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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历史应该被尊重——《我的抗战》序 博客里转载的真实历史](http://img.413yy.cn/images/30101030/30063139t013fbd344a2616c04c.jpg)
前言与序 《我的抗战》印象（1）
2010年10月底的一个周末，《我的抗战》剧组的乌尔汗女士来电话让我为这本书写篇序。她确信，除了总策划崔永元、总导演曾海若等几个核心人物之外，我这个挂名的历史顾问也是把32集《我的抗战》从头到尾认真看完的人。她的判断是对的，我确实看了，而且每集都看了不止一遍。乌尔汗作为剧组的联络人，最初给我的任务就是给大功告成的每集片子找毛病，要鸡蛋里面挑骨头。我为此使劲挑，起先还挑出个别的毛病，可越到到后面就越难挑。越难挑，看的遍数反而越多，不过，许多集最后的审片意见还是惊人一致的：本集未发现问题。专门纠错的人抓不着错，也很失落，觉得很愧对顾问这名号。凡事见微知著，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我的抗战》剧组是做事相当严谨认真的团队。
从1998年底沾上历史纪录片开始，就一直干着策划、撰稿的苦命勾当，不得已时才客串一下嘉宾和顾问的。记得《我的抗战》刚启动的时候，央视《见证》栏目的制片人陈晓卿先生就曾经向小崔推荐我当先期策划的，没想到最后却阴差阳错变成了顾问。但不管什么身份、什么名义，对小崔的《我的抗战》，我自是特别关注的。对抗日战争研究，我早有兴趣，1986年写成的硕士论文就是以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为题的，这个题目当时很前卫，敢去研讨国民政府军事战略的寥寥无几，印象中就是上海的余子道、北京的王建朗及稍后的马振犊等几位先生而已。一位业界前辈为此曾经提醒过我，研究抗战的条件并不是很成熟，禁区多多。我感谢前辈的忠告，但还是投入许多精力在抗战上面，经历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并欣喜地看到抗战研究的禁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逐步打破。不过，时至今日，抗战这个领域依旧有它政治上特有的敏感性，搬到电视上尤为如此。
算起来，我也参与过近20部纪录片的创作了，涉及到的抗战题材就有好几部，如《百年中国》、《抗战八年》、《一个时代的侧影：1931-1945》、《抗战》（时间、王韧）、《峥嵘岁月——成都建川博物馆的非常记忆》等，深知拍摄抗战题材纪录片的不易和艰辛。抗战老兵持续凋零、古战场难寻、实物遗存甚少等已经令人惆怅，政治上的禁忌更是在所难免。从功利上言，拍抗战纪录片正所谓吃力不讨好的。但从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出发，从历史研究者到纪录片创作者，许多人还是像飞蛾扑火一样致力于寻找、挖掘和表现更丰富更真实的抗战，共同的心愿是为中华民族留下一段真实的抗战信史。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没有得到充分全面的展现，我们这些后辈就愧对抗战将士和卷入过那场战争的平民。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遏这种发自内心的强烈冲动。我相信，小崔和他的团队也是为了这份强烈的责任感而进入这个领域，并不断对这段斑驳壮烈的历史发出不停的追问，而且也因这部纪录片而“为伊消得人憔悴”。毕竟，干自己想干的事，那是无法抵挡的诱惑。做研究的学者和做纪录片的编导一样，对弄清真实、表现真相有一种宗教般的激情和信仰，并常常乐在其中。
真实，是纪录片的灵魂。《一个时代的侧影：1931-1945》是真实的，画面全部用文献、照片等来编织，没有使用过一个人物采访。《我的抗战》也是在史实上较真的，它的手法主要是借助抗战老兵与平民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如今方兴未艾。但做口述历史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还要有很深厚的人脉关系。如今在这个领域里，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各擅胜场。小崔的团队自筹资金上亿元，有意识的抢救历史，因为岁月无情，抗战老兵和经历抗战的老人正在不断的凋零。小崔的团队数年来采访了3000千多人，而且采访的内容设计得深入而广泛，而不只是为纪录片的画面服务的。这样颇大复杂的工程不是一般学术机构能够做到的。小崔的团队已经不只满足于纪录片编辑的需要。作为电视人，小崔未必需要这么卖力的做，因为那是历史学界该做的。
前言与序 《我的抗战》印象（2）
就《我的抗战》而言，受访的抗战老兵多为士兵或者低级军官，人数多达300人。如此大规模的口述回忆，让我们对真实的抗战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中国抗战老兵和日军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日军士兵和军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战争留下了众多的许多记载，如记日记，写回忆录，甚至编出所在部队的战史。这方面中国相形见绌，因为中国抗战老兵中文盲半文盲占了多数，无法用文字留下有关战争的真实记载，再加上政治环境的缘故，非共产党领导的军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刻意回避这一段经历。而到如今，这些抗战老兵已经风烛残年，对他们的采访往往可能就是一次终极的访问，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访问，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会写，但会说，可以说出自身的经历和历史的真实。而且他们多半是从一个士兵和下级军官的角度去讲述抗战的。抗战是靠千百万无名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默默奉献而持久的，仗是士兵在打的。他们怎么当兵的，如何适应军旅生活，在战场上遭遇了何种状况，他们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他们饱尝过的死亡、流血、饥饿和众多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而且口述的同时，观众能看到讲述者的表情，同一句话在不同表情下表述有不一样的效果。口述相比文字是真正原生态的。小崔的团队积累了异常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源，可以向历史学界炫耀自己所下的厚实功夫，它还怡然自得的展现了自己平民化的独特视角；它甚至有意识的用故事片式的精巧叙事手段去吸引电影、电视剧的忠实观众，显得野心勃勃。
我涉猎历史纪录片拍摄10多年了，还是乐此不彼，足可见它的迷人和魔力了。新兴的历史纪录片的历史书写已经真真切切的地在挑战着传统的历史研究范式，我因为机缘巧合，能够最直观的感知到了这一点。
而今，我们这个国家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崛起，许多国民的精神却意外的陷入迷茫和焦躁。诚信二字为人怀疑久矣，据调查，连上海的母亲们都不愿意将诚信的理念教导给孩子，怕孩子们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吃亏，而一些官员们喜欢以“讲政治”“顾全大局”等冠冕堂皇的口实把犯事的真相遮盖得严严实实。这回由《实话实说》栏目走出来的小崔来做抗战纪录片，大规模的探究真实的抗战，探究战争时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和酸甜苦辣，让这些普通人走上银屏，应该不是偶然，而是执著的信念使然！仅此一点，小崔已经在这个时代再一次留下了关键性的精神印记，《我的抗战》亦是如此，它透着的是毅力、坚韧、品格和智慧。写到这里，我想以一个抗战研究者和历史纪录片票友的身份，感谢小崔，感谢曾海若，感谢《我的抗战》的编导、记者和每一位成员，你们的工作有益于民族精神的重塑，会给抗战的研究和历史纪录片的样式带来新的改变，《我的抗战》已经树立起一个新的标杆。
纪录片《我的抗战》历史顾问李继锋
2010年10月26日
前言与序 序（1）
故事背后那些未完的故事
《我的抗战》播出并得到大家的认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作为与抗战老兵直接接触采访的前方记者，想想两年多在全国寻访抗战老兵的经历，两个字，“值了”。
这些老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如此普通，普通得走在大街上，和我们面对面地走过，我们都注意不到他们。这些人又是如此的不平凡，在他们日渐衰老的容颜下面，在他们轻松的语态和平静的神情中，娓娓道出的，是半个多世纪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段历史，正逐渐被人们遗忘。
似乎不能说是遗忘，因为这段历史，已经印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中，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虽然有些说不明，但却隐隐约约感受得到，不时地会蹦出来，左右着我们的行为和情绪。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呢？
我们把这些在城市和乡村里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请到了我们的摄像机前面。对，他就坐在我的对面，讲述着埋藏在心底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
一、耐心的倾听者
《我的抗战》里面有许多具体的故事。正如崔老师所说，要的是故事，要的是细节。如何从老人的记忆中挖掘出对于他们生命最重要的片段？这需要耐心，需要倾听。
“你想听吗？想听我给你讲讲。”许多老人是伴随着这样的开场白，打开了他们的记忆。你想怎么听，决定了他们要怎么说。你是否愿意倾听，决定了他们兴致有多高。
但面对这些老人，我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耐心，缺少兴趣。甚至许多老人的亲人对老人的故事都知之甚少。不能责备人们缺少耐心，因为现实中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可惜的，是那些埋藏在老人内心的波澜。
我们其实没有做什么，我们只是在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故事，就在老人的“啰唆”中流出，如此自然。一个故事，他能讲一天，绝对精彩。
二、那些渐渐远去的老人
朱鸿是我采访的第一个老兵，一名新四军老战士。每次采访前夜，他都会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整理出来，密密麻麻地写满好几张纸条。朱鸿对我说：“我年纪大了，能做贡献的事情少了，对你们的采访提供帮助，可能是我最后能做出的贡献了。”
听着非常心酸，却在以后不得不见证着一个又一个老人的离去。宋锡善去世了、王文川去世了、武干卿去世了、单先麟去世了……我知道，这个名单还要继续增加。往事并不如烟，往事也如烟。多少生动的故事，都随着老人的离去而永远地消散了。
二十九军老兵曹廷明是张自忠的卫兵。十几岁他把自己卖兵得来的83元钱全交给了父母，从此再没回去。“一辈子只给了父母83元钱”成为他的最大遗憾。90多岁的曹廷明，想到父母，哭起来像个孩子。
哭过后，曹廷明擦干眼泪，“我们继续工作吧”他说。
这些老人，青年时期参加抗战，是他们为国尽忠，为民族求生存的主动选择。如今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他们看来是一份责任，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老人们认真的态度让我们感动，他们讲述出来的精彩故事让我们振奋。他们在讲述自己，也在纪念倒下的战友；他们留住自己的经历，也在留住那个时代。
前言与序 序（2）
与这些老人接触的每一个场景，都已经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那是一幅幅画卷，画卷里，有重庆冬天薄薄的雾色中，山坡上破旧小屋内的微笑；有江南大片青绿色的稻田掩映的老房内，竹椅上悠然的小憩；有大连的海滩边，身经百战老将军远眺的眼神。
三、个人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都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大历史谈的多了，小人物比较缺少。但大历史容易被篡改，小人物，往往更加真实。
你说的可能夸张，他讲的可能片面，我的记忆也不一定准确。但每个人还原出来的，都是一个独特的抗战：抗战初期参战的老兵，会给你讲述中日双方的差距有多么的悬殊，我们的部队损失是多么的惨重。抗战后期参军的老兵，会意气风发地给你讲述他们作战是多么的酣畅，日本人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他们有的讲述正面战场的惨烈，有的讲述敌后战场的艰辛。
其实，我们永远无法还原一个完整的、纯客观的历史。口述历史，就是带着强烈的个人视角。但至少，每个人的讲述汇集起来，就会更加接近真实。
正如一束光照进三棱镜，折射出来的是炫丽的彩虹。《我的抗战》只是一个三棱镜，把抗战的这束光，分散成各种好看的颜色。
希望这样的抗战，不是不负责任的调侃，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也不是挥舞拳头的狂热。只希望通过这些老人的讲述，让大家更亲切、更生动地触感到以前被忽略的细节、那无法回归的过往。
老人在讲述属于他的历史，相信看过的人，最终都会找到自己还原的“历史”。
纪录片《我的抗战》首席记者郭晓明
2010年10月26日
前言与序 瓷器的弧度
从9月到11月，我参加了《我的抗战》的一系列巡回放映活动，常被人提及的话题是，你好年轻。我知道，他们并不是说，我作为一个导演太年轻，而是我作为一部抗战题材的纪录片的总导演来说，太年轻了。出生在1978年，据说也是要被划入“八零后”的。
但是，多大的年纪才算合适呢？四十岁，或者五十岁？面对这群八九十岁，甚至百岁的老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岁数才合适呢？
很多人都说，我们曾经受到的教育太僵化了，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太片面了，仿佛总是等着获得最公正的食物分配，忘记了自己需要多少，忘记了如果肚子饿，可以下地干活、上山打猎。我们的方式是根据300多位老人的叙述，制作《我的抗战》。当然不管怎么说，确实是一次奢侈的体验。
