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说到张道藩，必然会提及两个关键性的人物，一个是徐悲鸿，另一个是徐悲鸿的前妻蒋碧薇。
1966年11月，《蒋碧微回忆录》在台湾出版，被《皇冠》杂志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一时热评如潮，成为众多读者追捧的畅销书。后来，这部回忆录中的第二部《我与道藩》获徐悲鸿与蒋碧微之子徐伯阳的授权，作了文字的修订和充实，并首次曝光张道藩给蒋碧微的最后一封信，新增著名画家傅抱石、吴作人、吴稚晖等珍贵题赠十余幅，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在内地发行。
《蒋碧微回忆录》共分两部，即《我与悲鸿》和《我与道藩》。蒋碧微的所敬所爱，所思所念，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部洋洋50余万字的长篇巨制之中。此前，也就是1964年10月，该书曾由台湾《皇冠》杂志首次刊行。有人认为，作为“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及与一代艺术大师徐悲鸿28年感情沉浮”的纪实，该书提供了研究女性心灵史和解放史的独特文本，提供了一个了解和研究徐悲鸿的全新视角，同时也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蒋碧微和张道藩婚外恋情的细枝末节。
《我与道藩》是徐悲鸿前夫人蒋碧微回忆录的第二部，讲述她与国民党原立法院长张道藩半个世纪的婚外恋情，书中收入两人2000多封情书，记录了蒋碧微与张道藩纠缠半生的苦海恋情。直抒胸臆的蒋碧微真情袒露：“三十九岁，无可奈何地坠入情网，和张道藩开始了缠绵半生的苦海之恋。”
时至今日，徜徉在蒋碧微优美的文字丛林，透过岁月的滚滚风尘，我们仿佛又看到了蒋张旷日持久绯侧緾绵的生死之恋……
张道藩(1897～1968)，字卫之，原名张振宗，曾用名张道隆，祖藉江苏南京，贵州盘县北门外张家坡人。其父张家凤为私塾先生，母伍氏织布持家。张道藩6岁时就读于姑母张待訇创办的第一所盘县女子学堂，为在校的唯一男生。因受姑姑的影响，童年的张道藩对绘画很有兴趣，儿时的描红绘习作《月季》、《野艇》，便显示了罕见的美术天赋，从此对中国绘画一往情深。
读了7年私塾后，张道藩1911年考入盘县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民国成立后，他曾与同学相约，上街强剪行人发辫。191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次年任教于普安县罐子窑。1916年，随身为国会议员的叔叔张光炜赴天津，并于同年9月考取南开中学，后辍学就业。“五·四”运动期间，曾回南开中学作反日讲演。
1919年岁末，张道藩得到姑母待訇的支持和上海商绅曲荔斋的鼎力资助，赴欧洲留学。他的目的地原本是法国，因轮船在法国马赛无法靠岸，遂转赴伦敦。1921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美术部就读，攻读绘画和文艺，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1924年，张道藩以优秀成绩毕业，是第一个领到毕业证书的中国学生。同年转入法国国立美术学院研习油画和文艺理论。正是为期7年的欧洲之旅，使英俊潇洒的青年画家张道藩与蒋碧微一见钟情。从此，两人虽不为夫妻，却生死相许，在20世纪的中国谱写了一曲动人心魂的哀婉恋歌。
天生丽质、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的蒋碧薇，原名蒋棠珍，与徐悲鸿同为江苏宜兴人，1898年出生于一个世代望族的大家庭，仅比张道藩小一岁。蒋家世居宜兴城南门大人巷，蒋碧薇祖父蒋萼举人出身，出任过高邮州学正，丹徒县教谕，诗文俱有名气。蒋碧薇13岁时，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蒋家的世交、苏州查亮采的儿子查紫含定亲。岂料，此后没几年，徐悲鸿便闯入了她的生活，打破了她待字闺中的平静。
