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爱德华·索亚空间本体论的正义追寻[①]
黄其 洪
[摘 要]爱德华·索亚的空间哲学是西方空间批判理论发展的一座高峰，其生存论的空间本体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资本批判深入到生存论意义的空间性建构进程，深刻揭示了建筑、城市、地区和全球层面资本对空间的微观建构活动，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示出寻求建立不同层面的空间正义的策略。尽管这些策略不一定都能奏效，但是，却给中国当下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资源。
[关 键 词] 爱德华·索亚空间性 空间本体论空间正义
[作者简介]黄其洪，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众所周知，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又译为苏贾，本文采用“索亚”译名）曾经在《后大都市》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场可以被一些人如此描述的跨学科的空间性转向……，一种再度兴起的、结合空间性的清晰的想象的批判性视角，开始给历史和社会研究带来思考与阐释的新模式。在21世纪来临之际，有了一种我们对生活的社会、历史和空间性维度的同时性与交互缠绕，即它们的不可分与玄妙的相互依赖性的新意识”[②]。其实，这种新意识早在1967年就曾被福柯大胆地预言：“当前的时代首先是空间的时代”[③]。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现在，空间概念在西方哲学中特别是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中不断得到强化和深化，涌现出了福柯、利奥塔、列斐伏尔、萨义德、卡斯特、哈维、哈特向（RichardHartshorne)等空间哲学家，而索亚正是这条空间哲学发展路向的集大成者，他的空间性、空间本体论和空间正义的思想把空间哲学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些思想对于中国今日的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索亚的空间性思想
我们知道，无论是空间概念还是空间性概念在近代哲学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近代哲学有一种告别上帝、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兴奋[④]，而人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需要将人的主体自我意识作为建构世界和观察世界的基点，一旦如此，人的向内的生命意识的体验就要优先于对外在对象的体验，而这种内在意识的体验是以时间为基本形式的，对外在世界的体验是以空间为基本形式的，于是主体性原则的确立需要把时间性原则看得优先于空间性，设定由时间性产生空间性，从而由时间建构空间。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资本主义早期的生产模式是以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简单生产和福特制生产为基础的，在这些生产模式中，空间相对固定，范围相对狭小，空间的流动性和再生性并没有得到凸显，与此相反，产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由时间来衡量的，因而在灵活生产[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主要特征出现之前，时间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要远远大于空间因素。
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福柯对空间结构中的微观权力的反思，在他看来：“空间对于任何共同生活而言都是根本的，对于任何权力的运用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⑥]。空间并不是平均化的毫无差别的容器，空间是被人们按照权力意志建构起来的，不同的权力关系将产生不同的空间关系，比如在处理与疯人的关系时，空间就被用作驱逐、管理、禁闭和教化的媒介，被用作“政治的工具”[⑦]。从愚人船到疯人院，再到全景监狱，这一系列的晚近的发明都说明了在近代哲学凸显主体性原则的同时还隐藏着一条空间规训的潜在线索。虽然这条潜在线索长期以来被主流哲学忽视，甚至也被一些社会科学家忽视，但是这些被权力规训的空间作为主流社会的一种补充现象一直存在着。而到了现代社会，这种权力规训的空间建构更是和建筑学紧密结合起来，再加上资本逻辑的推动，这种“异托邦”[⑧]现象有越来越普及和泛化的趋势。在福柯看来，传统社会和近代早期所承诺的“自在空间”已经被权力深深殖民，空间问题已经演化为一种政治问题。
列斐伏尔从另一个角度窥见到“主体性的黄昏”[⑨]到来之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看来，福特制生产方式的终结、弹性生产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了人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的强化[⑩]，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个体对超验实体设定的不信任。在二战之中，西方人遭遇了一种普遍的价值虚无和存在的恐怖，再加上1968年五月风暴的疯狂耗尽了西方人对一种宏观的整体性的社会体制的替代方案的想象力。这所有的因素造成了个体向空间的回归。个体将自己的根基置于有限的空间，置于自己能够遭遇到的上手之物和在手之物，通过空间和空间中的存在物来证明自我的存在。也就是说，对超验实体不信任、对终极价值的消解以及对人自身残暴性和有限性的体验使西方人在经历了近300年对空间性意识的压抑之后重新意识到空间对有限的此在的根基意义。当然，列斐伏尔的这种反思是离不开他对海德格尔的学习的。西方有学者指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海德格尔的空间理论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的综合[11]。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有很大的不同，社会空间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也体现着人的主体性和意志，在灵活生产的前提下，一方面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已经不存在了，在资本的推动下，任何被纳入生产的空间都已经是社会空间而不再是自然空间；另一方面，社会空间不再仅仅是生产中的一个维度、一种工具和资源，反而变成了新型的资本生产的一个直接的目的、一个价值的载体和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中介。也就是说，在灵活生产的前提下，空间已经不仅仅是手段而是目的，是价值符号的载体，资本生产的不仅仅是产品，而是一种符号和价值的空间。因此，列斐伏尔将空间问题的思考推进到空间性的维度。
