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盘县人:张道藩的“三爱”人生

说到张道藩,必然会提及两个关键性的人物,一个是徐悲鸿,另一个是徐悲鸿的前妻蒋碧薇。

1966年11月,《蒋碧微回忆录》在台湾出版,被《皇冠》杂志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一时热评如潮,成为众多读者追捧的畅销书。后来,这部回忆录中的第二部《我与道藩》获徐悲鸿与蒋碧微之子徐伯阳的授权,作了文字的修订和充实,并首次曝光张道藩给蒋碧微的最后一封信,新增著名画家傅抱石、吴作人、吴稚晖等珍贵题赠十余幅,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在内地发行。

《蒋碧微回忆录》共分两部,即《我与悲鸿》和《我与道藩》。蒋碧微的所敬所爱,所思所念,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部洋洋50余万字的长篇巨制之中。此前,也就是1964年10月,该书曾由台湾《皇冠》杂志首次刊行。有人认为,作为“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及与一代艺术大师徐悲鸿28年感情沉浮”的纪实,该书提供了研究女性心灵史和解放史的独特文本,提供了一个了解和研究徐悲鸿的全新视角,同时也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蒋碧微和张道藩婚外恋情的细枝末节。

《我与道藩》是徐悲鸿前夫人蒋碧微回忆录的第二部,讲述她与国民党原立法院长张道藩半个世纪的婚外恋情,书中收入两人2000多封情书,记录了蒋碧微与张道藩纠缠半生的苦海恋情。直抒胸臆的蒋碧微真情袒露:“三十九岁,无可奈何地坠入情网,和张道藩开始了缠绵半生的苦海之恋。”

时至今日,徜徉在蒋碧微优美的文字丛林,透过岁月的滚滚风尘,我们仿佛又看到了蒋张旷日持久绯侧緾绵的生死之恋……

贵州盘县人:张道藩的“三爱”人生

张道藩(1897~1968),字卫之,原名张振宗,曾用名张道隆,祖藉江苏南京,贵州盘县北门外张家坡人。其父张家凤为私塾先生,母伍氏织布持家。张道藩6岁时就读于姑母张待訇创办的第一所盘县女子学堂,为在校的唯一男生。因受姑姑的影响,童年的张道藩对绘画很有兴趣,儿时的描红绘习作《月季》、《野艇》,便显示了罕见的美术天赋,从此对中国绘画一往情深。

读了7年私塾后,张道藩1911年考入盘县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民国成立后,他曾与同学相约,上街强剪行人发辫。191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次年任教于普安县罐子窑。1916年,随身为国会议员的叔叔张光炜赴天津,并于同年9月考取南开中学,后辍学就业。“五·四”运动期间,曾回南开中学作反日讲演。

1919年岁末,张道藩得到姑母待訇的支持和上海商绅曲荔斋的鼎力资助,赴欧洲留学。他的目的地原本是法国,因轮船在法国马赛无法靠岸,遂转赴伦敦。1921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美术部就读,攻读绘画和文艺,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1924年,张道藩以优秀成绩毕业,是第一个领到毕业证书的中国学生。同年转入法国国立美术学院研习油画和文艺理论。正是为期7年的欧洲之旅,使英俊潇洒的青年画家张道藩与蒋碧微一见钟情。从此,两人虽不为夫妻,却生死相许,在20世纪的中国谱写了一曲动人心魂的哀婉恋歌。

天生丽质、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的蒋碧薇,原名蒋棠珍,与徐悲鸿同为江苏宜兴人,1898年出生于一个世代望族的大家庭,仅比张道藩小一岁。蒋家世居宜兴城南门大人巷,蒋碧薇祖父蒋萼举人出身,出任过高邮州学正,丹徒县教谕,诗文俱有名气。蒋碧薇13岁时,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蒋家的世交、苏州查亮采的儿子查紫含定亲。岂料,此后没几年,徐悲鸿便闯入了她的生活,打破了她待字闺中的平静。