等到我们都是史学泰斗再制作这样的节目，显然为时过晚。我们愿意尽可能诚实，把我们思考的过程表现出来。难免有错误，但一部纪录片确实不能开天辟地，只能供你一个参考，甚至作书架上的摆设。只要能给你提个醒。哪怕有一天你的儿子或者孙子无意间抽出来，问几个问题，也是它的价值。
很多人都会说，你们的节目怎么能保证真实性？很遗憾，我们的节目不能给你如此圆满的体验。我甚至也不能起身替这些老人保证，他们的所有回忆都精确无疑。但即便如此，我依然坚持认为这种口述弥足珍贵。这些老人穿越近百年的历史空间，身上沾满洗刷不去的尘埃，这风尘仆仆，就是我们能捡拾的真实。
每年春节回老家，我最喜欢听故事。有一次，母亲给我讲起“文革”里她见到的一件事。街道上有个邻居刚剪了头发，来参加学习活动，不知谁说了一句，你剃了这个头，怎么像林副主席。那人大惊失色，旁边的人推波助澜，此人竟因此被批斗，受尽折磨。几年之后，林彪事出，此人又被纠了出来，因为相反的理由，继续被批。妈妈讲述得投入，那一刻，她与当年曾发生的事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神秘主义的联系。即使她讲的是片面的，记忆是有误差的，但在那一刻，当年她的身影出现在我脑中，她年轻时的照片，她的表情，她的声音，她的手势，甚至她脸上的一颗痣，包括当时我们家的氛围，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可以被模糊体会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纪录片里，通过老人的叙述，使用音乐、动画、特技、照片等等，想要触摸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能追寻到的真实。
这种情况很像收集古老瓷器的瓷片，瓷片不是瓷器，但依然有精美的花纹，依然挂神秘的釉色，依然投射使用者的喜好。我们有幸将一些瓷片拼凑成某个器形，但那些剩下的形状，只能让你去体会，那没有完成的弧度，正是拍案一惊。
纪录片《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
2010年10月26日
他们拒绝沉沦 卢沟晓月
亲历者
阮捷成——时为北平志成中学学生
阎启志——时为二十九军南苑学兵团学员
黄成祥——时为南苑镇居民
张可宗——时为二十九军一三二师特务团工兵营战士
刘良惠——时为北平学生
曹廷明——时为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二二五团三营十一连战士
李兰亭——时为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二旅二二三团战士
编导手记
老人们说，1937年的那年夏天，北平城里闷热得很，经常下雨。
老人们说，7月初，北平的月亮是月牙状的，乌云遮不住它。
就在那一年，一个小孩在南苑附近的一条河中，捡到了一柄大刀。刀沉在河底很久，却依然明亮锋利，碗口粗的小树一刀就能砍断。小孩为此高兴极了，他向同伴炫耀了很久。
后来小孩悄悄把刀拿回家，却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父亲知道这柄刀的来历，不顾儿子的哭闹和反对，把刀送到了河对岸——那里就是二十九军位于南苑的兵营。
小孩并不知道，过了没多久，将有一位二十九军的士兵拿着这把刀冲上战场杀敌。
这就是1937年的夏天，这就是北平老百姓的记忆，他们记得南苑兵营师部门前影壁上写的“奋斗”二字如猛虎下山，他们记得二十九军士兵守在北平，个个武艺高强，他们记得士兵们身后背着的大刀，明亮锋利，就如天空的月牙明月。
二十九军兵营围墙后面，曾经是很多北平少年心系的地方。他们想去参军，听说加入二十九军就能成为武艺高强、身背大刀的战士。
如果你去过南苑，你就会知道，那里上了年纪的老百姓都记得二十九军。老人们说，里面有个旅长，马术精湛，经常和他的副官赛马。士兵们个个身体结实，不仅武艺好，还都是体育健将。
每当士兵训练的时候，总会有很多小孩围观。
老人们说，那天训练结束，他们看见一个士兵连翻了二十几个跟头，好像在打什么赌。他们个个身体都棒，若是活在现在，肯定会成为武打明星。
只可惜，是一场惨败击碎了他们心中的梦。
为什么会惨败？
老人们至今想不明白。
许多年过去，南苑兵营的师部变成了文物，它并不对外开放，门前也长起了荒草，只有门前影壁上的“奋斗”二字依然如猛虎下山。
忆。
马鸣声嘶。
南苑泣血。
他们拒绝沉沦 孩子连，大刀队（1）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到1935年，日军已占领了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在与国民党签订了《何梅协定》后，中央军退出平津，只剩下二十九军成立稽查政委会在平津一带驻防。至1937年，步步紧逼的日军已来到了北平城外，控制了北平的东、北、西三面，守卫平津的二十九军三面受敌，能够和后方联系的只剩南方一线。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1937年7月1日，北平开始举办学生军训总队，二十九军专门为这些学生安排了位于北京南苑的一个兵营，时为北平志城中学学生的阮捷成就是其中的一员。很快，这些学生兵就成了附近老百姓眼中的焦点。当时，南苑镇的居民都管这些学生兵叫小孩连，只要碰到他们，总是会多看几眼。而这些学生兵眼中的焦点，则是二十九军士兵们身后背着的大刀。
二十九军原属西北军，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军长宋哲元购置镔铁，为每位士兵打造大刀一把，并请来西北武师传授刀法。二十九军的将士们都有一个背包，三斤来重的大刀被他们插进皮鞘，捆在背包里，背在背上。遇到敌人时，大刀能够很容易地抽出来和插进去。1933年，二十九军在长城喜峰口夜袭日军，肉搏战中，将士们手中的大刀砍死日军五百余人。从那以后，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而他们手中的大刀，也成了二十九军的标志。
二十九军很多老兵都说，在二十九军中，刀法最厉害的当属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①，同时他也是杀死日寇人数最多的。“他是刀砍和枪打并用，别人杀三十个，他可以杀三百个。”当时作为二十九军一三二师特务团工兵营战士的张可宗，现在说起赵登禹师长，还满是崇敬。
在学生兵的眼中，师长赵登禹自然是一个传奇人物。每天训练结束后，他们总要围在老兵身边，听老兵讲述赵登禹师长在喜峰口战斗②的故事，说到高兴时，他们就一起高唱军歌。这样的日子，美好而惬意，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却只是奢求而已。
1937年的7月8日凌晨，睡梦中的阮捷成被枪炮声惊醒，此时，北平城的百姓们也纷纷走出家门，惊恐地望着西南方向，因为枪炮声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北平城突然变了一个样。
事隔多年，当时还是个学生的刘良惠老人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景象。他说：“外边隐约听到枪炮声，当时市民们惊慌失措。街上没有人了，巡警也没有了，空空的。”而身在军营的阮捷成也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氛。8日早上，他和同学们起来做早操时，一个传令兵骑马过来向总队长报告，总队长听完以后，把总值日官叫到跟前交代了几句，就匆匆忙忙地走了。阮捷成回忆说：“总队长这一走之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后来才知道，他是到前方指挥战事去了。”
不久，深陷在惊恐中的人们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就在1937年7月7日夜10时，日本华北驻军在距北平十余公里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军诡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于7月8日凌晨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驻守在这里的二十九军将士们奋起还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1937年7月8日，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的侵略。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爱国口号，为北平的将士们捐款捐物。
刘良惠老人回忆说：“学生们上街了，好像那个时候，没什么组织，也没什么领导，就是说自动地、自发地、成群结队地给二十九军募捐、演讲，来犒劳他们。”
此时的北平城已经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最关注的城市。
他们拒绝沉沦 孩子连，大刀队（2）
在全国各地，人们群众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时，身处北平城内的将士们也纷纷擦亮了手中的大刀，准备和日军拼死一战。二十九军战士曹延明回忆说：“当时一天一磨刀，没事就磨刀、擦枪、擦子弹，那个刀削头发都能削断。”负责守卫南方一路，最重要的南苑兵营也被加高加固，黄成祥老人回忆说：“二十九军备战，怎么备战呢，就把这个围墙又加高，围墙外面的沟，又加深加宽，他把这三个门的口也挖成了沟。”
北平附近的老百姓则开始把自己的亲属送往北平城内，城高壁厚的北平城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避难所。
身在军营的阮捷成第一次感受到了战争离自己是多么的近，当时学生兵和正式部队混住在一起，往往白天看到部队还在，第二天部队住的地方就变成空房子了。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军训不得不提前结束。阮捷成心中知道，大战已在所难免。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冀察当局分别在1937年的7月9日、11日和19日，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进行了三次和谈，并达成了三份协议，但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这三份协议其实只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延迟了二十九军布兵应战的准备，赵登禹的部队27日才赶到南苑。此前，他的部队在大名，冯治安的部队在河北省保定。他们向北平集中时，主要依靠徒步走。阎启志说：“当时中央的政策是避免冲突扩大，能够化解的就化解，光想着和日本和谈，可日本人调兵遣将，源源不断地往中国运兵。”7月25日，陆续集结到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
当时，中日双方军事力量相差悬殊，日军武器精良，不但有飞机，还有坦克和大炮。而二十九军将士的手里，除了大刀，只有落后的“汉阳造”步枪。北平城已经危在旦夕。
没打过枪的学生兵把日军赶出了南苑③阵地
1937年7月28日，日本华北驻屯军趁二十九军换防之际，突然夜袭了他们位于南苑的兵营。阎启志老人对这一夜的印象格外深刻，他说：“就在这天夜里3点多钟，日本人的炮就来攻击南苑了。”阮捷成当时就住在宋哲元司机家附近，害怕不大安稳，就搬到前门的六国饭店。在以后的几天里，阮捷成在六国饭店的楼上，目睹了南苑战斗的整个过程，他说：“火光都看到了，炮声都听到了。”
南苑是平原，没有山坡，没有躲避的地方，所以这里并不是有利于中国军队作战的地方。而且，当时的南苑并没有正式的部队驻守，张可宗老人回忆说：“往南苑攻击的日本兵力比我们多好多。当时，南苑哪还有部队，三十七师在北京卢沟桥，三十八师在天津，一四三师在张家口。”
这一刻，南苑兵营已成孤营。
在重炮的掩护之下，日军牟田口联队率先冲入南苑守军的最薄弱处——学兵团的驻地。这些学生兵大多没进行过实弹练习，这时却要作为正式的部队来参战。当时，每个学生一支步枪、四个手榴弹、二百发子弹，就开始武装起来。阎启志就是当时学生团的学员，他说：“看到日本人就打，打一枪，也不知道打死没有，就赶紧蹲在下边，有时候就抬起头来看看。”
在学生兵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又遭到了赶来救援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④的夹击，就这样，日军被赶出了阵地。
在日军被赶出南苑阵地的同时，赶去团河前线指挥作战的赵登禹却遭到了日军的伏击⑤。
张可宗说：“团河遭遇日本人的伏击以后，赵登禹马上他就把他的长大褂一甩，草帽一丢，随从把他的大刀一交给他，他右手拿大刀，左手拿手枪，跟日本就干起来了，但是离着他近了害怕得很，他那个刀呼呼的响。日本军官也好，当兵的也好，他一看到我们师长那个场合，都不敢围到前面，围到前面只要他一来你就没命了。尤其是他有一把手枪，他的刀砍不到你，他的手枪可以把你打死。”
这一仗打过以后，桥两边已经堆满了尸体。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开始对南苑进行轰炸。阎启志说：“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日军的轰炸就开始了，当时日军不仅飞机炸，而且大炮打。”
他们拒绝沉沦 孩子连，大刀队（3）
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原本准备与日寇在陆地上决一死战的南苑兵营，霎时间变成了火海。面对日寇的嚣张气焰，士兵们这时也豁出了性命，要与日军战斗到最后一刻。当时黄成祥看到有一名战士拿着步枪打飞机，结果被飞机机枪扫射，当场就牺牲了。
战斗一直持续到了下午，阵地已变得支离破碎。学兵团1700名学生兵，只剩下了800余人。这时，士兵们听到了赵登禹宣布撤退的命令，突围开始了。
赵登禹率领部队向城里撤，撤退到北京西南的大红门一带，却落入了日军的伏击圈。张可宗说：“忽然间敌人的大炮、坦克车、飞机就来了，飞机在轰炸，坦克车也在打。马路边上还有一排日本人在机枪扫射，冲锋枪、机关枪都朝赵登禹的轿车打来，把车子打得乱七八糟，打了几百个洞。”坐在车里的赵登禹当场殉国，年仅39岁。张可宗看到，赵登禹的脸上、身上都是血。
在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赵登禹叮嘱他的随从告诉自己的母亲，忠孝不能两全，对得起国家，就对不起咱的妈。
佟麟阁与赵登禹是结义兄弟，得知兄弟阵亡，佟麟阁不愿独活。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他身受重伤却依然不下火线，直到流血过多，壮烈殉国。
南苑失守后，北平城被日军四面围困，军长宋哲元率领部队撤出北平，全线南撤。北平城中的百姓们意识到亡国奴的日子要开始了。这时，阮捷成一家决定离开北平，前往天津。
