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学的想像力》堪称米尔斯一生学术精华的大成之作；它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的成果作为全书的探讨主题，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并结合作者在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研究经验，批判传统学科的抽象与僵化界限，由此强调“社会学想像力”的重大意义。这本著作堪称社会学入门的必读书籍，在本篇书评中我主要回顾一下作者所涉及到的建设性纲领性的社会学前景上面来，来看一下米尔斯试图以怎样的方式来纠正社会学的混乱状态。
为了解决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米尔斯提供了一条他称为“如今不无人们重视的道路”，就是对科学哲学的驾轻就熟，对人类多样性的深入分类，并加以研究，对历史的综合运用之上社会与历史更为具有渊源和亲缘。
米尔斯的这条道路的重点在于对于历史和社会研究的相互关联性。对于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在对于被解释的内容的陈述之中，我们需要范围更为全面的东西，而他们只能由人类社会历史多样性的知识提供。所以在第七章中米尔斯重点谈到了人类的多样性部分，米尔斯讲到的这样几点打到了我，
米尔斯认为，人类的多样性构成了历史与全部的社会世界，因此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以有序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的多样性。他强调要在研究历史现实与个人意义之间的联系、梳理经典社会科学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包含多样性的广度与深度的观点。要做到这一点，他认为需满足四个要求：“这要求我们对于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目前仍然存在的社会结构有充分的比较性的理解。它要求我们选择小规模的环境，但却根据大规模的历史结构进行研究，要求我们避免在学术部门随意进行专业化，而是应当根据不同的主题，而且首先是根据问题，来使我们的研究专业化。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利用将人看作历史行动者的所有研究所具有的视角、思想、材料和方法。”
据此米尔斯提出一个核心概念：社会结构。他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科学家所使用过的最有包容性的研究单位”，指的是“根据其履行功能而进行分类的制度的组合”。
米尔斯认为，研究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理解存在于社会结构的部分和全体中的多样性，而民族国家是社会结构中最大最有包容性的研究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有很大的可取之处。
同时，米尔斯还提出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这也是关注人类多样性的重要方面。米尔斯认为，结构化的发展、社会学想像力的提出，都需要“学科融合”与“统一的社会科学”的视角，因为“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
在第八章，米尔斯谈到了对历史的运用，米尔斯深受经典社会学家（尤其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认为研究个人的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传统，因此必须把历史作为社会研究的主轴。
历史学家创造的东西在米尔斯看来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所依据的不可或缺的庞大档案，所有社会学都应当是这是因为：首先，社会学家对所研究的事实的陈述需要范围更为全面的东西，这只能由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多样性的历史学来提供，而非历史研究缺乏动态性、容易成为有限环境的静态或者短期性的研究。其次，当社会科学家离开自己熟知的社会环境研究其他类型的社会结构时，有关该社会的历史是不可或缺的。再次，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需要历史学的资料，需要社会长期发展的研究。
他强调了社会科学中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才会明白某个社会没有出现在一定历史时期，而这对理解该社会在当代的面貌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米尔斯强调对历史的运用，但他强调的是一种“真正的运用”而非“仪式上的运用”。这种“仪式上的运用”作为“历史的背景概述”而出现，依赖的是对某单一社会历史的研究，是不充分的。
让我想到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他所倡导的“大”历史观。黄仁宇先生在写作《万历十五年》时提及，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以中国历史一百年或两百年的立场作基点，不能和世界历史衔合。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退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他在全书将以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和他所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的宏观视野来书写一段历史，这与米尔斯强调的对历史的运用的观点，我认为是有共通之处的。
在第九章,论理性和自由中，米尔斯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所谓“现代”的尾声，目前的“现代”也正在被一个后现代时期所接替，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纪元。他指出在新的时代，社会科学中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向已经趋于没落，它们不能真正地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尤其是同自由与理性的关系相关的问题。他运用马克斯·韦伯关于科层制的思想与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提出第四纪元的意识形态标志是自由的扩大并没有造成理性的增进。
相反，科层制造成的社会组织的理性与个人生活缺乏实质理性并存被异化了的“快乐的机器人”随处可见。所以，按照社会学的想像力重新表述自由与理性的关系，破除科层制与异化的弊端，回归到“具文艺复兴精神的人”是亟待完成的事情。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工具理性的统治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物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工具理性始终是其批判所指向的核心问题之一。