1916年,蒋碧微之父亲蒋梅笙任教复旦大学,蒋碧薇第二次来到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50号,在此期间,其父的宜兴同乡朱了洲把徐悲鸿带进了蒋家。徐悲鸿热情懂礼,并有非凡的画艺,很快便受到蒋家的欢迎,频频出入。正值怀春妙龄的蒋碧薇,对逃婚的徐先生顿生爱慕。这时,传来查紫含在考试中企图作弊的消息,待嫁闺中的蒋碧薇想到自己将托付终生的夫君如此没有出息,痛苦万分、大失所望。于是当查家提出娶亲时,心仪蒋碧薇已久的徐悲鸿不失时机地作了表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蒋碧微毅然接受了徐悲鸿通过朱了洲所作的巧妙安排,一起私奔东渡,去了日本。一对如愿以偿的恋人在兴奋和喜悦中开始了甜蜜的浪漫之旅。是年,含苞欲放的蒋碧薇年方十八。

1921 年,留学欧洲的张道藩赴德国旅行,听说徐悲鸿也在柏林,便急匆匆地前往拜访。但这次会面,给他留下更深印象的不是徐悲鸿,而是其爱妻蒋碧薇。她那修长的魔鬼身材,凝脂般的皮肤,瀑布般的秀发,亭亭玉立的迷人风姿,令他久久难以忘怀。

当年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各色人等皆有。由于看不惯国内政治腐败,并对“帮闲文人”拍马屁的举动深恶痛绝,便成立了一个“天狗会”,藉此经常聚首,联络感情。张道藩和徐悲鸿夫妇都是“天狗会”的成员。这一时期,徐悲鸿才情勃发,画思泉涌,视艺术为第一生命的他,对艺术之爱胜过了夫妻情爱,加之在追求和情趣上出现的差异,令蒋碧薇颇感委屈。这时,张道藩则不失时机地以其男性少有的细腻温情,频频向蒋碧薇示爱。

1926年2月,蒋碧薇收到张道藩从意大利邮来的一封长信,向她捧出了一颗赤裸裸的爱心。蒋碧薇在感情与理智的斗争中不知所措,痛苦万分。不过,最终她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下决心关闭了对张道藩的感情闸门,冷静地回了一封长信,劝张道藩忘了她。张道藩在极度失望之中与一位名叫苏珊(郭淑缓)的法国姑娘结了婚。

然而,一切都仿佛都是命中注定。3年后,即1929年,张道藩和蒋碧微又在国内重逢。此时的张道藩已当上了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开始了跻身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生涯。已做了母亲,并怀上第二个孩子的蒋碧薇和丈夫徐悲鸿由于互不理解,裂痕日深。

蒋碧微39岁时,也就是1937年,徐悲鸿已经和其学生孙多慈(孙韵君)坠入情网,并公开在报上刊登了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

“七·七”事变以后,徐悲鸿积极为抗战四处奔走呼号。为躲避日机轰炸,蒋碧薇应邀搬到有地下室的张道藩家中。此时,恰巧张道藩的妻子苏珊携女儿前往庐山避暑。于是,在一个月华如水的秋夜,蒋碧薇终于投入了张道藩的怀抱。此后不久,蒋碧薇迁居重庆,但她几乎每天都收到自南京张道藩来的信,满纸缠缠绵绵的情话,挑起她的无限眷恋。张道藩调任教育部次长,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他们之间的往来就愈发频繁了。此后二十年间,两人通信竟达两千余封。不仅在异地时写信,即使同居一楼,也常常以笔墨倾诉衷肠。他们的往来飞鸿,成了时下不可多得的经典情书。

1948年,蒋碧薇跟随张道藩去了台湾。其时,张道藩的妻子苏珊母女赴澳大利亚养病,蒋碧薇得以公开的情人身份与张道藩同居,直至1958年分手。漫漫10年间,虽然出双入对,但蒋碧薇从未以张太太的名义出席过任何活动,身居高位的张道藩出于各种原因,自然也无离婚的打算。1958年,张道藩原本在法国的妻女回到台湾,暮年的他也开始希望回归家庭。蒋碧薇便选择了勇敢放手,开始了在台湾整整20年的孤苦生活。

