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路归来之后的李卓然
西路军战败李卓然连降八级遭受同事指责
史载： 3月14日，西路军抵达康龙寺，又与尾追之敌激战一天，伤亡200多人，余部边打边撤，集中石窝山头。随即召开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二、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八人组成，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
西路军三个支队的组成：张荣率十五团及伤员、特务团一部为一支队；王树声率二十团及两个骑兵连为一支队；李先念率三十军余部及总部机关人员共千余人为一个支队。王树声和张荣率领的两个支队依托祁连山开展游击，连经苦战，遭受巨大损失，只有少部分人员分散陆续回到陕北。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作战失败，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势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让主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余部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当时不仅环境险恶，条件艰苦，而且内部意见不统一，总部机关几位领导干部长期习惯于徐向前、陈昌浩的直接指挥，不把李先念等放在眼里(李先念曾建议西路军余部左右两个支队一起行动，免得被敌人各个击破，但被右支队领导人拒绝，结果右支队全军覆没)。李先念后来回忆说：“把剩下的三千余人，交我统一指挥，我心中无底。”但李先念在这严峻时刻，勇敢地挑起了率领这支严重削弱的部队突出重围的重担。他分析，东面、北面敌人重兵集结，南面是马家军的势力范围，向西入祁连山，虽然是渺无人烟的冰山雪岭，自然条件恶劣，但易于摆脱追敌，对于失败的军队来说，摆脱敌人就有希望和出路，因此坚毅地决定西进祁连山。但当他率领左支队计划翻越祁连山时，领导层发生意见分歧，有人主张回东边，有人主张去陕北，有人主张就地打游击(有几位领导无法说服，只好同意他们留下，结果被敌人捕杀)。当翻越海拔5000米左右的祁连山，到达祁连山河谷时，又有人提出分散行动，李先念根据多数人意见，坚持部队集体行动战胜困难的计划，继续西进。在安西突出敌人包围、进入戈壁滩行进几天后，又有一种意见要求原路返回、退出戈壁滩，再寻路线，李先念没有同意：“这步棋得慎重啊！”依靠指南针坚持前进，终于到达新疆星星峡，把部队带出绝境。
查史料。李卓然：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特：西路军参谋长；曾传六：西路军政治保卫局局长；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程世才：红三十军代军长；红5军政委黄超；熊国炳：原川陕苏维埃主席。
其实，陈徐脱队之后，作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延续，成立了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辖剩余部队，书记李卓然，当然是西路军余部的一把手，李先念只是三十军的军政委，八名委员中，至少有李卓然（西路军政治部主任），王树声（西路军副总指挥），李特（西路军参谋长）等三人的地位高于李先念，曾传六、黄超等人的资历也比李先念老得多，剩余几人至少与他平起平坐。
而在李先念的回忆中，只笼统的这样说，“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和我共八人组成，军事上由我统一指挥，卓然同志负责政治领导”，这个“由李先念负责军事统一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的说法，刻意回避了书记一职的设立，刻意忽略了工作会的实际排名，是很巧妙的写法。既然我负责统一军事指挥，那我率部队就顺理成章了嘛。李先念位高权重，这个说法似乎就成为了定论。
1937年底，李卓然回到延安。李卓然回到延安后，有人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他。李卓然不能接受，沉默下来。对李卓然不利的还不仅是西路军的失败。
事实上，回延安后，毛泽东主席找他谈话要他承担西路军战败责任，他没有推辞独自写了检讨，被连降八级，还遭受了同事指责。1989年去世后，《人民日报》刊登的“李卓然生平”这样评价他的这段历史：“(李卓然)在形势危急、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为战胜艰难险阻抵达新疆，保存一批革命骨干，贡献了力量。”此时才有了公正评价。
李卓然在从中央红军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发生了张国焘南下风波，给他后来的政治生命埋下了阴影。李卓然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曾担任毛泽东办公室主任，后升任红五军团政委，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很受毛泽东器重。中央派李卓然去红四方面军工作，有对张国焘“掺沙子”的意图。1935年8月，红军总部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成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左路军，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1935年9月的“密电”事件后，毛泽东等率右路军单独北上。张国焘率左路军南下，另立“中央”搞分裂，提拔了一批干部，李卓然升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对于这场风波，李卓然等红军高级将领都不明就里，搞不清怎么回事，服从命令南下。后来很多同志都证明，李卓然在张国焘的南下问题上是受到冤枉的。但是，毛泽东对其他四方面军干部都不计此嫌，唯独对李卓然有了看法，你是我派去的人，不仅没有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还接受拉拢，升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认为这是对他的背叛，对张国焘的投靠。李卓然受这一事件的影响，虽然带队有功，但自返回延安之后，率队的功劳被巧妙掩盖，他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受到了很多同志的肯定，自此再无升迁，最高职务仅仅是中宣部副部长，和他同资历甚至资历远不如他的同志，很多人位列元帅、大将、副总理以上。毛泽东的不信任和疏远，就是李卓然被贬低的原因。
李卓然1937年底回到延安。1938年1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9年4月至1941年7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1939年11月至1940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候补委员。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41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候补委员、委员、西北局宣传部部长（至1942年7月）。7月至12月任西北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2月起任西北局教育委员会委员。1942年6月起任西北局党务研究委员会成员。8月起任西北局精兵简政分委员会委员。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1945年8月至1949年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47年2月至1948年1月任边区群众报社社长。1947年8月至1949年4月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1947年12月至1949年2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年3月改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1949年2月改为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党委委员。1948年1月至1949年3月任群众日报社社长。1948年4月任西北局敌军工作委员会主任。
秦川曾描述了建国后的李卓然：“解放后，先是接替少奇同志担任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院长，后到中宣部做副部长。他在中宣部任上依然没有多大作为，很少发表个人意见。‘文革’中，周总理保了他，所以在中宣部的几位‘阎王’中下场算是比较好的，只不过头发都白了。从延安时期起，他就患有高血压，头上一直戴着个什么治疗的东西。解放后，他家里一直挂着毛主席画像，他心中可能一直在向毛主席谈西路军问题。”
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1979年任中宣部顾问，1982年9月当选为中顾委委员，1989年11月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杨尚昆、万里等亲自参加追悼大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送了花圈。
2008年4月18日，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在去世19年后，其留在北京的剩余骨灰与夫人鲁陆的全部骨灰由子女亲人从北京护送着长途跋涉，最后送到西路红军曾经抛头颅、撒热血，与数倍于我军的敌人殊死搏斗的甘肃省瓜州县，安葬在高耸矗立的红军纪念碑旁，终于实现了他魂归瓜州的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