因为阮捷成参加过学兵团，为了防止日军的盘查，他的家人为他借来一套长袍，还借来一个大陆银行的徽章，让阮捷成把它挂在胸前。尽管有了徽章，上火车之前阮捷成还是遭到了日军的严格盘查。阮捷成说：“日本人看我年纪轻，头发剃了，就更注意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学生兵受训，头发都剃了。他把我的手拿去看，检查我手上有没有老茧。因为我没摸几天枪，没有老茧，而且还和家里人在一起，不是一个人，还戴着一个徽章，就放我们过去了。”阮捷成最终通过了敌人的检查，而身为一个学生兵，没怎么摸过枪反而成了一件幸事。
此时的天津，其实也不再太平。7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天津，拉开了进攻天津的序幕。守在天津的二十九军士兵拼死抵抗。无奈的是，日军的轰炸越来越猛烈，一枚又一枚炸弹在城市中爆炸，高粱地里一个炮弹坑挨着一个炮弹坑，天津城里的建筑纷纷倒塌，很多人都躲避不及。在全城老少惨痛凄厉的哭喊与呻吟中，天津最终沦陷。
回忆起当年的战场，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二旅二二三团战士李兰亭说：“在天津一开战，头一仗我们的班长就被打死了，班长是个老兵，参加过长城抗战。我一看他左边胸口、衣服被打破了，流出血来，不一会儿他头一歪，就躺在那儿死了。”李兰亭眼睁睁看着班长牺牲在自己的面前。
他们拒绝沉沦 平津的月光已不再属于中国…
1937年8月8日，日军驻北平司令官河边正三率领3000多人进驻北平城。并在“卢沟晓月”⑥碑前庆祝。
当时刘良惠是北平的学生，他回忆，日军从朝阳门入城，保甲长通知中国人每家派一个人出来欢迎，并且要拿着一面写有“中日亲善”的小红旗，百姓们虽然内心抵触，但是又不敢不去。他说：“日本人占领我们中国的土地，又杀我们同胞，还叫我们去庆祝他们的胜利。这一点日本人做得非常差，尤其激起了青年学生的反感。”刘良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微笑的。此时刘良惠的笑，是对当时状况的无奈，也是尘埃落定以后刻骨伤痛的浮现。
当时，日本人每打下中国一个城市，就会在这座城市里放飞一个大气球，尾带上写着占领某某地方。这一天，日军在崇文门附近的广场上放飞气球，上写“占领北平”。
一个月的时间，从月缺月圆又到月残缺，一切都改变了。此时，平津的月光已不再属于中国人自己。日本人夺得了平津这道华北的防护屏障后，已经可以长驱南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身在天津的阮捷成只好继续踏上南下之路。当时陆路不通，阮捷成只好走海路，先从天津到塘沽，从塘沽乘济南轮到了青岛，再从青岛乘胶济路经过济南，走到浦口，一直到南京。到南京以后，阮捷成的姐姐继续南下，到了广州和香港。
而身处沦陷区的北平老百姓，则越发想念二十九军。黄成祥说：“要像二十九军那种素质，如果有个好的http://car.auto.ifeng.com/series/2006
指挥官，那真是百战百胜的部队。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都是爱国的军官，都是很不错的。”
二十九军撤出平津后，国民党军委会将其编成三个军，番号分别是五十九、六十八、七十七。三支军队辗转各地参加抗战，至抗战胜利时，六万余人的二十九军，只剩下不足两万人。
1937年7月，作曲家麦新有感于二十九军奋勇杀敌的事迹，创作了《大刀进行曲》⑦，让二十九军英勇杀敌的事迹传遍全国，鼓舞着人们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战斗之中。这时，中国人面对侵略已不再沉默。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大刀进行曲》
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保卫华北！为保卫国家流最后一滴血！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最醒目的字眼就是“华北危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他们拒绝沉沦 平津的月光已不再属于中国…
①赵登禹（1898-1937）
字舜臣，山东菏泽赵楼人。时任第一三二师师长，在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他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位牺牲的师长，今北京市西城区的赵登禹路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得名。
②喜峰口战斗
又称长城抗战。1933年3月，赵登禹率领二十九军取得喜峰口战斗的胜利。中国军人不但砍杀五百余名敌人，还成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喜峰口战斗是二十九军最辉煌的时期。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平津沦陷后，蒋介石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为总司令，下辖三个军，分别是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这三支部队的番号都暗含了“七七”，即为了纪念“七七”抗战。
③南苑）*位于北平城南，从清朝开始驻扎军队，自古以来不但是兵营，还是战略要地。辛亥革命后，冯玉祥率军驻兵南苑，并开始了对南苑各方面的治理和整顿。1924年，他还将自己的婚礼设在了南苑。军阀混战期间，北平的驻军你来我往，但南苑始终是总部所在。南苑可以说是北平的心脏。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也直指心脏南苑。关于南苑的重要性，萨苏先生在《血斗南苑》中有这样的表述：“如果说宛平城是北平南方大门的锁，卢沟桥是开锁的钥匙，那么，南苑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枢。”
④佟麟阁（1892-1937）
+，-44原名凌阁，河北省高阳县人，“七七”事变爆发后，指挥二十九军浴血抗战，最终壮烈殉国。他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捐躯疆场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佟麟阁路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得名。
%&⑤潘毓桂叛变
日军的伏击看似突然，其实是有原因的。原来，二十九军在7月下旬已经制定了一个反攻计划。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当时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处长的潘毓桂，在参加完二十九军的会议后，已经把全部的计划透露给了日军。潘毓桂的叛变直接导致了南苑的失守，以及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大将的牺牲。但是，抗战胜利后，潘毓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⑥卢沟晓月
6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乾隆皇帝曾在秋日路过卢沟桥，看到这里涧水如练，西山似黛，再加上倒影于水中的月色，于是题“卢沟晓月”，立碑于桥头。
⑦《大刀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的歌词先后有两个版本，文中选的是原始版本，现在流行的版本是：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这样荡气回肠的战斗歌词，足以与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初期、要用压迫者的鲜血涤荡国民灵魂的《马赛曲》媲美，是古老民族面对外族侵略所发出的最震撼人心的怒吼。
他们拒绝沉沦 八百孤军
亲历者
王文川——时为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重机枪连机枪手
杨养正——时为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
编导手记
对于王文川来说，历史是一条长河！
河那边，1937年的炮火声犹在，困守四行仓库的数百条汉子决心一死；
河这边，北京二环路一栋破旧的房子里，呜咽的口琴声断断续续，行将就木的老人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背影。
如果把两种声音做一个诠释，那这交织在一起的旋律就是一段跨越70年的交响曲。
这声音让我变得沉默。
人生总有荒谬之处，活着并不意味着幸运，死去也不仅仅只是悲剧。
从在坚守四行的第一刻起，“八百壮士”们就抱定了血战一死的决心。团长曾在四行仓库的墙壁前，用一根木炭写下自己的遗书：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我们存在一天，决与倭寇拼命到底。
这一刻，他们无惧无畏！
然而，命运给他们的人生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们活下来了。
我固执地认为，如果这一刻他们战死了，那他们将是一群勇敢的人；如果他们选择活下去，那么他们将是一群伟大的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活下去的屈辱与艰难。勇敢与伟大，在这一刻需要更多的勇气做出决断。
作为“八百壮士”中的一员，王文川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坚持活着。在1937年的炮火中坚持；在孤军营与日军的抗争中坚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荒岛上坚持；甚至在解放后的新社会里、在“文革”的热潮中、在开放后的人情世故下坚持，然后一个个的离去，又一个个的被遗忘。
这是个让人难以面对的事实，却又如此的清晰可见。
王文川一直在隐瞒，隐瞒自己的身份，隐瞒过去的历史，甚至是面对自己的子女。他沉默寡言，脾气古怪，性格暴躁不近人情。
为什么？
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王文川的长子王家宾也在寻找。当王家宾搀扶着自己年迈的父亲再次回到四行仓库时，哭倒在团长谢晋元雕像前的父亲已经告诉了他答案。而即便是了解了“八百孤军”的前前后后，我依然没有找到答案。
在节目即将完成的时候，2009年12月7日凌晨2点30分，王文川带着他的口琴声，带着对老团长谢晋元的无比思念，带着将近70年的永恒记忆，带着再去四行仓库的最后愿望，永远地告别了。
我知道我一定会听到这个消息！但这一刻我并不悲伤。
1937年8月9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在虹桥机场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后被射杀，日军随机以此为借口向上海增兵。8月12日，调集淞沪的日本军舰已达30余艘，海军及陆战队15000人。与此同时，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到上海杨树浦及虹口以北布防，战争一触即发。
8月13日上午9点，日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冲进上海横滨路宝兴路地段对中国军队开火。零星的战斗持续到晚上，第二天一早，国民政府发表《抗战自卫书》，宣布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当天上午，中国军队主动发起了进攻。
淞沪会战爆发。
此次会战，国民党投入了包括德械师最精锐的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在内的所有精华。这是中日军队之间的首次主力会战，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交战双方总共投入近百万兵力，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激战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王文川①跟随八十八师②来到了上海，作为全副德式装备的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的一名重机枪手，这一年，他19岁，当兵满4年。
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他的手就再也没有离开重机枪。
战斗打得激烈，国难当头，曾经交战过的各个派系的部队握手言和，从不同的地方赶赴华北和华中前线。狭长的淞沪战场上云集了70多万中国军队，几乎调动了当时中国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一。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沪战场，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全凭血肉之躯，经常整连整营地战死。
这样的战斗持续了70多天，但上海终究还是没能守住。
1937年10月26日，中国守军被迫转移。攻占上海城区后的日军，先推倒了孙中山的塑像，随后到处悬挂太阳旗，上海浓烟翻滚的天空中，唯独没有了中国的旗帜。
他们拒绝沉沦 上海升起了唯一一面国旗（1）
1937年10月27日清晨，一伙日军沿着苏州河边一路搜索前进。下午2时，当日军大部队接近四行仓库时，突然枪炮声大响。原本以为中国守军已经撤走的日军顿时陷入混乱，留下了八十多具尸体仓皇退去。那一天，上海市民十分激动，因为四行仓库里还有一支部队留下了。
日本全面侵华后，国民党政府即向国联呼吁制止日本侵略。国联建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其他与远东事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参加的会议，调解中日冲突。会议原定于1937年10月30日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希望在上海无论如何要有一支部队能够守到那个时候。1937年10月26日，刚刚升任五二四团团长的谢晋元③接到任务，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命令他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吸引日军，掩护闸北地区友军撤退。