张道藩被视为民国时期文化人混迹官场的典型人物和“艺术全才”。他是蒋介石政权中C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重要人物,并深得蒋氏信任,仕途通达,官运亨通。打1930年4月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始,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中央执行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中央宣传部长,海外部长,中央常委等要职,直至1952年10月在台北当选“立法院”院长,达到其官场的最高峰。

然而,身居高位的张道藩,骨子里依然对文学艺术念念不忘,一往情深。

张道藩在担任立法院院长近10年中,每年两次报呈辞去政职,以便专心从事他深爱的绘画和写作。他觉得,作为艺术家出身并仍钟情艺术的政治家,其间确有许多不协调和不相容之处,内心颇感痛苦。有一次,在和上峰的通话中,他发自内心地大声地呼喊:“我要做一个艺术家的张道藩”。并多次向家人透露心扉,愿意放弃仕途,徜徉山水,做个清闲的画家。

1926年,深造于法国国立最高美术专门学校的张道藩,曾以一次三幅美术作品入选法国巴黎沙龙春季美展的佳绩,掀起过他美术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1946年,50岁的张道藩在南京拜齐白石为师时坦言:“我所以要拜齐白石先生为师,这一行动的意义在于提倡尊师重道。除了对先生的崇敬,希望引起全国同胞以及全世界人士对中国绘画、金石最高超的艺术,有更深切的认识”。

在白石老人门下,张道藩虚心求教,诚恳学艺,有时数日不搁画笔,在他仿效老人画的“平生初次画葫芦”中,循迹涂墨,一笔不苟。画成后,白石老人欣然在画上题字奖励:“此幅乃道藩弟初学之作,大有造化之意,愿吾弟须白如我,莫忘好样。小兄白石题。”

抗战期间,张道藩尽管政务繁忙,但他念念不忘绘画和文艺创作。

1932年5月,他参与了“中国文艺社”的成立。接着,发起和成立了“中国美术会”,被选为理事长。

同年,他创建了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国立剧专前身),相继主持举办了全国第一、二届美术展览。

1961年,他终于辞去立法院长职务,专心从事他钟爱的文艺创作。

也就是说,张道藩虽然官运亨通,官位显赫,但多才多艺的他,总有“政途艰难可畏”之感,常有“尸位素餐”、“苟全性命”之念。究其本质,依然是个艺术家。从他所担任的诸多社会职务和所作所为,不难看出,挥之难去的艺术情结,始终与其相伴终身

张道藩对艺术的矢志不移,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创作坚持不懈。张道藩的主要绘画作品有水彩画《贵阳南郊》、《凤尾花》、《阳明山后山》、《兰》、《柿》、《枫林》、《湖畔》、《泛舟》;油画《美人鱼》、《台湾风景》、《睡莲》、《丰富的果实》、《张夫人画像》;国画《葫芦》、《圣诞红》、《兰》、《黔北乌江峡》、《月季》、《荷》;素描《兰》、《人体》、《人像》、《自画像》、《张夫人画像》;水墨画《谁知鱼苦乐》等。

1985年5月,张道藩辞世整整17年之后,美术大师刘海粟下榻贵阳花溪碧云窝,仔细观望了张道藩多幅中西融合的画作后,感慨地说,“道藩老弟的画,作中国画中的西方画的画风,作西方画时有中国画的画意,难能可贵。”

