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行了三日，至成皋地方，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处谓宫曰：“此间有一人姓吕，名伯奢，是吾父结义弟兄；就往问家中消息，觅一宿，如何？”宫曰：“最好。”二人至庄前下马，入见伯奢。奢曰：“我闻朝廷遍行文书，捉汝甚急，汝父已避陈留去了。汝如何得至此？”操告以前事，曰：“若非陈县令，已粉骨碎身矣。”伯奢拜陈宫曰：“小侄若非使君，曹氏灭门矣。使君宽怀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说罢，即起身入内。良久乃出，谓陈宫曰：“老夫家无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来相待。”言讫，匆匆上驴而去。
操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
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是曹操奸雄品性的铁板证据。然而，笔者以为，这一故事是不可信的，是很有问题的，是不合情理的。我们无须考证历史事实，仅仅根据这一故事自身的疑点，就可以推倒这一故事本身。
疑点之一：陈宫有必要和曹操一起逃亡吗？陈宫和曹操都是政治人物，既然要起兵讨伐董卓，就不可能放弃中牟县。合理的逻辑（也是正常人的逻辑）应当是：陈宫派人掩护曹操秘密返乡，自己在中牟县利用县长的有利地位，积极筹集粮草、经费，募集并训练兵勇，等到曹操起兵之时，陈宫立即起兵响应。所以，陈宫欲从曹操可信，和曹操一起逃亡不可信，除非两人都是蠢猪。
疑点之二：吕伯奢为何要亲自去买酒？即使曹操和陈宫因一时疏忽而放弃了中牟县，逃到了吕伯奢家，吕伯奢也没有必要亲自去买酒。他是一家之长，应当派儿子或者佣人去买酒，自己则应当陪客人喝茶寒暄，亲自买酒不合常理。难道吕伯奢没有大脑？
疑点之三：磨刀声能听到，讨论如何杀猪的声音能听到，为何猪的挣扎喊叫声听不到？猪是一种会喊叫的动物，且嗓门很大。这是常识中的常识，再贫穷的人，即使从来没有吃过猪肉，不知猪肉是什么味道，也不可能不知道猪特别能喊叫这一常识，不可能不知道猪喊叫时的声音特色。所以，有批评性俗语说：“你没吃过肉，难道还没听过猪的喊叫吗？”既然猪爱喊叫，能喊叫，受到侵犯时能歇斯底里地喊叫，那么，吕家人捆猪时，那头猪不可能不高声喊叫，那种叫声肯定要比磨刀声和“缚而杀之何如”的讨论声要大许多倍，曹操和陈宫肯定会听到猪的喊叫声，会做出正确判断。然而，在小说中，肥猪变成了毛毛虫，一声不叫，一声不吭，这合理吗？
疑点之四：讨论如何杀猪有必要吗？杀猪从来都是“缚而杀之”的，没有“杖而杀之”之说，更没有“枪而杀之”、“毒而杀之”之说，所以，没有必要进行“缚而杀之何如”的讨论。莫非这些人像猪一样没有大脑，不会思考问题？
疑点之五：从“要捆”到“已捆”之间为何没有时间差。根据书中的描述，二人潜入草堂后，从听到“缚而杀之何如”的讨论到决定杀人，再到实际杀人，时间是连续的。而捆猪是要时间的，从讨论捆猪到实施捆猪，再到把猪捆好，时间好长，捆猪的人在曹操开始杀人时恐怕还没有开始捆猪，即使开始捆了，也肯定还没有捆好，杀人也是有声音的，被杀的人不可能一声不吭，当捆猪的人听到杀人声和喊叫声的时候，除非捆猪人的脑袋变成了猪脑袋，根本不会思考问题，否则一定会停止捆猪。这样，当曹操“搜至厨下”时，不可能“却见缚一猪欲杀”。
上述五个疑点可以归结为两个疑点：肥猪不是毛毛虫，但是为何变成了毛毛虫？人脑袋不是猪脑袋，但是为何变成了猪脑袋？
肥猪不可能变成毛毛虫，肥猪之所以变成了一声不吭的毛毛虫，是因为人脑袋变成了猪脑袋。
人脑袋为何变成了猪脑袋呢？首先，这是主题先行的创作传统的需要。中国人搞文学创作，总是喜欢先确定一个基调——主题，然后围绕主题编故事，只要故事情节符合主题需要，不管逻辑上是否讲得通，也不管事实上可能不可能，都照编不误。读者或者观众如果质疑，就用“无巧不成书”等等托词来搪塞。《三国演义》的作者既然确立了曹操是一个“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让天下人负我”的奸雄这一先行主题，就必须编造故事来证明。但是，如果故事情节是符合逻辑的，就不能证明曹操的奸恶，所以，只能让故事不合逻辑。如果陈宫不和曹操一起逃亡，谁来证明曹操滥杀无辜？如果吕伯奢派家人出去买酒，自己在家请曹操帮忙杀猪，曹操哪有机会发生误解？如果肥猪不变成毛毛虫，而是狂喊野叫，曹操又何以杀人？为了让曹操杀人，就必须让陈宫和吕伯奢的大脑变成猪脑袋，就必须让肥猪变成毛毛虫。这就叫逻辑服从情节，情节服从主题。