索亚正是在继承了海德格尔、福柯和列斐伏尔等人的空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空间性思想的。首先，索亚继承了海德格尔的空间性思想，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索亚特别关注空间性（spatiality)和空间(space)概念的区别。在他看来，空间是一种结果，是已经被人在权力筹划和意志的支配下建构出来的结果，在空间中当然已经渗入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已经渗入了意识和意识的作用，但是空间概念更多体现的是被动性和静止性。与此相反，空间性概念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强调空间被建构和生成的过程，因此通过空间性概念打开了人的筹划与被抛的矛盾关系，彰显了权力与权利的对抗关系，凸显了资本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同时还为讨论全球范围、地区范围、国家范围和城市范围中的权力与利益的不平等打开了思想的空间。也就是说，空间性关注的是社会化的空间如何被生成和建构的过程，而这种关注彰显了多重的分化和矛盾，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空间性产生空间”，“对在世起组建作用的‘让世内存在者来照面’是一种‘给与空间’，我们也称之为设置空间。这种活动向空间性开放上手的东西”[12]。索亚将这种思想表述为：“它是一种极为有效的邀请姿态，请你进入一个极为开放的空间，一个批评交流的场地……在那里，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能够同时被讨论而不会扬此抑彼；在那里，人可以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既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唯心主义者，既是结构主义者又是人文主义者，既受学科约束同时又超越学科限制”[13]。也就是说索亚进行的是空间性思考而非空间思考，这决定了索亚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带有明显的生存论维度。
其次，索亚的空间性思想也继承了福柯对空间的微观权力分析。像福柯那样，索亚特别关注在房屋建筑、小区规划、城市空间布局、一个国家内区域规划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分布中所包含的种族、阶级、民族和性别的不平等，力图对这些不同层次的不平等分门别类地研究，在此基础上找到克服这些不平等而确立空间正义的途径。也就是说，索亚也拥有了类似于福柯一样的权力之眼，在不同层次的空间性设置的现象之中看到了权力机制的作用，力图探索空间性现象中所包含的不同形式的微观权力。当然，在索亚这里，这种权力中最重要的一种是资本的权力，因而索亚不像福柯那样单纯地停留在描述权力直接产生空间这个抽象层次上，而是进一步抓到不同形式的权力的共同载体和背后的推动力量，那就是资本的力量。在这一点上，索亚更亲近于列斐伏尔。正因如此，索亚才会认为福柯对权力与空间性关系的思考还是“含糊不定的”[14]，有待进一步推进。
最后，索亚的空间性思想继承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概念。在列斐伏尔看来，存在着一种空间三元辩证法，即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的空间[15]。所谓空间实践是指人们创造空间的方式，属于感知层面，涉及空间组织和使用方式。也就是说，任何空间生产都包含着在物理和自然意义上占有和分配一定空间的活动，这种活动要借助物质手段来完成。所谓空间再现是指任何空间生产都包含在物质化的生产活动之前设计和想象一种概念化空间的维度，这种概念化的空间在自然条件下是没有的，它是科学家、规划师、专家治国论者等主体按照一定的原则构想出来的，而物质生产活动的意义恰恰在于使这种原本属于主体意识内的空间获得一种客观性再现。所谓再现的空间是指通过空间实践和空间再现，通过物质化的生产手段将意识主体内化的空间意识客体完型的过程。当这种完型的过程结束的时候就生产出一个再现的空间。也就是说，空间生产已经不仅仅停留于生产某种物质性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要生产一种在自然状态下从未有过的新的生活空间，这种生活空间是一种包含了物质和精神，包含了中心与边缘，包含了感性与理性多个层次的综合体[16]。在索亚看来：“即便在今天，他（指列斐伏尔，引者注）依然是富有原创性和最杰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他卓尔不群，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滥觞”[17]。在索亚看来，列斐伏尔的卓越之处恰恰在于把对空间性与权力的关系的思考推进到空间生产与资本逻辑的高度。在这个方面，索亚基本上完全吸收了列斐伏尔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空间本体论。
二、索亚的空间本体论
索亚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层次的空间本体论。在他看来，长期以来，人们对空间的思考大体主要有两种向度：空间要么被视为是自然物体得以存在的容器或者是具体的物质存在形式之一，这种观点强调空间的物质性和自然性，类似于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实践中所说的空间，索亚把这种空间叫做“第一空间”[18]；空间要么被视为主观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这种对空间的理解大体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经验的主观的空间，一种是先验的主观的空间，但不管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都封闭在意识之中，这种对空间的理解类似于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再现中的空间，索亚把这种空间叫做“第二空间”[19]。这两种传统意义上的空间理解要么单纯强调空间的物质性和客观性，要么单纯强调空间的精神性和主观性，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是在现成性的意义上去理解空间，而没有从生成性的意义上理解空间，没有从实践的角度理解空间。一旦把实践和生成性的维度引入空间思考就会发现空间性是比空间更始源的概念。在人类的空间性生存活动中存在着一种既包含了第一空间要素也包含了第二空间要素的更综合更灵动的空间，这种空间体现了物质与意义的综合过程，体现了人的被抛与筹划之间的辩证张力，也体现了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结构，它是人类总体上的以此在为中心的生存论的空间，索亚把这种空间叫做“第三空间”。