在中国美术史上,能够得到大师刘海粟首肯的,可谓凤毛麟角。

除了绘画,张道藩在戏剧创作上也颇有成就。

张道藩的话剧作品主要为创作和翻译两个部分。1934年,他完成了“两自”,即四幕剧《自救》和五幕剧《自误》;1937年,他同样创作了两部话剧,一个是5月完成的五幕剧《最后关头》,另一个是11月杀青的独幕剧《杀敌报国》;1968年元月,他创作了四幕剧《留学生之恋》。此外,他还写了两个电影剧本,一个是根据他自己在贵阳的亲身经历,于1936年元月写成的《密电码》;再一部是1947年创作的《再相逢》。翻译作品主要有:独幕剧《第一次的云雾》(又名《蜜月旅行》1936年2月);四幕剧《狄四娘》(1936年5月),以及抗战后完成的三幕剧《忘记了的因素》等。这些剧目的上演和电影的拍摄放映(有的是他自编自导自演),充分发挥了他的艺术才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从而奠定了张道藩剧作家的地位。

身体力行的创作之外,作为国民政府宣传文化的主要领导人,张道藩为戏剧和电影的创作和繁荣,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8年元月,他积极参与并促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中国文协)的建立,并于3月27日在汉口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推举蔡元培、周恩来、张道藩等13人为名誉主席。

同年10月10日,全国第一届戏剧节在重庆举行,公演剧目40个,观众数十万人次。话剧界联合演出的四幕国防剧《全民总动员》,把戏剧节推向了高潮。该剧由张道藩、曹禺、宋之的、应云卫组成导演团。赵丹、白杨、舒绣文、魏鹤龄、施超、顾而己、吴茵、张瑞芳、宋之的、余上沅等200多人参加演出,阵容强大,盛况空前,实际上也是戏剧界的一次总动员。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这次演出的许多人,如曹禺、宋之的、赵丹、白杨、舒绣文、魏鹤龄、吴茵、张瑞芳等,成了文艺界举足轻重的“国宝”级大腕。

这当然是后话。

张道藩在抗战中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并参与筹组中央博物院,并自始至终关注支持中央博物院的筹备工作。同时,负责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在国难深重之际,为避免日寇破坏古物,组织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古物南迁、西进迁移行动,将大量民族瑰宝迁移至安全地带。其规模之大、迁移古物之多,实属罕见。

同样是抗战时期,实际上已经全面掌控国民党文化宣传系统的张道藩,竭力争取国民党政权的资金支持,以救济文化人,为支持文化战线的抗战做了有益的工作。

1941岁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从香港、南洋、上海组织撤离了大批文化人士赴内地,并慷慨援助;1944年底,从广西、湖南等地组织大批文化人士撤往内地并无私援助,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大批知识界精英。同时,张道藩广交国共、第三方面的文化界朋友,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欧阳予倩、傅斯年、林语堂、蔡元培、梁思成、竺可桢、马衡、姚蓬子、齐白石、徐悲鸿、王子云、方介堪、胡适、林凤眠、刘子华、华仲麟、张友渔、沈志远、冯雪峰、姚雪垠、韩幽桐、胡风、赵清阁、聂绀弩、叶以群、钱纳水、吴祖光、洪深、曹禺、李可染、宋之的、太虚等大批文化人士,都成了张道藩的朋友。

在台湾文艺界,张道藩先生被人们尊为“道公”。这除了他在文艺上令人瞩目的成就,还在于道公是个胸怀博大、乐善好施、奖掖后学的人。

自1951年起,张道藩长期兼任台湾广播公司及《中央日报》董事长。位于台北市228纪念公园东南角的一座三层楼房,便是当时台湾广播电台办公的地方。进了办公楼的大门,左边是董事长办公室,右边是总经理办公室,他们出出进进都要经过他们的门外。有一天,大伙亲眼目睹了道公接待流浪诗人某某的情景。

这位漂流来台的诗人暂住高雄,当时台北还很少有人知道他。那天他专程到台北寻访老长官,不巧未遇,且又在公交车上遭遇扒窃,为数不多的一点钱和返程车票,均被洗劫一空。举目无亲、陷入绝境的某诗人,只好冒昧地来找这位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求援。道公了解情况后,慷慨地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悉数给了他。