位于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④，因为高大坚固，并且紧临公共租界，易守难攻，被选为留守部队最后的阵地。26日深夜，团长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带着400多个弟兄，退守四行仓库。
初到四行仓库时，有英租界士兵询问谢晋元带多少士兵驻守，谢晋元为壮声威答曰800人。
“我们团长给我们训话，仓库在你们在，仓库不在你们就没了。”听了团长的话，王文川有些激动，团长都这么说了，他也豁出去了。开始时敌人的攻击比较猛，王文川说：“他一开始是猛攻击，我们这三挺重机枪，还有几挺捷克式的轻机关枪，一共五挺，打得他们抬不起来头。”但日军很快站稳了阵脚，出动了大炮战车，不分昼夜地进行波浪式的攻击，一场生死搏斗开始了。
王文川说：“可是我们也不怕，他那一动，我们就发动重机枪‘嗒嗒嗒’，一带就是250发。”当时，团长谢晋元经常身上带着左轮枪，趴在地上检查。“谢团长就怕我们不打，谁要是不打，掏出枪就毙你，那没说的。”
在四行仓库旁边的3间砖瓦房上，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杨养正带领他的弟兄们用手榴弹专打坦克，封锁敌人的冲锋线路。看到坦克被打坏了，恼羞成怒的日军把炮弹投到了房顶上。那一次，杨养正的一只眼睛被炸瞎了。
孤军抗敌的士兵们打得很艰苦，进入四行仓库的第2天，日军就炸断了仓库的通水设备⑤。仓库里存有黄豆、绿豆、高粱等粮食，但为了不让敌人找到目标，大家不敢生火，饿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枪筒子装一点水来喝。王文川说，那时候没办法，但也不觉得饿。
谢晋元知道，自己带领的这支部队已经深陷到几万敌人的重重包围圈当中，突围已经不可能，他走到一面墙壁前，用一根木炭写下了自己的遗书：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我们存在一天，决与倭寇拼命到底。
上海失守后，四行仓库周围插满了日本侵略军的军旗。11月29日凌晨6时，一面青天白日旗在军号声中高高升起在四行仓库楼顶。原来在28日夜里，刚满18岁的中国少女杨惠敏，穿越过横飞乱舞的枪弹，给孤军送来了一面青天白日旗。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没有音乐，只有一两声冷枪声；没有壮观的场面，只有十几位军人肃立敬礼。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围困中，上海唯一的一面中国旗帜升起来了。
关于杨惠敏送国旗的前因后果，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和说法：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陈存仁的说法是：“当时租界是中立区，上海本地人、各国记者、商人都站在租界这边隔着苏州河观战，看着日军对四行仓库的国民军狂轰滥炸，却无法前进一步，十分钦佩。这时有个懂军事旗号的人，自告奋勇向对岸的孤军打旗号，问他们需要什么紧急的援救物资，对方旗号回答‘什么都不要，只要一面国旗’。大家知道后，一时也无法送过去。忽然有一个女童军叫杨惠敏的，用油布包着一面国旗，勇敢地跳下河去，冒着枪林弹雨泅水过了河，将国旗送到国民军手里。”
他们拒绝沉沦 上海升起了唯一一面国旗（2）
当时著名的战地记者曹聚仁则说，杨惠敏是受国民军指派将国旗由此通道送到了四行仓库，并无任何冒险之处。
谢晋元之子谢继民在《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一书中称，采访了杨惠敏本人后得出的结论是：1937年10月28日一个上午，和大部队失去联系的四行孤军用电话和市商会临时办事处通话，要求送一面国旗和补充粮、油、烟等给养，准备持久抵抗，决不投降。商会秘书严谔声先生当即召我嘱咐童子军团设法完成任务。
谢晋元与众将士坚守四行仓库四天四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毙敌数百人，被当时的报纸媒体称做是“八百壮士”。战士们守了整整四天四夜没有休息，经常说着话就睡着了，脸上都是黑泥，都认不得彼此的模样了，但他们已忘了辛苦。
然而，就在壮士们四个昼夜不曾合眼，边战斗边修工事，准备与敌人作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10月30日统帅部命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公共租界。
团长谢晋元痛心不已，声言，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战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
杨养正说：“租界找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因为战斗距离租界太近，极有可能伤到租界的利益。另外，统帅部给谢晋元说，抗战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所以退了。”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时，团长谢晋元组织部队含泪撤出了坚守四天四夜的阵地，退入公共租界。至此，上海守军全部撤走。
虽然上海最终失守，但有一点壮士们很欣慰，日军没能三个月灭亡中国。
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各界都赞颂谢晋元所部忠勇爱国的牺牲精神：
何香凝女士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牺牲精神。殉国的将士，将因为你们而愈加伟大；前线的将士，将因为你们而愈加英勇；全国同胞，将因为你们而愈加团结；国际人士，也将因为你们而愈能主张正义了。”
英国司令员史摩莱少将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队员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儿了。”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军队守卫上海76日之后，尚有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困于强敌，力持不屈，其英勇之气概，使人敬佩之至……”
美国的国际无线电台以“八百壮士死守闸北”为题，广播了一整天，声波传遍全球。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称“八百壮士”为“民族革命典型”，与后来的平型关战役、台儿庄会战相提并论，并亲笔写下“八百壮士中国革命典型”的题词。
他们拒绝沉沦 孤军营：四个沉默不语的士…
1937年10月30日，八百壮士奉命撤入租界，原商定经沪西返回部队参战，但租界工部局⑦却屈服于日军压力，违背诺言，解除了将士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一块空地上，四周以铁丝网围困，派万国商团的白俄兵看守，英勇抗敌的壮士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孤军营是战士们自己平出来的很大一块旷地。在旷地上，战士们不仅修建了十几幢房子，还平出了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中山堂、大礼堂。一幢房子可以住一个连，中山堂可以容纳四个连同时开饭。
虽然身陷孤军营，可官兵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
从1938年元旦起，谢晋元开始记日记，在谢晋元的日记中，清楚地记录着孤军营的作息时间：
起床4时30分
早操5时至7时
万国商团白俄队检查人数8时
早餐9时
上课10时至11时30分
晚餐4时
拳术或唱歌5时至7时
就寝9时
杨养正回忆说，当时有大学教授教他们读书。他们还经常开运动会，举行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的友谊赛。
为了改善官兵的生活，团长谢晋元带领战士们开办了许多小工厂，有织袜子的、做毛巾的、做肥皂的。当时，他们制作的毛巾上都写着“上海四行孤军生产工业社出品”。孤军的生产收入，除补贴生活外，全部拿来支援抗战。那些毛巾有的卖到了香港，香港人拿着都舍不得用，都用来做纪念。
一年以后的1938年8月13日，孤军营升国旗纪念抗战一周年，这一举动引起租界不满，他们害怕日军以此为借口伤害他们的利益，租界里的英国军队要求把国旗降下来。
谢晋元说：“弟兄们，你们是中国人，你们有种没有？”大伙儿回答：“有！”战士们为了保卫这面国旗进行着殊死的抗争，最后，租界工部局使出了催泪瓦斯弹，无以为抗的战士们被打退了，国旗被迫降下，108位战士受伤。
上海市民听到这个消息，连日抗议罢市，后经民众团体交涉，工部局被迫让步，允许今后纪念日可挂国旗，但旗杆被截去一节。
被监禁的时间在无限期延长，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又连连失利，有时基本的军饷都供应不上，孤军中的苦闷情绪越来越重。蒋介石一次次发电报，让谢晋元和孤军们一定要艰苦奋斗，坚守孤军营，使其他同盟国逐步加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那段时间，团长谢晋元常常失眠。虽然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谢晋元依然艰苦地坚持着。他在日记中无比伤感地写道：
余竭尽心血，对内对外之艰苦支持，已至力竭声嘶。使余有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之痛。当余追忆几年来经过时，不禁流泪，诚以几年来之惨痛生活，何以用言语形容。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他派人以陆军总司令的高官向谢晋元诱降，谢晋元把委任状撕得粉碎，他说：
我父母都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绝不当外国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早上，谢晋元和以往一样率领官兵早操，但这一天突然有四个士兵迟到了。杨养正说：“谢晋元团长一看他们来了，就问他们为什么迟到，他们在那儿站着不动。当时我们谢晋元团长就这一点儿错，他本人自己去搜他们的身。”谁都没有想到，这四个沉默不语的士兵竟然是叛徒，他们突然拔出预先藏好的匕首行刺。毫无防备的谢晋元团长身中数刀，流血不止，下午6时悲壮长逝。那一年，他37岁。
四个凶手当场被擒，后交代是汪伪政府收买所为⑧。
谢晋元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前往吊唁者达十余万人。5月8日，国民政府追认谢晋元为陆军少将。谢晋元的遗体被埋葬在其孤军营宿舍门前的小花园内。
谈到谢晋元团长，王文川和杨养正难掩悲伤，几近泣不成声。近70年后，这种悲伤丝毫没有减弱。王文川说：“我们谢晋元团长待我们就跟自己的亲儿女一样。”
谢晋元曾经送给王文川一把口琴，这把口琴，王文川一直留到现在，但他很少吹，因为每次吹都会想起团长。这一次，他颤颤巍巍地吹响了这把口琴。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吹了。
他们拒绝沉沦 鲜为人知的极远迁徙：巴布…
谢晋元遇刺后，孤军营里官兵的士气越来越低迷。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不再是安全岛，上海全部沦陷。
王文川、杨养正和一部分孤军被押往玉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筑路做苦工，但还有一部分人去了哪里，他们也不清楚。
困守四年有余的孤军又沦为日军的战俘。
1942年秋的一天，一艘日本军舰秘密航行在太平洋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在军舰的最底层，关押着36名苦工，他们就是另外的孤军。军舰在太平洋上颠簸了48个昼夜，到达西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湾之间的一个荒岛上。岛上共有160名战俘，有英、美等国战俘，也有新四军游击队战士，两年过后只剩下38人。
在国内的王文川和战友们，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怎么逃走。
一天，一个老乡一家三口趁机将王文川藏在顶棚里。收工点名的时候，日军突然发现少了一个。王文川说：“那一天特别危险，他们（日军）实际上不知道，他们拿刺刀捅那个顶棚，差一点捅到我。日本人走了，老乡把我送到南京车站，我从那里跑出来了。”
在敌人的刺刀下侥幸逃生的王文川一路讨饭，一路打听，凭两条腿，从安徽芜湖，整整走了3个月，终于走到了重庆大坪的国民党散兵收容所。
王文川至今不知道那位善良的农民叫什么，他也没有机会报答他们了。
杨养正也逃走了，他和另外两名战友趁着收工，抢了日本人的枪。后来他们遇到了新四军，护送他们到了安徽。
几年的监禁生活终于结束，他们自由了。只是曾经奋勇杀敌的壮士们，如今却只能四处漂泊。
1945年8月，没有逃走的孤军看到日军垂头丧气，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蛮横，这时他们才知道，就在8月15日，日本宣传投降。听到这个消息，战俘营沸腾了，孤军们立即把看守他们的日军抓了起来。
与此同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小岛上也是一片欢呼声，中国的劳工和盟军士兵一起享受胜利的喜悦，只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永远地长眠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杨养正说：“日本投降以后，所有军官每人晋升一级，所有士兵一律提升为军官，愿意退休回家的你回去，可以发钱给你回去。我晋升了一级，晋升为少校，但是我不干了，日本投降就算了，我退役。”
杨养正退役了，王文川最终也离开了部队。
1946年，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中国人纷纷返回家园，一百多名散落各地的“八百壮士”也回到了曾誓死守卫的上海，他们在老团长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一起为老团长守灵。团长的遗孀凌维诚也携子女回到了上海。像丈夫当年一样，凌维诚承担起了照料孤军官兵的责任。
此时，国民政府动员八百壮士归队服役，壮士们的回答是：“仗，我们打够了，不想再打了。”他们有的人在上海靠做各种苦工维持生活，有的人回到原籍当了农民，还有的伤兵则流落街头……
他们拒绝沉沦 鲜为人知的极远迁徙：巴布…