1916年，蒋碧微之父亲蒋梅笙任教复旦大学，蒋碧薇第二次来到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50号，在此期间，其父的宜兴同乡朱了洲把徐悲鸿带进了蒋家。徐悲鸿热情懂礼，并有非凡的画艺，很快便受到蒋家的欢迎，频频出入。正值怀春妙龄的蒋碧薇，对逃婚的徐先生顿生爱慕。这时，传来查紫含在考试中企图作弊的消息，待嫁闺中的蒋碧薇想到自己将托付终生的夫君如此没有出息，痛苦万分、大失所望。于是当查家提出娶亲时，心仪蒋碧薇已久的徐悲鸿不失时机地作了表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蒋碧微毅然接受了徐悲鸿通过朱了洲所作的巧妙安排，一起私奔东渡，去了日本。一对如愿以偿的恋人在兴奋和喜悦中开始了甜蜜的浪漫之旅。是年，含苞欲放的蒋碧薇年方十八。
1921 年，留学欧洲的张道藩赴德国旅行，听说徐悲鸿也在柏林，便急匆匆地前往拜访。但这次会面，给他留下更深印象的不是徐悲鸿，而是其爱妻蒋碧薇。她那修长的魔鬼身材，凝脂般的皮肤，瀑布般的秀发，亭亭玉立的迷人风姿，令他久久难以忘怀。
当年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各色人等皆有。由于看不惯国内政治腐败，并对“帮闲文人”拍马屁的举动深恶痛绝，便成立了一个“天狗会”，藉此经常聚首，联络感情。张道藩和徐悲鸿夫妇都是“天狗会”的成员。这一时期，徐悲鸿才情勃发，画思泉涌，视艺术为第一生命的他，对艺术之爱胜过了夫妻情爱，加之在追求和情趣上出现的差异，令蒋碧薇颇感委屈。这时，张道藩则不失时机地以其男性少有的细腻温情，频频向蒋碧薇示爱。
1926年2月，蒋碧薇收到张道藩从意大利邮来的一封长信，向她捧出了一颗赤裸裸的爱心。蒋碧薇在感情与理智的斗争中不知所措，痛苦万分。不过，最终她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下决心关闭了对张道藩的感情闸门，冷静地回了一封长信，劝张道藩忘了她。张道藩在极度失望之中与一位名叫苏珊（郭淑缓）的法国姑娘结了婚。
然而，一切都仿佛都是命中注定。3年后，即1929年，张道藩和蒋碧微又在国内重逢。此时的张道藩已当上了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开始了跻身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生涯。已做了母亲，并怀上第二个孩子的蒋碧薇和丈夫徐悲鸿由于互不理解，裂痕日深。
蒋碧微39岁时，也就是1937年，徐悲鸿已经和其学生孙多慈（孙韵君）坠入情网，并公开在报上刊登了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
“七·七”事变以后，徐悲鸿积极为抗战四处奔走呼号。为躲避日机轰炸，蒋碧薇应邀搬到有地下室的张道藩家中。此时，恰巧张道藩的妻子苏珊携女儿前往庐山避暑。于是，在一个月华如水的秋夜，蒋碧薇终于投入了张道藩的怀抱。此后不久，蒋碧薇迁居重庆，但她几乎每天都收到自南京张道藩来的信，满纸缠缠绵绵的情话，挑起她的无限眷恋。张道藩调任教育部次长，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他们之间的往来就愈发频繁了。此后二十年间，两人通信竟达两千余封。不仅在异地时写信，即使同居一楼，也常常以笔墨倾诉衷肠。他们的往来飞鸿，成了时下不可多得的经典情书。
1948年，蒋碧薇跟随张道藩去了台湾。其时，张道藩的妻子苏珊母女赴澳大利亚养病，蒋碧薇得以公开的情人身份与张道藩同居，直至1958年分手。漫漫10年间，虽然出双入对，但蒋碧薇从未以张太太的名义出席过任何活动，身居高位的张道藩出于各种原因，自然也无离婚的打算。1958年，张道藩原本在法国的妻女回到台湾，暮年的他也开始希望回归家庭。蒋碧薇便选择了勇敢放手，开始了在台湾整整20年的孤苦生活。