在索亚看来，第三空间“起源于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不仅批判了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思维方式，还通过注入传统空间科学未来认识到的新的可能性来使它们掌握空间知识，恢复活力”[20]。“它发端于传统二元论的物质和精神空间，然而又在范域、实质和意义上超越了这两种空间”[21]。也就是说，第三空间并不是完全脱离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一种哲学上的想象，它包含了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维度，但是又打破了人们对于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解构了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各自独立性的存在，强调传统对空间的认识所具有的封闭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一旦我们从第三空间的角度去理解空间就会发现在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中，空间既是物质的具体存在形式和容器，又包含了人类主体性的意志和意识的经验和先验的构造，但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统一于空间生产的实践中，统一于空间性的建构活动中。因此，第三空间必然包含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要素，但是又在更高的逻辑层次上把二者同时降为自己的某个环节，通过生存论的实践活动使这两个原来相互外在、彼此对立的环节统一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第三空间。
既然如此，第三空间就是生活世界的具体事件诸要素所共同构成的空间，生活世界是无限丰富和不断变化的，具体事件也是变动不居的，因而第三空间就是无限开放的。任何单一的理论或者单一的学科都无法穷尽第三空间的意义。这就意味着对第三空间的思考不能以理论理性的方式展开，而应该以实践理性的方式展开，要考虑到第三空间内在所包含的的多元性、丰富性，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理论之间形成对话与沟通。所以，索亚强调：“任何想要将第三空间分割成专门别类的知识和学科的做法，都将损害它的解构和建构的锋芒，换言之，会损害它无穷的开放性。所以，‘第三空间’在范围上是超学科的——不是诸如历史、社会学和地理学等特定学科的特权领地，也不是单纯地限定在地理学家、建筑家、都市规划家等人身上，而是跨越了所有的阐释视野，穿越了思想的所有视野和模式”[22]。
当我们以这种开放的思维方式来面对第三空间的时候，当我们以第三空间的视野来反思社会政治现象的时候，就应该抛弃原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反过来思索亦此亦彼逻辑的可能性，采用“作为他者化的第三化”的批评策略。在这一批判性的第三化之中，原初的二元选择并没有被完全抛弃，而是服膺于一种从两种对立范畴中有选择的、策略性提取的创造性重构过程，从而走向开放的抉择[23]。事实上，这种作为他者化的第三化与黑格尔的作为否定之否定的思辨辩证法有相似之处。在黑格尔那里，正题和反题之间的僵死的对立性虽然在合题中已经被消解，而且它们各自的真理性也被瓦解，它们由原来所处逻辑阶段上的真理降格为一个更高逻辑阶段的环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正题和反题的积极要素彻底被消解，彻底变成虚假的命题。当正题和反题统一于合题的时候，二者同时得到了重构，当然同时也是一种解构。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思辨运动的前进过程既是解构的过程也是重构的过程，这一点与索亚所说的对第三空间的作为他者化的第三化的批评策略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在索亚这里，作为他者化的第三化强调的是一种无限的开放，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实践的逻辑[24]；而在黑格尔那里，最终会走向一种封闭，尽管包含了丰富的实践内涵，但最终还是走向了理论理性。就像马克思对黑格尔所批评的那样，还是走向了一种“逻辑的泛神论”[25]，还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而非“改造世界”的哲学[26]。
毋庸置疑，索亚的空间本体论思想是建立在空间性思想的基础上的，因为所谓第三空间实际上就是人的空间性建构过程中出现的空间，是物质与精神交融、主体与客体互渗、多方因素共同参与的空间。在笔者看来，索亚将第三空间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凸显第三空间的用意不在于这个概念纯粹的理论意义，而在于它的实践意义。一旦第三空间作为与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不同的问题域得以确立，它的生存论的价值将得到凸显，它与人们有限的总体性生存之间的关系将被挑明。而一旦完成这一步骤，一个坚实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文化地理批判的理论空间将被打开。而索亚本人也恰恰是在这一空间本体论的理论地平上开始他的正义追寻的。
三、索亚的空间正义追寻
对索亚而言，空间正义问题确切地说是发生在第三空间领域里的空间性建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利益、权力和资源的分配问题。由于这个领域是一个非常广大的领域，它涉及到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而空间正义也会在这些不同领域发生。对索亚而言，空间正义问题在逻辑上具有领域的无限性。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索亚的空间正义追寻主要涉及到家庭中的空间布局、城市的空间布局、区域正义和环境正义、全球范围内的正义的空间布展等问题。
关于家庭中的空间布局问题，索亚认为要尽量建立平等的家庭空间结构，避免垂直性、阶梯性的房屋设计，既保证每个房间的相对独立性，又保障房间与房间之间的沟通的平等性。除此之外，家庭中的空间摆设也应该尽量去掉男性化特征，走向中性化。当然，这种中性化并不是一味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空间设计和摆设的女性化。通过这种平等的家庭空间布局，让男性和女性在各自得到自己想象力发挥空间的同时彼此对对方保持一种尊重和好奇。索亚特别反对把家庭空间设计为没有相对独立性的一元化结构，他认为这种一元化结构将使家庭变成一个不自由的地方，一座无形的监狱。在这里将失去人的个性、爱和激情。正因如此，索亚对福柯关于圆形监狱的批判深表认同，认为福柯的这种批判“以各种新颖而又引人思索的方式将空间和时间联系在一起”[27]，是“引人入胜的”[28]。