2007年，王文川再次回到上海，他在老团长谢晋元雕像前失声痛哭。在这60年里，他隐去了自己的身份，在北京当了一名普通工人，甚至连子女也一直不知道父亲的身份。王文川的儿子王家宾也已经60岁了，他说：“别看现在我60岁了，我从心里头对我父亲还有一种恐惧，这是从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小的时候，王家宾跟别的孩子一样淘气，每次开完家长会，回来后都会招致父亲的责骂，轻则臭骂一顿，重则挨打，甚至让他们下跪。这种在现在看来完全不可想象的体罚，在当时都是常事。
王家宾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这么粗暴。而在其他人眼里，王文川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退休工人，性格有些孤僻。
直到哭倒在老团长雕像前这一刻，压抑多年的心情才终于释放，孩子们也终于理解了父亲。
2009年8月，王文川的语言能力基本丧失，在那个有些破旧的小屋里，老人显得愈发沉默。
2009年一个冬天的早上，92岁的王文川去世。他死前的最后愿望是能够再去四行仓库看看。
同年，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位壮士郭兴发老人，只是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们离开后4天，郭兴发安然离世。
已知“八百壮士”共212人，仍在世的仅杨养正一人。
2008年12月23日，一篇名为《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遗骨在海外无人问津》的帖子引起广泛关注，文中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在拉布尔附近偏僻的山坡上发现数百名中国抗战将士的墓地，其中有包括“八百壮士”在内的国民党军队的将士，以及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战士。他们在抗战中被日军俘虏，后被遣送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日军集中营遇难。这些墓地建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当地的华侨和被盟军解放的中国战俘共同为死难的战友修建。经过60多年后，由于火山频频喷发，当地华侨纷纷移民他地，导致这些中国抗战军人的墓地失去保护，年久失修，破坏严重。
2009年3月17日，海峡两岸和谐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启动“迎接抗日壮士遗骸回国”活动，计划派出先遣队赴巴新调查，争取在年内完成流落在当地的抗日将士们遗骸的身份确认工作，并将将士们的英灵接回祖国，在国内举行迁葬仪式，让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早日叶落归根。
①“八百壮士”王文川的照片
原本这张一寸大小的泛黄照片上，王文川20出头，一头乌黑整洁的头发，浓粗的眉毛，英俊而肃穆，能看到直直扣到脖子根的土黄色的军装领子。“文革”时，王文川担心这张国民党的军装照引祸上身，所以用剪刀齐着脖子剪裁了照片，变成了大头照，可军装领子仍然依稀可辨。
②八十八师
1927年，蒋介石向欧洲陆军强国德国寻求军事援助。1933年，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装备精良，训练指导有素，这就是国民党60个整编师方案。王文川所在的八十八师是在整军过程中少数接受过全部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之一。这些经过整军的德式师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在抗战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③谢晋元（1905-1941）
广东蕉岭人。1925年12月，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参谋、旅参谋主任等。淞沪会战中领导“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后为叛徒杀害，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
1947年上海市政府将上海北火车站到四行仓库的这条路改名为晋元路，将与孤军营一墙之隔的胶州公园改名为晋元公园，并将附近一所中学改名为晋元中学。1982年，谢晋元的墓迁至上海虹桥宋庆龄陵园的右侧。
④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是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的一座混凝土建筑，建于1931年，占地0.3公顷，深54米，高25米，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共同建设的储备仓库，遂被称为“四行”。四行仓库的西面和北面已被日军占领，东面和南面是公共租界。这种地形易守难攻，日军会为免于误伤租界而不敢使用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
抗战胜利后，四行仓库经改建至今仍然存在，部分空间被改为四行仓库纪念馆。
⑤电影《八百壮士》
对于八百壮士守卫四行仓库这段历史，从1938年开始，先后有两部电影表现了这场英勇的战役。女童子军杨惠敏泅水渡江为八百壮士赠旗的这一细节，成为了电影的亮点。其中，1975年由丁善玺导演拍摄的台湾版《八百壮士》中，刚刚出道的林青霞成功塑造了杨惠敏的角色。
⑥特殊的旗帜
杨惠敏献旗一事真相究竟是什么样，恐怕已经无从知晓，但这面唯一的中国旗帜给孤军和上海市民带来的鼓舞却是前所未有的。这面特殊的旗帜现存于台北市国军历史博物馆。
⑦租界工部局
1854年7月11日，上海租界组成自治的行政机构工部局，开始形成自己的警察、法庭、监狱等一套类似于政府的体系，进行相应的行政管理活动。工部局在实质上担任了租界市政府的角色。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该工部局宣告结束。
⑧4名叛兵最后归宿
谢晋元被杀害后，舆论直言4个凶手的后台是日本人。租界工部局特别法庭对4名叛兵提起公诉，于1941年6月27日做出判决，以共同杀人罪，判处郝鼎诚（下士）、张文清（下士）、尤耀亮（下士）、张国顺（上等兵）死刑。一种说法是：死刑执行了，日方未予干预。另一种说法是：由于日本人施加压力，迟迟未予执行。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等国宣战，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日军将杀害谢晋元的那4个凶手开释。
他们拒绝沉沦 伏击（1）
亲历者
强勇——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团部司号员
杨永松——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
陈绍清——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工兵连战士
王用中——时为第十四军战地工作队战士
张涣——时为七十二师军医处战士
编导手记
小时候看关于打仗的电影，印象中“好人”们似乎总是守在阵地上舒舒服服地打机枪，与此同时，“坏人”们却总是在开阔的地上抱头鼠窜，纷纷倒下。于是在平日游戏中，总是和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抢当“好人”。看着被迫当“坏人”的伙伴们，在自己用嘴模拟的机枪声中纷纷倒下，那种感觉甚是痛快。稍微长大点才知道，原来这种打法叫做“伏击战”。一时间很是困惑，为什么“坏人”总是被“好人”打伏击？
长大以后才慢慢明白：“伏击战”通常是以弱胜强时的最佳战术。守在阵地上打机枪的“好人”未必舒舒服服；同样，被伏击的“坏人”也未必抱头鼠窜。
平型关大捷，一个中学历史考试经常喜欢考核的名词，用家喻户晓来形容恐怕并不为过。有些东西听的次数多了，难免会有些许逆反。我们这一集所有亲历者的记忆，都是从一场大雨开始的。黑夜、暴雨、山洪，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去哪儿，也没有人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唯一清楚的就是天亮后要去打仗，打鬼子。鬼子是什么？是日本兵。日本兵是什么样的？还是没人知道。
6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似乎不再有老兵们当年的疑问。关于平型关大捷，课本上一二三四说得很清楚。但在课堂上等着下课的学生们，你们真的了解这场战斗吗？可否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的准确地点，其实并不在平型关？可否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与平型关战役的关系？可否有人知道，为了这场被誉为“抗战第一胜”的伏击战，我们的战士究竟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几位老战士的叙述，既清晰又模糊。
之所以说清晰，是因为老人对于战斗细节的准确记忆。
之所以说模糊，是因为老人对于战略细节的朦胧印象。
历史，也许本就如此。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八路军换装命令。所谓的“换装”主要就是把红军本来的红五星帽子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子。时任一一五师①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的杨永松回忆：“大家当红军当了这么多年，很多同志都不愿意换，但是要参加抗战，所以忍痛把帽子摘下来，放到包袱里面，作为永久的纪念。”对于换装，还有一些战士想不通，司号员强勇便是其中之一，他说：“一换衣服，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了，非常不愿意换。”
1937年8月25日，八路军总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总指挥朱德与各师师长带头换上青天白日帽徽。第2天，戴上新帽徽的强勇跟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启程开赴前线。
短裤衩军队的伏击战②
1937年8月底的一天，黄河风陵渡口迎来了一批穿着短裤衩的中国军队。据杨永松回忆，当时因为天气太热，领导允许战士们把长裤脱了，穿着短裤衩行军。
他们拒绝沉沦 伏击（2）
穿着裤衩的部队经过风陵渡口过了黄河，然后到达火车站，乘火车开赴前线。当时一一五师乘坐的那列火车之前是用来运送马的车皮，车上又脏又臭，也没有来得及打扫就开走了。
这支穿着短裤坐火车行军的部队正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队伍中有不少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虽然绝大部分官兵从未见过日本人，但大伙儿的士气仍然很高涨。
当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红军获得了休整的机会，战士们又进行了差不多半年的教育和训练，伙食也比过去好了，基本能吃上大米、白面。所以战士们无论是思想上、体力上都没有问题，士气很高。
1937年9月初，日军开始向山西雁北地区进攻，接连攻陷广灵、灵丘、浑源等地。日军统帅部命令板垣征四郎指挥第五师团主力进攻长城防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所部退守平型关一线，平型关战役由此打响。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东北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咽喉要道。在它的东北面，左侧有东跑池、老爷庙等制高点，右侧是白崖台等山岭，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点。位于平型关以北的老爷庙、小寨村一带是日军军需品运输的主要通道，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决定利用有利地形在平型关以北寻找战机伏击日军，从而减轻正面友军的压力。
此时，距离“七七”事变爆发已有两个多月，淞沪战场上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登陆，战局逐渐恶化，全国各条战线上，中国军队难求一胜。
9月中旬，一一五师抵达山西灵丘、河北涞源一线，天气变得越来越坏，路也越来越难走。那一年，雨下得很大。由于地基软，路上有的地方陷下去，有的被垫高，还有的地方山上塌方把路给填住了。9月24日深夜，一一五师主力开始向平型关东北方向秘密转进。25日凌晨，雨还在下，司号员强勇正和战友们冒着大雨，踩着湿滑的山路强行军，但他们却只能以随身带着的土豆充饥。雨夜中的山路湿滑难走，突然间，大雨引发了山洪，几名战士失足摔倒，转眼间就被洪水卷走，消失在黑暗之中。大雨如注，河沟里的水哗哗地流。“那时我怎么办呢？我们团里面有马，我就拽着马尾巴过河。”这个细节，强勇记得非常清楚。
他们拒绝沉沦 伏击（3）
凌晨时分，浑身湿透的强勇和战友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老爷庙。因为是半夜到达，强勇和战友们没有时间挖工事，于是就在山头上隐蔽着。与强勇一样，陈绍清与杨永松也都在各自的阵地上准备就绪。
平型关以北的老爷庙附近的山沟里有一条马路，叫做乔沟，是日本车队的必经之路。从军事角度上看，乔沟的地形很好，一边高，一边低，很适合伏击。大雨中的黎明一片漆黑，但战士们都很清楚，他们今天将要在这里打一场埋伏。杨永松回忆说：“在山上等待进攻的时候，战士们全身都淋湿了，很冷，但是恶劣的天气丝毫没有影响士气，大家都知道，这是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雨渐渐停了，天色越来越亮，但日本人还不见踪影，从没和日本人打过仗的强勇开始着急了。没有人知道公路那一头的敌人究竟在干什么，更没有人知道即将进入伏击圈的会是怎样的对手，强勇和战友们只能继续等待。“一直到天亮，天都快要亮，拂晓了，他还没过来，大家有点着急了，就等啊。”强勇回忆着那天的情形。强勇和战友们埋伏的山上没有树，都是光秃秃的山，他们最多就是搬几块石头挡一挡。所有人都小心地埋伏在那里，就等日军过来了。
1937年9月25日5时30分，强勇和战友们已经埋伏了几个小时，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辆日军卡车。“等啊等啊！等那个http://auto.ifeng.com/