张道藩被视为民国时期文化人混迹官场的典型人物和“艺术全才”。他是蒋介石政权中C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重要人物，并深得蒋氏信任，仕途通达，官运亨通。打1930年4月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始，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中央执行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中央宣传部长，海外部长，中央常委等要职，直至1952年10月在台北当选“立法院”院长，达到其官场的最高峰。
然而，身居高位的张道藩，骨子里依然对文学艺术念念不忘，一往情深。
张道藩在担任立法院院长近10年中，每年两次报呈辞去政职，以便专心从事他深爱的绘画和写作。他觉得，作为艺术家出身并仍钟情艺术的政治家，其间确有许多不协调和不相容之处，内心颇感痛苦。有一次，在和上峰的通话中，他发自内心地大声地呼喊：“我要做一个艺术家的张道藩”。并多次向家人透露心扉，愿意放弃仕途，徜徉山水，做个清闲的画家。
1926年，深造于法国国立最高美术专门学校的张道藩，曾以一次三幅美术作品入选法国巴黎沙龙春季美展的佳绩，掀起过他美术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1946年，50岁的张道藩在南京拜齐白石为师时坦言：“我所以要拜齐白石先生为师，这一行动的意义在于提倡尊师重道。除了对先生的崇敬，希望引起全国同胞以及全世界人士对中国绘画、金石最高超的艺术，有更深切的认识”。
在白石老人门下，张道藩虚心求教，诚恳学艺，有时数日不搁画笔，在他仿效老人画的“平生初次画葫芦”中，循迹涂墨，一笔不苟。画成后，白石老人欣然在画上题字奖励：“此幅乃道藩弟初学之作，大有造化之意，愿吾弟须白如我，莫忘好样。小兄白石题。”
抗战期间，张道藩尽管政务繁忙，但他念念不忘绘画和文艺创作。
1932年5月，他参与了“中国文艺社”的成立。接着，发起和成立了“中国美术会”，被选为理事长。
同年，他创建了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国立剧专前身），相继主持举办了全国第一、二届美术展览。
1961年，他终于辞去立法院长职务，专心从事他钟爱的文艺创作。
也就是说，张道藩虽然官运亨通，官位显赫，但多才多艺的他，总有“政途艰难可畏”之感，常有“尸位素餐”、“苟全性命”之念。究其本质，依然是个艺术家。从他所担任的诸多社会职务和所作所为，不难看出，挥之难去的艺术情结，始终与其相伴终身
张道藩对艺术的矢志不移，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创作坚持不懈。张道藩的主要绘画作品有水彩画《贵阳南郊》、《凤尾花》、《阳明山后山》、《兰》、《柿》、《枫林》、《湖畔》、《泛舟》；油画《美人鱼》、《台湾风景》、《睡莲》、《丰富的果实》、《张夫人画像》；国画《葫芦》、《圣诞红》、《兰》、《黔北乌江峡》、《月季》、《荷》；素描《兰》、《人体》、《人像》、《自画像》、《张夫人画像》；水墨画《谁知鱼苦乐》等。
1985年5月，张道藩辞世整整17年之后，美术大师刘海粟下榻贵阳花溪碧云窝，仔细观望了张道藩多幅中西融合的画作后，感慨地说，“道藩老弟的画，作中国画中的西方画的画风，作西方画时有中国画的画意，难能可贵。”
在中国美术史上，能够得到大师刘海粟首肯的，可谓凤毛麟角。
除了绘画，张道藩在戏剧创作上也颇有成就。
张道藩的话剧作品主要为创作和翻译两个部分。1934年，他完成了“两自”，即四幕剧《自救》和五幕剧《自误》；1937年，他同样创作了两部话剧，一个是5月完成的五幕剧《最后关头》，另一个是11月杀青的独幕剧《杀敌报国》；1968年元月，他创作了四幕剧《留学生之恋》。此外，他还写了两个电影剧本，一个是根据他自己在贵阳的亲身经历，于1936年元月写成的《密电码》；再一部是1947年创作的《再相逢》。翻译作品主要有：独幕剧《第一次的云雾》（又名《蜜月旅行》1936年2月）；四幕剧《狄四娘》（1936年5月），以及抗战后完成的三幕剧《忘记了的因素》等。这些剧目的上演和电影的拍摄放映（有的是他自编自导自演），充分发挥了他的艺术才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从而奠定了张道藩剧作家的地位。