米尔斯认为这一切都与民主的力量、民主的普及程度相关联。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的目标是发现一个人们能用自由和理性构建历史的社会。
全书中多次提到乔治.奥威尔的《1984》，米尔斯在讲到异化的人这一主题时提到1984的中心思想是异化的人的胜利。奥威尔刻划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细致刻画，揭示了任何形式下的极权主义必将导致人民甚至整个国家成为悲剧。
由这个快乐的机器人我想到了前一阵看的一部话剧，是由朱德庸先生的《大家都有病》改编的，朱德庸先生说这是一个大家都有病的时代。我们碰上的，刚好是一个物质最丰硕而精神最贫瘠的时代，每个人长大以后，肩膀上都背负着庞大的未来，都在为一种不可预见的“幸福”拼斗着。但所谓的幸福，却早已被商业稀释而单一化了。
而他从作品中想要传达的是这样一种要旨，只要我们的都市里有越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状态才是一种时尚，而不是商人给我们的状态是一种时尚，同样自己的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而非出于功利目的的理性。这样我们的自我意识就不会被绑架。时尚应该是属于个人的，而不是一个标准大家去奉行。
在第十章论政治中，米尔斯提出来源于社会科学传统的三种主导的政治思想：事实的价值，是否相关、以及如何相关，以及人类的自由。根据这三种政治思想，他认为社会学家的公共角色应该有以下三种：以秉持事实的价值为原则来影响政治；成为国王的幕僚，变成功能理性的机器；保持独立性，选择自己关注的问题进行研究，但其研究面向国王与公众。第三种是米尔斯所提倡的。
毫无疑问，社会科学家都要承担某种程度的政治职责，米尔斯提倡的“独立的社会科学家”，作为文科教育者的政治职责是将个人困扰不断地转变为公众论题，在研究中不断地展示社会学的想像力，促使公众也拥有这种心智习惯，使其成为民主社会的主流价值。
而在自身的实践中，米尔斯更进一步实践了社会学的想像力，他甚至摆脱了学术著述的形式
束缚，转向通俗时事小册子的写作，这些小册子直接与当时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政治议题对话，《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与《听听美国佬如何说:古巴革命》是其中的代表，后者更是创下了40万册的惊人销量，其读者范围远远超出了米尔斯前期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论及社会学的公共性与介入性，似乎至今还无人可出米尔斯之右。2005年，时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麦克•布洛维在提出其“公共社会学”的主张时，还将“公共社会学”的谱系追溯到米尔斯，认为他是一个重要的先驱人物。
在附录部分，米尔斯讲到了论治学之道，之前文静解释了什么是社会学的想像力，那么在这一部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社会学家的想象力。他讲到了以下七种方式：
1．具体的层次上，重组学术档案――清理看来毫无关系的文件夹，把其中的内容混在一起，重新分类。
2．对阐述不同论题的短语、句子持游戏态度。在字典、专业书籍中查找这些关键性术语的同义语，帮助对术语的理解。
3．寻找各种分类间的共同特性和区别因素。养成交叉分类的习惯。分类力求简明、系统。交叉分类是社会学想象力的语法。
4．为了获得深刻的理解，要尝试思考所关心事物的反面。
5．在交叉分类中，使用是与否的形式，来思考极端的对立面。想象力的释放，有时可以通过故意颠倒比例感而获得成功。
6．用比较的方式理解资料。
7．编辑一本书的技巧。论题是一种主题。在设想一本书的结构时，有了几个主旨后，需对其进行分类，用清晰、简明的语言作说明。然后，系统地将全部论题进行交叉分类。
我由此联想到，我国新闻学想像力的缺失及其成因，之前有学者也就此做过研究。武汉大学的单波老师在《论我国新闻学想像力的缺失及成因》一文中提到中国新闻学长期缺乏理论想像力,不仅理性能力不足、超越性与创造性匮乏、视野狭窄、诠释力很弱,而且还感染着“抽象与僵化”的顽疾。启蒙时期的新闻学由于太过专注于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没能使新闻学真正通达于现代政治学的想像空间。辛亥革命后,单一的经验描述、单向的理论与观念流向、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又遏制了新闻学的想象空间。20世纪40年代后,以政治观点代替格物致知、以意识形态简化理论思考泛化到整个新闻理论研究之后,又使新闻学失去了理性与超越品质。
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新闻自由与民主政体的关系,真正把握新闻、公众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真正懂得公众知情权的合理性,于是,作为西方新闻理论表述活动的逻辑起点的新闻自由,在中国则成了新闻学理论表述中的盲点。以20世纪40年代以后为例，有学者提到,陆定一在1943年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是党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观念的理论化。当的新闻官员来探究新闻理论的时候,就不免要模糊学术与政治的界限,以政治观点代替格物致知,以意识形态简化理论思考。但新闻与宣传毕竟不同,新闻是针对人的普遍的信息需要的,而宣传是针对某种社会共同体的;新闻要报道事实、站在公众立场说话,宣传要用事实印证某种主义、主题,促成某种共同信念、共同行为的产生;新闻传播是互动的、开放的,是在大众的意见自由市场中存在的,而宣传是单向的、对象相对固定的,是为共同体的信念而存在的。它们有着各自的社会价值,并且合则两伤、分则两利。陆定一的文章没有从学理上分辨新闻和宣传的区别。
尽管在党报话语里,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它对新闻传播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反知倾向中所导引的对多元知识、文化系统的排斥,蔓延到了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领域,再加之各种复杂的因素,致使中国新闻传播理论越来越失去了理性与超越的品质。学者们在不知不觉中把理论简化到意识形态的水平,从而导致理性的退化。及至改革开放,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市场经济、批判意识等新的语境逐步形成,与此同时,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在一种市场化的环境中,新闻学理论又很快落入功利化和世俗化的境地,人们凭个人兴趣随意性地消费理论观点,一味崇信媒介资本的力量,丧失对价值与真理的信念,远离理论所赋予人的追求理想。中国新闻学扩展想像力的工作有一定的难度。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新闻学的危机,而这将会成为重建新闻学理论话语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