关于城市的空间布局问题是索亚空间正义追寻的核心话题之一。他认为，为了推进正义问题的思考需要将地理学与法律和法律批判研究结合起来，“从这种法律和地理学的交叉哺育中形成了学界的另类思潮，即对正义、民主、市民、统治权和人权等从空间的角度进行重新思考”[29]。通过这种结合，“呈现和激发一种策略的理论侧重，强调特殊的（通常是被忽略了的）正义和不正义的空间”[30]。具体说来，这就涉及到哪些人应该拥有城市权，哪些人不应该拥有城市权，哪些人可以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而哪些人却被无奈地排除在城市文明成果之外。这里存在着关于城市权的斗争。不仅如此，还涉及到对于一个特定的城市辖域应该进行怎样的空间性布局，应该布局第一产业还是第二产业亦或是第三产业，应该布局住宅区域还是商业区域，应该布局贫民住房还是豪华住宅，应该布局生态保护地带还是经济开放地带等等，这些问题涉及到城市规划中的权力分配问题。另外，对于特定城市区域规划方案的形成过程也涉及到该由哪些人来参与投票，哪些人应该保持沉默，哪些人应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哪些人应该拥有更少的话语权等等的分歧。索亚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关于投票主体和投票权重方面的分配往往有利于资本特别是大资本一方，对于绝大多数无产者和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投票主体资格要么被取消，要么权重变得很低。这是一种不正义的状态。城市空间正义的追寻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而寻求解决方案。所以，索亚指出，具体的空间性是一个充满社会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斗争的场所，“它不是旨在维系和巩固空间性的诸种社会实践，而是旨在深刻地重构并剧烈地革新诸种社会实践”[31]。不可否认，索亚在这里表达了一种对资本在城市进程中的霸权地位的控诉，一种对城市边缘人、未来的城市人和无产阶级空间权力的捍卫。
关于区域正义和环境正义问题，索亚认为哈维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在他看来：“大卫·哈维对自己较早时期对城市化和围绕人造环境的斗争的描述予以重述，示意着一种变化，表现于他自己从具体的城市事物到更具囊括性的地理分析景观的思辨范围……从日常生活常规化了的诸种实践到一种全球性的空间劳动分工更为疏远的地理政治混乱”[32]。资本主义在任何区域范围内都呈现出一种中心—边陲的二元结构，资本家、特别是大资本家聚居的地区往往处于中心，在这些中心区域几乎完全排除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排除了交通拥挤、治安混乱所带来的生活不便，也排除了相关配套缺失和信息不灵所带来的生活困难。在这种区域中，往往有良好的生态保护和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足够宽松甚至是奢侈的个体空间占有率，有一般人难以获得的金融、信息和网络资源。但是，这种第三空间意义山的中心并不是在第一空间意义上城市中心，往往是位于第一空间意义上的城市郊外。第一空间意义上的中心即城市反而变成了第三空间意义上的边缘，变成了被资本殖民和控制的对象。这是当代西方发达社会鲜明的第三空间中心—边陲结构与第一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边陲结构的调转现象。索亚认为，这种现象在洛杉矶的城市规划中表现尤为明显[33]。
除了关注以上所说的调转现象之外，索亚还特别关注由于资本的区域分布不同，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边陲地区所出现的被掠夺和生态恶化现象。既然如此，所有地域都想取得相对有利的分工位置，使自己摆脱边缘的处境，这就涉及到地域权的问题。在索亚看来，“地域权是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术语，包含着诸如主权、财产权、行为准则、监督和权限等列举的概念的各种暗示。它是指各种空间范围的生产和再生产”[34]。“作为场所的地域权的一种表现，区域主义根植于权力地理学”[35]。也就是说，在一国范围内，不同区域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和更环保的空间彼此之间也存在剧烈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只有那种在国家权力层面有更多发言权的区域，在特殊的经济生活阶段有更独特地位的区域，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但是，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和一定范围内环境和生态恶化区域的继续存在似乎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摆脱的宿命。为了实现区域正义和环境正义需要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改造，使区域权的竞争运行在法治和理性的轨道上。
关于全球范围内的正义的空间布展问题，索亚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相关论点，也对哈特帝国论中的相关论断给予了礼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策略。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在二战之后继续保持活力和扩张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范围的空间推广，资本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断地将原来未被资本征服的地区驯化为资本的奴隶，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不平衡的空间布展，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源[36]。哈维把这种不平衡的空间布展看做是“资本积累空间布局的必然体现”[37]。索亚认为列斐伏尔和哈维所揭示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它深刻地说明了为什么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如此鲜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力的不平等。美国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主宰，以金融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正像哈特所指出的那样：“今天，帝国正作为一种中心出现于世界，它支撑起生产全球化之网，试图把所有权力关系都置于它的世界秩序之下”[38]。正是由于这种新型帝国形式的出现导致了传统民族国家界限的瓦解，“现代主权已过了它的巅峰期，正走向死亡”[39]。