文革期间，为了塑造工农兵的高大形象，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一个个不食人间烟火，不谈恋爱，不结婚。在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家三代，李玉和的邻居惠莲及其婆婆田大婶二人，都是光棍，都没有配偶。京剧《杜娟山》的女主角柯香年龄好大，却没有男朋友。京剧《龙江颂》中的大队书记江水英也没有丈夫，要喝鸡汤只能让群众送上门，而没有亲人来体贴。京剧《沙家浜》中的阿庆嫂好不容易有了丈夫，但从不露面，到上海跑单帮一去不回；另一个女主角沙奶奶也是无儿、无女、无老伴。革命英雄一个个“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举手指方向，不当爹和娘。”革命英雄都不谈对象、不结婚，不当爹，不当娘，符合逻辑吗？符合事实吗？当然不符合。但是，逻辑和事实都必须服从主题，这就叫主题先行。
其次，根据主题先行的创作原则编出来的荒唐故事，要能广泛流行，光把故事中人物的脑袋变成猪脑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和法律社会心理作支撑。
《三国演义》成书的过程，正是中国封建专制走向极端的时代。封建专制法律制度的长期禁锢，使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都变得不能思考，不敢思考，不会思考，不敢质疑名著、名言和权威的历史结论。这是“曹操杀吕”冤案长期流行而无人质疑的法律制度上的原因。
坏人应当人人喊打，人人得而诛之，谁为坏人辩护谁就是坏人，这是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固有观念。直到20世纪的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刊物《哲学研究》第9期上发表的著名哲学家赵汀阳的文章——《有偿人权和做人主义》，仍然主张“坏人没有人权”。这种观念导致中国没有产生，也不可能产生辩护制度和辩护文化。因此，坏人无权观念就成了“曹操杀吕”冤案得以千古流行的法律文化根源。
人们常说“不要冤枉好人”，却不说“不要冤枉人”，这就暗含着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坏人被冤枉一下无所谓，甚至是应该的。周扬先生在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胡风冤案的时候说过，当时他本人和专案组的其他人也知道胡风不是国民党特务，但是，既然胡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多加一顶特务的帽子也无所谓，反正不是冤枉好人。连周扬这样的大人物都有过“冤枉坏人无所谓”的心理，何况社会大众呢？因此，“冤枉坏人无所谓”就成了“曹操杀吕”冤案长期流行而无人质疑的社会法律心理上的支撑。此外，公众还有过把瘾心理，也是这一冤案的社会心理支撑。平时受压迫太多了，在现实中不敢抗议，就需要在文学作品中找个坏人骂一顿，过把瘾，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符合逻辑？管他呢？信了他，过把瘾再说。
总之，陈宫、曹操、吕伯奢等人的脑袋之所以变成了猪脑袋，不仅仅因为《三国演义》的作者们头脑简单，还因为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头脑几乎被异化成了猪脑袋。否则，“曹操杀吕”冤案就不可能成为千古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