这位诗人有些后来说,那时候他实在太穷,但好像道公也不富裕,他掏出来的钞票薄薄的一叠,而且没有大钞。他原以为道公会把他交给总务部门,让下属用公款给他买一张车票,没想到道公却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一张一张地数给我。显然,公私分明的道公,是把资助他作为己任。

尤其让人称道的是,张道藩先生对后生晚辈竭尽全力地奖掖和扶持,有的人因此一举成名。

青年小说家冯冯创作了一部100多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微曦》。冯冯把稿子装在面粉口袋里,扛在肩上(当时还没用电脑写作),送到《中央日报》副刊,无奈副刊容量有限,让其压缩为20万字,冯冯不忍割爱。1964年4月,皇冠出版了《微曦》。

后来,嘉新水泥公司捐款成立文化基金会,设置文艺奖,冯冯把《微曦》送了去。军旅出身的冯冯,长期刻苦自修,学有成就,且风度翩翩,因而引起董事长王云五的关注。云老特别邀请道公负责审查《微曦》。时年68岁的道公,连年抱病,健康状况不佳,但仍花了一周时间,把这部超级长篇一字一句地读完,并写了5000字的“概略”,以便思考衡量。《微曦》由于得到道公肯定,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冯冯获得了最高奖。后来,一炮打响的青年作家冯冯,当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

道公对于作家的关爱,可谓尽心尽意尽力,有口皆碑。他主持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期间,从不干预评审工作,但是常有作家把落选的稿子再寄回文奖会,有的还写信向他抗议。这时,他一定会亲自阅读退稿,亲自回信,安慰勉励落选的作者。那时,不少作家出书喜欢找他作序,那些序文多由葛贤宁代笔,但他一定要亲自阅读原稿,然后把序文的要旨告诉代笔的人,如果有需要修改地方,他总会坦率地把自己的意见,毫无保留地告诉那位作家。

道公诲人不倦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张道藩是个政治家,但同时也是画家、作家。从政的同时,他始终未忘学术研究,先后有《近代欧洲绘画》、《三民主义文艺论》、《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等著问世,被誉为“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晚年,他还在台北写过一本回忆录,名为《酸甜苦辣的回味》。其中“红云出岫非有意,落叶归根实有情”一句,表达了他对故乡一往情深,但却游子难归、一生矛盾的心境。

人的一生,总会有许多爱好,说得时髦点儿,叫做追求。不过,这种爱好因人而异,五花八门。纵观张道藩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颇值一书的地方还真不少,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爱”,即爱艺术、爱女人、爱仕途。当年,风华正茂的他不远万里远涉重洋,为的是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而正是在对艺术的追求中,命运之神让他对蒋碧薇一见倾心,至此爱得死去活来。官场上,虽然仕途艰难险恶,张道藩却是得意的,像他那样的显赫高位,许多人梦寐以求而又永远无法企及,但他却幸运地得到了。当然,骨子里充满艺术情结的他,常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也就是说,“三爱”之中,艺术在他心里是第一位的。抑或说,张道藩最爱的是艺术。事实上,1958年张道藩原本在法国的妻女回到台湾后,他就和蒋碧薇分了手,至此,直至辞世,他们再无往来。仕途上呢,早在1961年,张道藩就辞去了立法院长职务。后来头上虽也戴有几顶乌纱帽,多是些“虚职”而已。只有艺术,才是他一生的追求和最爱。

令人羡慕的是,张道藩“三爱”都如愿以偿,完美谢幕。

1968年6月12日,张道藩先生逝世于台湾台北市,走完了他72年充满传奇和颇有争议的人生历程。他的100余件书法、绘画作品及著作,均为台湾故宫博物馆收藏。座落于台北市大安区辛亥路3段11号3楼的台北市立图书馆,设有道藩纪念图书馆,简称道藩分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语学院也命名为“道藩楼”,以示纪念。

心心相印的蒋碧薇,在台北三军总医院与张道藩沉痛告别。

爱是幸福的源泉。爱和被爱,都是幸福的。

一生拥有“三爱”的张道藩,无疑是幸福的。

(摘自“凉泉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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