索亚认为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正义需要采取三个必要的步骤：一是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盟，通过国际会议的平台给发达国家施压，让它们承担更多的全球义务，特别是在扶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保护全球生态环境方面，因而南南合作是实现全球空间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二是在发展中国家要形成对新殖民主义危害性的集体意识，自觉地抵制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袭，自觉地保护本民族经济生产的独立性、政治制度的独特性以及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以多样性、差异性来对抗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单一性和一致性；三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发展本民族的国民经济体系，不断实现产业升级，力争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居于更有利的位置。索亚大胆地预言未来的世界可能是多中心的世界，而不是美国一元中心的世界[40]。不过，索亚似乎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世界的空间布展就无法完全取消中心—边陲的二元结构，未来发展的方向只不过是由单一的中心—边陲二元结构演变为多中心的二元结构，这有利于维护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多元性。
四、索亚的空间正义追寻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在笔者看来，尽管索亚的空间正义追寻的策略不一定全都有效，也不一定彻底，不一定全都适合于中国，但是却为中国今日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索亚的空间正义思想启示我们必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也就是说在进行新一轮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地尊重农民工和城市边缘人的城市权，保护他们因对土地的使用权而拥有的关于城市空间布局的发言权和知情权，保护他们的财产权，重大的城市规划应该到民间征集意见，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城市空间布局必须充分考虑到人们的医疗、教育、休闲、娱乐的空间的必要性，考虑到各种类型的场所的空间布局的均衡性，使城市变为既具有生产功能又具有消费功能，既具有工作功能又具有休闲功能，既注重当下的发展又注重长远的生态保护，使我们的新型城市成为一个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城市，一个平等和公正的城市，一个宜居和环保的城市。总之，新型城市化应该以人的城市化为核心，应该把城市变成所有有缘人的美好家园，应该尽量避免资本对弱势群体空间权力的剥夺。
其次，索亚的空间正义思想启示我们在进行区域空间布局的时候，尽量多中心化而避免一元中心论。按我国目前的地理划分，可以分别在西北、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等地区布局一些中心城市，由这些中心城市来引导各自区域内的产业布局，减少中心城市与边陲地区之间的层级关系，降低行政成本和边陲地区的经济负担，降低各个边陲地区在经济上受中心区域剥削的程度，也降低各个边陲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所承受的压力。如果是这样，有必要进行行政区划改革，可以废除在省和县之间的那一级行政结构，增加直辖市的数量，通过多中心来带动各自区域内的发展和生态保护。在此基础上强化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不是简单重复的空间布局。
再次，索亚的空间正义思想启示我们在国际上必须强化南南合作，自觉抵制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袭，避免陷入西方所主导的意识形态陷阱，避免过多地承担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国民经济独立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对观念层面、原创的技术层面和品牌层面的产品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尽量淘汰那些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使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由低端走向中端并最终走向高端。为此需要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和核心技术，需要积极参与各种重要的国际经济政治组织，力争逐渐成为这些组织规则的制定者，从而增加我国在全球空间布展中的投票权和话语权。
最后，索亚的空间正义思想还启示我们单纯的资本主义体制既不能完全实现城市权的公正问题，也不能完全实现区域正义和环境正义，更是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和环境危机的始作俑者。因此，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虽然要吸收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益成分，但是，绝对不能够搞一元化的市场化改革，更不能搞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政治改革，不能走大社会、小政府的西方自由主义道路。即使在经济层面也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否则我们既不能在国内解决好空间正义问题，更不能在国际空间布展中实现跃升。既然如此，索亚的空间正义思想从另一个角度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强化了我们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这可能是我们研究索亚的空间正义思想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①]本文为西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引进人才计划基金项目“马克思的身体概念研究”[项目批号：20130504]的研究成果。