汽车哗哗地开过来了，那个大洋马也来了，又是汽车，又是马车，哗哗地过来了，他趾高气扬很不在乎，就往里走。”强勇描绘着当时的情景，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进入伏击圈的这批日军分别是第二十一旅团辎重大队③和第六兵站汽车队④。两支日军辎重队连同随行的护卫队共有卡车近百部、骡马大车70余辆。由于雨后路滑，大车难以行动，日军纷纷下马推车，一时间道路上人喊马嘶，一片忙乱。
上午9时30分，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下达战斗命令，几发信号弹在平型关上空炸响。“他就报告敌人全部进来了，林彪让咱们发出信号，发三个信号，最后是全面开始射击了，打了！”时为一一五师一名工兵连战士的陈绍清老人一边说一边把手一挥，仿佛又回到了70年前那场畅快淋漓的战斗中。司号员强勇对冲锋号的记忆尤其深刻：“那天首先发出信号弹，然后‘答滴滴——答答滴——滴滴’一吹冲锋号，营里和连里也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哇哇地喊着就冲上去了。”
虽然战士们做了充分的埋伏和准备，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从未见过日本人，更不用说面对面地战斗了。这次的战斗，跟他们预想的不太一样。
据日军文档记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子弹非常有限，平均每支步枪所配发的子弹还不到5发。所以，对于八路军战士来说，为了节省子弹，基本上打完三枪就要上刺刀冲锋，这一招在内战时期十分有效，但这一次的对手很不一样。日本兵都经过多年的训练，光是练习时就不知打过多少子弹；而中国兵呢，由于没那么多子弹，即使是打过很多仗的老兵也没多打过多少子弹，新兵就更没有什么经验了，他们平时就是瞄准，基本没有实弹射击打过。相对来说，日本兵则是训练有素，射击技术很准，而且武士道精神都比较强。杨永松说：“按照我们国内战争的打法，我们要下去抓俘虏了。结果日本兵非常顽强，枪也打得很准，你一露头，他一枪就把你头上打一个洞。”
被包围的日军辎重队在经历了最初的慌乱后，开始向道路旁的制高点发起猛烈冲击，想要往上争取抢占老爷庙。
他们拒绝沉沦 这是一场没有俘虏的战斗（1）
1937年9月25日上午11时，正在平型关正面战场与高桂滋领导的八十四师交战的日军第五师团，派出三个中队前来解救被围日军。这时，几天前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人送来的德制长柄手榴弹发挥了作用。
强勇记得很清楚，那种手榴弹前面有一个比较粗的铁头，后面有一个带盖的木把，揭开盖以后有一个导火线，一拉导火索扔出去就响了。这种手榴弹特别响、特别厉害，陈绍清和他的战友们就使劲地往下扔炸弹。老爷庙的坡很陡，昨夜的大雨此时反而帮了八路军的忙，下雨路滑，日本兵根本上不去。“日本鬼子他为什么上不去呢？他穿的是大皮鞋，我们是草鞋。”陈绍清一边说一边爽朗地笑了起来。
午后时分，由于前来解围的日军始终无法突破八路军阵地，包围圈内的日军开始逐渐瓦解。伏击阵地前燃烧的日军车辆和被打死的骡马尸体挤满道路，残存的日军化整为零地躲进沟渠继续抵抗。
有一件事杨永松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有一个日本医生负伤了，躺着不动，八路军战士走过去要给他上药，他拿起刺刀就把八路军战士给砍了。对此，陈绍清也深有感触：“想抓个活的，抓不到。抓到了，他就用脚踢，用嘴咬你的脖子，最后只能是一个一个都杀掉，砍掉了。”
这将是一场没有俘虏的战斗。
下午3时30分，除老爷庙以南阵地仍在与日军解围部队交战外，伏击圈内的枪声逐渐平息，八路军开始清理战场。已经吃了很久土豆的强勇第一次吃上了压缩饼干。他说：“这个时候看到车上的那些枪炮弹药，吃的、喝的，饼干，打开一袋，一尝就知道了，好吃，大家就闹腾着抓着吃饼干。”强勇对自己的战利品很满意，杨永松也有自己中意的战利品，只可惜他的战利品没能带走。“推了三辆摩托车，谁也不会开，谁也不懂啊！这一推，响了，你一停它又不响了。”
“这时候看到日本鬼子那个尸体，那真是车上车下东倒西歪的，山沟里、山坡上到处都有他们的尸体。看当时尸体那个怪相，真是难以形容，那真是七零八落。”回忆起伏击战结束时的情景，强勇老人兴奋的语气中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怅然。
1937年9月29日，日军占领山西省繁峙县城。10月2日，为避免遭到日军合围，中国军队主动放弃平型关，持续近一个月的平型关战役结束。与此同时，保定、石家庄等华北大城市接连沦陷。
在抗战局势日趋恶化的时刻，1937年9月25日发生在平型关的这场伏击战成为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场取得完胜的战斗。
平型关伏击战⑤结束后，日本《每日新闻》进行了报道，标题是《我军运输部队在平型关关口附近不明地域，遭到来自两侧高地的伏击，全军覆没》。
时任第二战区占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的续范亭发表公告称：
平型关战斗的特别意义，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我们的士气。
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大捷次日致电朱德、彭德怀：
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两次致电祝贺。
平型关的伏击战，连同伏击圈外的阻击战在内，前后历时近三天。其中，伏击圈内的战斗持续约六小时，被围日军辎重队被全部歼灭。平型关大捷成为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场取得完胜的战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他们拒绝沉沦 这是一场没有俘虏的战斗（2）
一时间，八路军和平型关这两个名字迅速传遍中国各地。也许是因为太久没有盼到胜利的消息了，关于这场战斗的歼敌人数与战果，一直众说纷纭。日军方面也没有给出明确的伤亡人数，但从参加此次战斗的日军编制上来分析，被围辎重队连同解围部队伤亡总数大致应在500至1000人左右。即便以这个数据为准，以八路军当时的装备和日军的顽强程度，在平型关这样师级规模的交战中，敌我伤亡比例接近1∶1仍然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战果。事实上，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中日两军历次交手，中国军队的伤亡大多远高于日军。
抗战初期，我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几乎形成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这种特定的时期，我军迫切需要这样一场战斗来鼓舞士气。这样一场或许并不是规模最大，但确是取得全胜的战斗，在整个抗战史上的意义，确实无愧于“大捷”之称。
关于平型关大捷，日本陆战会《华北治安战》是这样记载的：
步兵第二十一旅团长于22日以三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向大营镇前进，在平型关与敌人遭遇，立即予以攻击，但战况并不如意。经过激战后，于25日占领了该地附近的长城线正面约2公里的地方，然而当日即有优势之敌截断我后方联络线，并逐渐增加兵力，因此旅团陷入被包围的困境。
步兵第二十二联队于21日从浑源出发……从平型关北侧地区，攻击当面之敌，支援第五师团。27日开始攻击，29日突破敌阵转为追击。第五师团方面，29日一齐开始攻击，但战斗难以进展。至30日拂晓，乘敌退却，各部队始进入大营镇平原。
平型关战斗结束后，司号员强勇跟随部队继续转战南北，类似平型关这种形式的伏击战，他还参加过好几次。
从此以后，这种经济实用的伏击战⑥成为八路军在敌后作战的主要形式。在预设的地点、预设的时间，用优势兵力打击日军。这种战略战术，在当时我军各种配备相对远不及日军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永松在平型关战斗后，又参加了忻口会战，在这期间，有一项特殊的任务让他印象深刻。
据杨永松回忆，总部介绍《良友》画报社要将平型关大捷拍成电影，但是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地形，演员只能先通过一二百米的开阔地，然后在前方的水沟边上趴下去。但是因为没有敌情，也完全没有实际作战时的感觉，电影最后没有拍成。
和抗战时期很多重大战役一样，由于缺少随军记者和器材，当年的摄影工作者只能用这种方式才能给历史留下一些尽可能真实的画面。虽然并不是第一时间拍摄的真实场景，但这些在事后由战斗亲历者参与拍摄的画面依然弥足珍贵。
电影和研究材料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这些亲历者的讲述，恐怕也只能让读者管窥其一罢了。那些血雨腥风的年月，永远留在了老人们青春的记忆中，将和他们一起百年。
①一一五师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
1937年8月到1943年春，一一五师共进行战役战斗3840余次，歼灭日伪军18.2万余人。1943年3月，与山东军区合并后，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积极开展攻势作战及大反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②林彪受伤始末
关于林彪，陈绍清老人的讲述中有这样一件事。平型关大捷以后，林彪又带领六八五团、六八六团在夏宝镇打了一场战斗。他说：“我们活捉了鬼子，缴获了他们的军大衣和军帽。林彪带头穿上日军的军大衣，整个部队穿着军大衣，骑着日本马，沿着公路跑。”这样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支日本军队。阎锡山看到了部队，以为是日军，失误之下，将林彪打伤了。
③辎重队
在日语中，“辎”指的是装载衣服的车子，“重”则可以理解成装载货物行李的车子，“辎重”指的就是“运输”。在部队移动之际，专门负责运输粮食、军服、武器、弹药等军需品的兵种被称为“辎重兵”。
④兵战http://auto.ifeng.com/
汽车队
军队沿交通运输线设置的以供应、转运为主的后勤综合保障机构。
⑤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战役是忻口会战的前期阶段，而本文所讲的平型关大捷，只是指在老爷庙乔沟的伏击战。它只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整个平型关战役最后没有取得胜利。
⑥伏击战与阻击战
伏击战：用埋伏的兵力突然袭击敌人的一种作战方式。
阻击战：防御战斗的一种。目的是阻止敌人的增援或逃跑，以保障主力歼灭敌人；或阻止敌人进攻，掩护主力展开或转移。
他们拒绝沉沦 第五战区（1）
亲历者
李宗岱——时任第三军团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二连连长
曹廷明——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战士
何宏钧——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四师文书
李兰亭——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机枪手
鲍鸿海——时为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战士
编导手记
抛开之后的战绩不论，1937年川军出川时，各界普遍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最糟糕的军队”。很难想像一支部队会因为军纪差、武器差、战斗力差等等因素而被排斥在抗击外敌的战场之外。但在抗战初期，川军的名声的确如此。
然而，就是这支“最糟糕的军队”，从1937年的淞沪会战开始，几乎无役不从：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南京保卫战，川军二十一军防守南线，一四五师弹尽援绝，师长饶国华不愿做俘虏，举枪自戕殉国；3次长沙会战中川军是骨干兵团，全师4000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600多人；豫中会战川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在掩护友军时，司令部直属队与日军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场中弹身亡……
到抗战后期，曾经“最糟糕的部队”得到的评价是“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赞誉。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20世纪初的中国在经历过无数次内战的蹂躏后，存在着这样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军人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国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他们也很难有一些“理性的精英”那样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关系的感悟。生逢乱世，军人不过是一些人为一己之私欲而组织的私人卫队，他们之间或以利益或以情感来维系，他们没有使命也没有荣誉感，甚至于他们曾经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也许一个军人也曾有保家卫国的豪情，但二十年的内战则完全击碎了他们的理想和那份传统的家国意识。
因此，当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场上竟难已找到一片立足之地时，那又是怎样一种沮丧。历史如此演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记载：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1937年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下劝他不必亲赴战线，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随后，川军7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