身体力行的创作之外，作为国民政府宣传文化的主要领导人，张道藩为戏剧和电影的创作和繁荣，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8年元月，他积极参与并促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中国文协)的建立，并于3月27日在汉口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推举蔡元培、周恩来、张道藩等13人为名誉主席。
同年10月10日，全国第一届戏剧节在重庆举行，公演剧目40个，观众数十万人次。话剧界联合演出的四幕国防剧《全民总动员》，把戏剧节推向了高潮。该剧由张道藩、曹禺、宋之的、应云卫组成导演团。赵丹、白杨、舒绣文、魏鹤龄、施超、顾而己、吴茵、张瑞芳、宋之的、余上沅等200多人参加演出，阵容强大，盛况空前，实际上也是戏剧界的一次总动员。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这次演出的许多人，如曹禺、宋之的、赵丹、白杨、舒绣文、魏鹤龄、吴茵、张瑞芳等，成了文艺界举足轻重的“国宝”级大腕。
这当然是后话。
张道藩在抗战中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并参与筹组中央博物院，并自始至终关注支持中央博物院的筹备工作。同时，负责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在国难深重之际，为避免日寇破坏古物，组织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古物南迁、西进迁移行动，将大量民族瑰宝迁移至安全地带。其规模之大、迁移古物之多，实属罕见。
同样是抗战时期，实际上已经全面掌控国民党文化宣传系统的张道藩，竭力争取国民党政权的资金支持，以救济文化人，为支持文化战线的抗战做了有益的工作。
1941岁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从香港、南洋、上海组织撤离了大批文化人士赴内地，并慷慨援助；1944年底，从广西、湖南等地组织大批文化人士撤往内地并无私援助，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大批知识界精英。同时，张道藩广交国共、第三方面的文化界朋友，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欧阳予倩、傅斯年、林语堂、蔡元培、梁思成、竺可桢、马衡、姚蓬子、齐白石、徐悲鸿、王子云、方介堪、胡适、林凤眠、刘子华、华仲麟、张友渔、沈志远、冯雪峰、姚雪垠、韩幽桐、胡风、赵清阁、聂绀弩、叶以群、钱纳水、吴祖光、洪深、曹禺、李可染、宋之的、太虚等大批文化人士，都成了张道藩的朋友。
在台湾文艺界，张道藩先生被人们尊为“道公”。这除了他在文艺上令人瞩目的成就，还在于道公是个胸怀博大、乐善好施、奖掖后学的人。
自1951年起，张道藩长期兼任台湾广播公司及《中央日报》董事长。位于台北市228纪念公园东南角的一座三层楼房，便是当时台湾广播电台办公的地方。进了办公楼的大门，左边是董事长办公室，右边是总经理办公室，他们出出进进都要经过他们的门外。有一天，大伙亲眼目睹了道公接待流浪诗人某某的情景。
这位漂流来台的诗人暂住高雄，当时台北还很少有人知道他。那天他专程到台北寻访老长官，不巧未遇，且又在公交车上遭遇扒窃，为数不多的一点钱和返程车票，均被洗劫一空。举目无亲、陷入绝境的某诗人，只好冒昧地来找这位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求援。道公了解情况后，慷慨地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悉数给了他。
这位诗人有些后来说，那时候他实在太穷，但好像道公也不富裕，他掏出来的钞票薄薄的一叠，而且没有大钞。他原以为道公会把他交给总务部门，让下属用公款给他买一张车票，没想到道公却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一张一张地数给我。显然，公私分明的道公，是把资助他作为己任。
尤其让人称道的是，张道藩先生对后生晚辈竭尽全力地奖掖和扶持，有的人因此一举成名。
