使我亲爱父子别来数年，尔不我书，我不尔函，天下痛心事孰有过于此者？纸短惰长，书不尽意，泪随笔堕，无任低徊；气候炎热，并望保重，此项日祉，并盼赐复。
拙夫之时再拜六月卅日
我之皮大衣乃在日最有关系之纪念品，闻已损失，确否？并盼示及。
信已竟，犹忆我君平昔有一特性，即好誉不喜过，坚强任性，此在走入正道为最好，盖不如此是为懦夫。如若思想见解错误时，仍执此性，则一败不可收拾，须立时勒马回头方为丈夫。故廉颇负荆，认为美谈。孔子谓不二过，人皆引为座右铭者，即是意也。反之，韩信不听蒯通之言，以致杀身，在过去历史中有不可深述者，望君猛省，幸勿再持故性。千万是嘱！
之时又及
[作者注：原信件无标点符号，作者抄时加了标点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