且不论刘湘是否有防备被蒋介石吞并的意思，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刘湘深知“打内战”是一个军人最大的耻辱！当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之时，只有投身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才能真正让一个军人体味到使命和荣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在前线川军每天必同声诵读的话。
他们拒绝沉沦，他们选择知耻后勇，哪怕手里只有打不响的“汉阳造”和铁片磨成的大刀。
清洗身前的罪恶，又有什么比得了为民族拼一死！
1937年末，侵略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日军实行南北对进，企图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从而连贯南北战场。为了防御日军侵略，时任第五战区①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调集64个师约60万人驻守第五战区。
他们拒绝沉沦 第五战区（2）
1938年初，北线日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板垣师团从山东潍县南下直扑临沂；西路日军矶谷师团濑谷支队沿津浦铁路南进，进攻滕县。两路日军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并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60公里，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日军如果攻下台儿庄，既可南下切断陇海路，西取徐州，又可北上临沂，到时彭城不攻自破，津浦路不战自通，所以对我军来说，能否成功守住临沂和滕县，是这场战役的关键。
临沂会战——“钢军”也怕肉袒汉
1938年2月，日军板垣师团进犯临沂，第三军团奉命阻击。战斗即将打响，空气中似乎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驻扎在临沂的第三军团完成布防后，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的李宗岱②提笔写下一封遗书，但遗书写好后，他并没有将它邮回家中，反而随手烧掉，李宗岱老人回忆说：“当时鬼子占领的地方，屠杀的人很多，我们家里都没撤出来，老家被鬼子占了，不晓得我们自己的老人还在不在。”
自抗战以来，李宗岱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所以他十分痛恨日军。他在空地上竖起两个木桩做成的假人——一个标明板垣征四郎，另一个标明矶谷廉介，然后就和战友们刀劈枪刺，经常劈砍得木片乱飞。
当时第三军团的战士们，除了手榴弹之外，每人的手中都有一把大刀，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枪实在少得可怜。
第三军团原本是西北军，与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相比，他们只不过是一支杂牌部队，因此，国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为他们装备先进武器。西北军用的都是老式的汉阳造，一个排只有一两挺机枪。虽然武器差了点，不过以前打仗都是军阀混战，现在能打鬼子，战士们谁也不在乎武器怎么样。
2月下旬，第五战区长官部接到临沂急电：日军开始进攻临沂，战斗首先在临沂以北的村镇打响。
第一批冲上来的是日军的骑兵，李宗岱和战友们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在等待恰当的时机。老人回忆说：“等靠近点打马，把马一打，人摔下来了，马就往前冲，后边的人就变得惊慌，就乱开枪或者乱跑。”就这样，日军的第一次冲锋被打散了，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日军很快又重新组织起进攻。随着日军的狂轰滥炸，李宗岱所属连队驻防的葛沟阵地，已经遍地都是弹坑，连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作战勇猛的李宗岱接任了他的位置。
白天的战斗中，我军伤亡惨重。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当天晚上，李宗岱挑了20名身强体壮的战士，趁着夜色偷偷摸到日军的阵地。李宗岱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已经非常接近日军阵地了，连日军挖战壕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又往前爬了20多公尺后，就已经能够看到人影了。李宗岱率先冲向一个敌人，一刀下去，就削掉了他半个身子，敌人疼得直叫，跟在李宗岱后边的一个班长给了敌人一刺刀，将他结果了。随后，剩下的战士全部冲了上来。接下来就是近身肉搏，短兵相接。与李宗岱他们的大刀片相比，日本人的刺刀就显得毫无用武之地了。经过几10分钟的白刃战，日军开始向后溃退。李宗岱和战友们夺取了敌人的机枪，依靠着机枪的掩护，他们也迅速返回阵地。这场战斗中，20个敢死队队员中除了7人受伤外，无一牺牲。从战斗中获得的文件中，李宗岱才知道，他们偷袭的竟然是装备精锐的板垣师团田野联队。
板垣师团又称第五师团或广岛师团，是日本编组最早的7个师团之一，曾创下在中国战场和先后70余个师对阵的纪录，素有“钢军”之称。
李宗岱所在的部队，一向战斗力不强，但他们硬是打败了这支装备精锐的“钢军”。李宗岱说：“当时感觉就是我们这样子，就拼大刀吧，只有靠肉搏了。”
他们拒绝沉沦 第五战区（3）
企图南进的日军被钉死在葛沟三天。3月12日清晨，200多名日军，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李宗岱连发动了第9次进攻。弟兄们已经杀红了眼，勤务、伙夫都抡起了大刀，日军再次被击退。李宗岱看了看旁边，原来100多个生龙活虎的兄弟，剩下的屈指可数。他命令残存的兄弟们把枪支砸烂，如果日军上来了，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坚决不做俘虏。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宗岱至今不能忘记，他说：“当时士兵只有几十个人，所以他们一个个把家属的名字、地址写给我。”战士们说：“我如果被打死了以后，帮我给家属捎个信儿，告诉他们，告诉我娘，我是怎么死的。”李宗岱也想自己的娘，但此时，他却只能抛开一切。种种迹象表明，葛沟阻击战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李宗岱说：“兵源都很少了，伙夫、马夫都在补充了，一直在想援军一定到了，一定到了，结果真的把张自忠念叨来了。”
就在李宗岱和战友们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死守葛沟时，第三军团的军团长庞炳勋③急电李宗仁，请求支援。然而，此时第五战区能够调派的部队只有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凑巧的是，张自忠与庞炳勋结怨已久。
从驻防第五战区那一天开始，张自忠就曾私下向第五战区参谋长表示：在任何战场都可拼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④。在战事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李宗仁不得不请来张自忠，诚恳地对他说：“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急率部前往临沂作战。”
听了李宗仁的话，张自忠没有迟疑，回答说：“绝对服从命令。”随后，他亲率五十九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在3月12日黄昏赶到临沂市郊。当他见到庞炳勋时，原本忐忑不安的庞炳勋终于松了一口气，已经年过花甲的他紧握着张自忠的手，哽咽着说了一句：“荩忱老弟，愚兄谢谢你！”
张庞两人摒弃前嫌，共赴国难，临沂守军士气大振。随后，两军内外夹击向日军发起反攻。
曹廷明当时是五十九军三十八师的战士，他记得当时每个人发了4个手榴弹，“那手榴弹管用，就是不要命地往下扔，有多大的力气，使多大的力气往下扔。”老人回忆说。
提起那次的反攻，三十八师机枪手李兰亭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他说：“打得厉害呀，我们连就只有十四个人，我们一连人，一个晚上换三个连人。”
此时，已经困守葛沟三天三夜的李宗岱终于盼来了援军，他也带领剩下的战士冲了出去。在那次战斗中，无论李宗岱、李兰亭还是曹廷明，身上都挂了彩，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坚持同敌人拼杀，一向号称“钢军”的板垣师团从来没遇到过这样不要命的部队，不得不开始其侵华以来的第一次大溃退。
李兰亭记得，日本人撤退了，但日本飞机仍在向他们丢炸弹。“我和一个人背靠背的在那门口仰着头看，那个一阵风一样，把我们吹倒了，不晓得哪个道理，我往这边倒，他往那边倒，都昏过去了。”逐渐恢复知觉的李兰亭感觉耳朵唧唧地叫，他就把眼睛睁开，看见了太阳。他知道自己没有死，也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等他起来一看那个和他背靠背坐着的战友，脑袋已经被削去了半截，人已经牺牲了。
3月18日上午，临沂第一阶段战役全部结束，板垣师团3个联队基本被歼灭，五十九军和第三军团共歼敌5000多人，日军南下台儿庄会师的计划被打破，蒋介石也因此发来了贺电。李宗岱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电令中的两句话：
开抗日胜利之先河，振国军之士气！
战争结束后，李宗岱清点人数时发现，他所带领的连队仅存29人。
他们拒绝沉沦 滕县保卫战——杂牌川军打出…
1937年，川军各部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出川抗战，邓锡侯率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山西战场。当时，山西战场战况紧急，部队到了以后甚至都来不及集结，就急匆匆地开赴前线，仅仅9天，整个集团军就牺牲了一万多人。
时为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四师文书的何宏钧随部队赶到山西时，已经是11月了，但大部分战士仍然穿着草鞋单衣，邓锡侯几次请求补给，都没有回应。原因很简单：在许多人眼里，川军是杂牌军⑤中的杂牌军。
何宏钧清楚地记得，太原失守后，邓锡侯率领部队撤退。行进途中，他们遇到一个无人看守的军械库，战士们都说：“与其送给敌人，还不如自己用。”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旧枪换成了新枪。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恼火，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立即请统帅部调走他们。蒋介石想把川军调给一战区，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却说什么也不肯接收这支部队，就这样，原本誓师出川抗战的川军，竟然找不到一片抗日的战场。
后来白崇禧给李宗仁打电话，想让他接收这支部队，李宗仁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到处没人要的第二十二集团军转战到第五战区。
1938年2月，第二十二集团军奉命增援滕县，3月14日，滕县保卫战打响。
对于当时的战斗情形，何宏钧仍清晰地记得，他说：“敌人在城外攻击，用飞机、大炮、坦克在前面开路，而我们就是老办法：先尽量筑工事，飞机来了我们就到工事里面去藏着，等坦克后面的步兵上来后，我们就冲上去拼命。远距离打靠枪，近距离就靠手榴弹，还有就是用刺刀杀。”由于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连续进攻三天都没能攻下滕县。
3月16日黎明，日军集中炮兵火力向滕县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射击。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驻守滕县的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心中十分清楚，滕县已岌岌可危，但他对士兵们说：
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20年内战之罪愆了。
16日晚，王铭章决定留下部分士兵死守县城，然后把主力撤到城外。何宏钧回忆说：“其实这个方案应该是对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不同意，要死守。”最终，王铭章决定死守滕县。于是，他下令城门全都封闭，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准进出，并且他还告知全城将士，他决心和战士们一起抵抗到底，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这天晚上，除了西关以外，滕城已经完全被敌人包围。17日下午，日军炸开南门进入南城，东门随即也被攻破。当晚，日军攻入城中，王铭章亲率自己的警卫连向日军进攻。战斗中，王铭章不幸腹部中弹，他高喊：“死守滕城！”随后饮弹殉国。何宏钧说：“王铭章下去以后发现敌人就打，但是你是手枪，人家是机关枪、步枪，怎么打得过，最后全部被打死。”
王铭章的尸体被连夜拉到利国驿，到那以后，他的夫人来认尸。何宏钧说：“夫人一看他那个袖口上的梭子花边，就认出来了，老夫人就开始痛哭，我们都痛哭。”说到这里，何宏钧已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王铭章为国捐躯后，国民政府明令予以国葬，并追赠为陆军上将。
17日傍晚，还有300多名伤官伤兵滞留在西门一带，因为没办法逃出城，所以每个伤员都准备了一个手榴弹。战斗结束后，日军挨家挨户地清查，发现这些伤兵后，让他们投降，伤兵却陆陆续续走到一起，拉响了手榴弹。
300多人就这样以身殉国。
他们拒绝沉沦 滕县保卫战——杂牌川军打出…
3月18日，滕县宣告失守，至此，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以及全师两千余人全部殉城。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父手谕
滕县保卫战打了三昼夜，阻滞了南犯徐州的大量日军，为鲁南各部队赢得了部署时间，凭这一仗，装备落后的川军就打出了声威。滕县城破后，何宏钧和一二四师的部分战士成功突围，狂妄的日军矶谷师团约40000兵力自滕县大举南下，直扑徐州东北的门户——台儿庄。
台儿庄——台儿庄——