青年小说家冯冯创作了一部100多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微曦》。冯冯把稿子装在面粉口袋里，扛在肩上（当时还没用电脑写作），送到《中央日报》副刊，无奈副刊容量有限，让其压缩为20万字，冯冯不忍割爱。1964年4月，皇冠出版了《微曦》。
后来，嘉新水泥公司捐款成立文化基金会，设置文艺奖，冯冯把《微曦》送了去。军旅出身的冯冯，长期刻苦自修，学有成就，且风度翩翩，因而引起董事长王云五的关注。云老特别邀请道公负责审查《微曦》。时年68岁的道公，连年抱病，健康状况不佳，但仍花了一周时间，把这部超级长篇一字一句地读完，并写了5000字的“概略”，以便思考衡量。《微曦》由于得到道公肯定，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冯冯获得了最高奖。后来，一炮打响的青年作家冯冯，当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
道公对于作家的关爱，可谓尽心尽意尽力，有口皆碑。他主持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期间，从不干预评审工作，但是常有作家把落选的稿子再寄回文奖会，有的还写信向他抗议。这时，他一定会亲自阅读退稿，亲自回信，安慰勉励落选的作者。那时，不少作家出书喜欢找他作序，那些序文多由葛贤宁代笔，但他一定要亲自阅读原稿，然后把序文的要旨告诉代笔的人，如果有需要修改地方，他总会坦率地把自己的意见，毫无保留地告诉那位作家。
道公诲人不倦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张道藩是个政治家，但同时也是画家、作家。从政的同时，他始终未忘学术研究，先后有《近代欧洲绘画》、《三民主义文艺论》、《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等著问世，被誉为“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晚年，他还在台北写过一本回忆录，名为《酸甜苦辣的回味》。其中“红云出岫非有意，落叶归根实有情”一句，表达了他对故乡一往情深，但却游子难归、一生矛盾的心境。
人的一生，总会有许多爱好，说得时髦点儿，叫做追求。不过，这种爱好因人而异，五花八门。纵观张道藩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颇值一书的地方还真不少，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爱”，即爱艺术、爱女人、爱仕途。当年，风华正茂的他不远万里远涉重洋，为的是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而正是在对艺术的追求中，命运之神让他对蒋碧薇一见倾心，至此爱得死去活来。官场上，虽然仕途艰难险恶，张道藩却是得意的，像他那样的显赫高位，许多人梦寐以求而又永远无法企及，但他却幸运地得到了。当然，骨子里充满艺术情结的他，常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也就是说，“三爱”之中，艺术在他心里是第一位的。抑或说，张道藩最爱的是艺术。事实上，1958年张道藩原本在法国的妻女回到台湾后，他就和蒋碧薇分了手，至此，直至辞世，他们再无往来。仕途上呢，早在1961年，张道藩就辞去了立法院长职务。后来头上虽也戴有几顶乌纱帽，多是些“虚职”而已。只有艺术，才是他一生的追求和最爱。
令人羡慕的是，张道藩“三爱”都如愿以偿，完美谢幕。
1968年6月12日，张道藩先生逝世于台湾台北市，走完了他72年充满传奇和颇有争议的人生历程。他的100余件书法、绘画作品及著作，均为台湾故宫博物馆收藏。座落于台北市大安区辛亥路3段11号3楼的台北市立图书馆，设有道藩纪念图书馆，简称道藩分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语学院也命名为“道藩楼”，以示纪念。
心心相印的蒋碧薇，在台北三军总医院与张道藩沉痛告别。
爱是幸福的源泉。爱和被爱，都是幸福的。
一生拥有“三爱”的张道藩，无疑是幸福的。
（摘自“凉泉人”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