[②][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③]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 Vol. 16, No.1 (Spring, 1986), p.22.
[④]参看黄其洪：《休谟主义的胜利：我们时代的精神氛围》，《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⑤]参看大卫·哈维：《后现代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1页；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⑥]Stuart Elden. Mapping the Present:Heidegger, Foucault and the Project of a Spatial History. NewYork: continuum, 2001, p119.
[⑦]Stuart Elden. Mapping the Present:Heidegger, Foucault and the Project of a Spatial History. NewYork: continuum, 2001, p6.
[⑧]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 Vol. 16, No.1 (Spring, 1986),p.23.
[⑨]参见[美]多迈尔著，万俊人译，《主体性的黄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到10页。
[⑩]参看萨特：《存在与虚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8页；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11] Stuart Elden. Between Marx and Heidegger:Politics, Philosophy and Lefebvre’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Antipode, 2004, 36(1), p86-105.
[1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9页。
[13]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5.
[14][美]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4页。
[15]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Ltd,1991, p33, p38.
[16]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Ltd,1991, p128, p135.
[17][美]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5页。
[18]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8.
[19]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10.
[20]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81.
[21]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11.
[22]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4.
[23]SOJA E W.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Oxford(UK),Cambridge, 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 1996, p5.
[24]参看黄其洪：《论实践概念的三个层次》，《现代哲学》2009年第2期。
[25]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26]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7][美]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页。
[28][美]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页。
[29]Barney Warf, Santa Arias(ed.), The Spatial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Routledge: London&New York,2009, p31.
[30]Barney Warf, Santa Arias(ed.), The Spatial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Routledge: London&New York,2009, p32.
[31][美]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6页。
[32][美]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9页。
[33][美]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22页。
[34][美]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9-230页。
[35][美]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0页。
[36]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Ltd,1991, p145.
[37][美]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38][美]迈克·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39]周穗明：《<帝国>：全球化时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与战略》，《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40]Edward Soja, Seeking Spatial Justice,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 p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