1938年3月末，本该是部队发饷的日子，但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的鲍鸿海却没能领到军饷。他说：“那时候发几块钱，都高兴得很，不到月底就盼着，结果没有发饷就开上去了。”鲍鸿海所在部队接到的命令是：火速增援台儿庄。
部队还没有到达台儿庄，震天的喊杀声就已经传来。经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台儿庄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从3月23日开始，台儿庄就被包裹在一片硝烟之中。争夺台儿庄的战斗首先就在北城门打响，日本对北门狂轰滥炸，北城墙被炸塌，小北门亦被毁，经过三个昼夜的猛攻，日军终于攻破城防，守卫小北门的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战后的惨相至今仍印刻在鲍鸿海老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死尸谁也不知道是谁，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死人，天拂晓的时候看不很清楚，等到天亮了以后，哎呀，看得人害怕得很。”
4月3日，台儿庄三分之二的部分已被日军占据，守军在台儿庄南关死拼不退，总司令孙连仲直接给李宗仁电话说：“第二集团军伤亡十分之七，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的回答是：“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鲍鸿海清楚地记得，孙连仲当时给各师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台儿庄，台儿庄在你在，台儿庄不在你不在！”
“那时候用人，后勤部队都用上了，连送饭的、炊事班的、通讯班的这些人都用上了。”鲍鸿海回忆道。
死守最后一点的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再次请求准予撤退，孙连仲坚决命令：“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有谁敢退过运河，杀无赦！”
该日黄昏，猛攻数日的日军也已经筋疲力尽，暂时停止进攻，休整部队。被炮火声淹没了数日的台儿庄终于安静下来了。午夜时分，日军阵地突然传来一阵阵喊杀声。500个敢死队队员背着大刀，每人配备了两个手榴弹，连枪都没带就冲进敌营，经过激烈的拼杀，他们最终将东门桥夺了回来。“逐街逐屋的拉锯战，胶着状态了，他的大炮不能打，飞机不能炸，坦克车也用不上，这时候他优越的威力用不上了，可是我们大刀片可派上用场了，一声喊杀，劲儿可大了，都砍头啊。”回忆到这，鲍鸿海老人仿佛又回到了10年前的台儿庄。
他们拒绝沉沦 滕县保卫战——杂牌川军打出…
仓皇应战的日军乱作一团，原本被日军占领大半的台儿庄，又被中国军队夺回。与此同时，汤恩伯率领的第二十军团已向台儿庄以北逼近。凌晨时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带了几个随员亲赴台儿庄指挥作战。
当时，二十七师七十九旅和三十师把日军桥外边的后援切断了，日军后续部队攻不进来，在台儿庄的日军就乱了阵脚，经过激烈的战斗，到4月7日早晨4时左右，台儿庄内的日军基本被消灭干净。
从3月24日开始，到4月7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历时14天，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全歼矶谷师团主力约10000多人。然而，胜利的代价是如此之大，中国军队损失将近20000人。李宗仁⑥望着重叠仆倒在地的中国守军尸体，跪倒在地满面泪涌，随同的将士也一起跪了下去放声号哭。
台儿庄是红血洗过的战场，
一万条健儿在这里做了国殇，
他们的尸身是金石般的雕浮。
台儿庄是中华民族的领土，
在这里，我们发挥了震天的威力！
在这里，用血铸就了伟大的史诗！
在这里，我们击退了寇兵，在残破的北关城墙插上了国旗。
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为了纪念台儿庄战役所写的一首诗，回忆起往事，鲍鸿海老人显得有些激动：“仇报了，给中国人出口气了！都知道把咱的士气鼓励起来了，谁也不愿当亡国奴。”
台儿庄捷报传出后，南京、上海沦陷后笼罩在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台儿庄血战，几乎成了民族复兴的新象征。
1938年4月，在台儿庄遭受惨败的日军又反扑临沂，此时的李宗岱正在临沂大许家寨附近驻守，在攻打日军阵地时，他的一只眼睛被打穿。“打鬼子丢了一只眼睛，不要紧，我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所以无所谓。那阵儿我的腿还没受伤，只是眼睛看不到没关系，手脚都还可以动。”
受伤之后，李宗岱被送到徐州兵站医院，7天的抢救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但他的右眼却永久性失明。国民政府奖励给他24000块大洋，按当时价格计算，相当800多两黄金。他把奖金连同自己的金戒指、金镯子一起捐给了抗日救亡中国会。伤好后他又回到了部队，他和所有战士们想的一样：只要鬼子还在，就要继续打鬼子，直到把他们赶出中国。
台儿庄一役，不特是我国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胜利，可能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足使日本侵略者对我军另眼相看。
——李宗仁
据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载：抗战八年，仅四川就提供3，000，000兵源充实到前线部队。出川将士阵亡364，000人，负伤356，000人，失踪26，000人，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20%。
他们拒绝沉沦 滕县保卫战——杂牌川军打出…
①第五战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国民政府在国境内划分了多个与日军作战的战区，第五战区就是其中之一。最初第五战区所辖范围为山东南部及江苏北部，并曾爆发过惨烈的淞沪会战。后来根据战争实际情况，第五战区分别于1938年、1939年、1944年做过数次大规模的变动。
在1937年10月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作战地区为天津至南京浦口之华东一带（津浦铁路沿线）。
②李宗岱
在1938年的一张报纸上，李宗岱的名字前面是“军民模范”、“英勇连长”、“勇将”……国民政府编纂的《士兵读物》将他与明代抗清将领史可法一并收入。解放后，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血战台儿庄》中，就有以他为原型的连长。面对我们的镜头，这位80多岁的老人没有过多的豪言壮语，他用一种安静平祥的语气，将我们带进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役之中。
③庞炳勋（1879-1963）
字更陈，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瘸腿将军”。他出身低微，从一名下层军官逐渐升至军长，后又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兼省长，以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陆军上将。
④度尽劫波兄弟在，抗战荩忱泯恩仇
在1930年5月爆发的中原大战中，庞炳勋作为反蒋军第二路的总指挥，曾率部与蒋军在河南鏖战四个月。9月18日，一直置身局外的张学良通电拥蒋，使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反守为攻，反蒋军败局难挽，各路将领如树倒猢狲散，或无心恋战，或倒戈投降。此时，本来油滑的庞炳勋也感到前途无望，便接受了蒋介石的收买，倒戈反冯。军阀的本性驱使他想趁混乱之际捞上一把，企图收编友军，扩充自己。于是，他的眼睛便盯住了友邻部队——张自忠的第六师，经密谋策划，庞炳勋出其不意地对第六师师部发动夜袭。张自忠本尊庞炳勋资深望重，以兄长相称，因而对其毫无戒备。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使他险遭不测，历经奋战，方得脱险。从此，张庞之间结下深仇，张自忠发誓，此仇不报，誓不甘心。
⑤正规军和杂牌军
国民党所谓的正规军就是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期间的学生，就是黄埔系，还有就是外国军校留学回来的。杂牌军将领一般是地方军阀和各讲武堂毕业的学员。
⑥李宗仁回忆台儿庄战役
对于台儿庄战役，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提到“我军以区区十余万疲惫之师，在津浦路上两面受敌。来犯的敌人，南北两路都是敌军的精锐，乘南北两战场扫荡我军主力百余万人的余威，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夹攻。孰知竟一阻于明光，再挫于临沂，三阻于滕县，最后至台儿庄决战，竟一败涂地，宁非怪事？”他从敌我双方4个方面充分分析，认为台儿庄一战并非侥幸。
他们拒绝沉沦 松山之战（1）
亲历者
张羽富——时为第八军工兵营战士
阎启志——时为炮兵十团一营战士
曹含经——时为第八军八十二师二十六团战士
崔化山——时为荣三团一营二连班长
李文德——时为第七十一军二○六团卫生员
付心德——时为七十一军野战医院医生
早见政则——时为日本陆军第一一三联队上等兵
编导手记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松山之战。一个发生在明朝末年的东北，一个发生在抗战时期的滇西。前者我一直很感兴趣，是因为洪承畴。后者我同样感兴趣，是因为《我的团长我的团》。这一节的故事属于后一个松山之战，没错，就是发生在1944年的那场血腥战斗，就是《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南天门战役的原型。
这一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如果一定要我给出一个主人公来，那我只能说松山战役就是这个故事的“男一号”，和他相比，所有的战役亲历者都只能是配角。
也许正因为是配角，他们的事迹无人知晓；他们的尸骨不知所终；他们的墓碑空无一字。
在战争面前，一切都只能是配角。比起将遗体交给山野的战友们而言，这些无字碑下的英雄们还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还可以得到后人的瞻仰——虽然来过的后人们并不算太多，墓地里最常见的，还是那些日益衰老的老兵们。
这是我所做过的选题中最血腥最残酷的一个，不是因为我有此癖好，而是因为历史上的松山就是如此。那些残忍的近乎赤裸的影像，加上老兵们貌似平静的叙述，将原本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的血腥和绝望转嫁给了我们，让我们一旦知道，就再也无法忘记。我甚至开始怀疑，就在此时此刻，在我们太平无事、机械地、自足地生活着的同时，在世界上某一个仍然笼罩在硝烟中的角落，还在发生着什么？
两个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人，第一次相遇就要以死相拼——这就是战争。
看采访素材的时候，有段画面让我始终难忘：夕阳下，简陋的南方农舍前，一位老农打扮的老兵对着摄像机激动地说：“你们这些搞电视的，电视上的东西都是假的，知道什么是打仗吗？知道什么是枪林弹雨吗？那枪，真的就像林子一样；那子弹，真的就像下雨一样，那真的就跟下雨一样啊！”出于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礼貌，坐在一旁的老伴急忙插嘴：“拍电视嘛，哪有那么容易。人家要是不拍，谁知道你们的事啊？”
最终，由于播出时长的限制，我还是没能将上述这段画面编进片子。28分30秒的时长，要讲的东西、想讲的人都太多太多了。也许就如同这场60多年前的战争一样，有些东西，注定无法留下痕迹。
他们拒绝沉沦 二次入缅决战松山（1）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缅甸首都仰光，切断了滇缅公路南端运输。当时，滇缅公路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日军据此还可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为了确保这条交通线的畅通，十万中国远征军①正式入缅，联合英美军队共同抗日。但是，由于盟军之间的配合失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远征军在缅北战场便败局已定。
5月5日，由于日军已兵临怒江西岸，国民政府被迫炸毁连接怒江两岸的唯一桥梁惠通桥，滞留缅北的中国远征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1942年夏季，除少数战士随英军退入印度外，大部分战士被迫走进野人山，准备从这里绕道回国。
野人山，位于缅甸密支那以北，也被称作胡康河谷，是一片延绵数百里的原始森林，因曾有野人出没而得名。在这里，满山遍野都是藤蔓、茅草、荆棘，山大林密，瘴疠横行。远征军退入野人山后，仅仅过了10天就断粮了，再加上环境恶劣，许多战士都牺牲在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中。
据战后统计，在长达两个月的撤退中，有将近5万名远征军官兵，因饥渴疾病而永远留在了野人山，最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的远征军部队，仅剩4万余人。在这4万名死里逃生的远征军官兵中，有一名笔名叫做穆旦②的年轻诗人。几年后，亲身经历野人山撤退的他，写下了一首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1942年8月，日军占领缅甸全境，残存的中国远征军全部撤出缅甸，第一次入缅作战宣告结束。
1944年5月，18岁的工兵战士张羽富跟随战友们开抵怒江。此时，距离他参加部队的那一天，还不到半年。
张羽富所在的第八军，隶属重组后的中国远征军。所属人员除了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幸存的老兵外，更多的都是像张羽富这样在云贵当地农村补充的新兵。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有关参军的记忆，其实并不美好。
李文德老人回忆说：“来了两三个人把我捆起来，我说我又不是犯人，不由分说，说要拿你去当兵，怕你跑，我就说那好吧，我自己去就算了，何必要这样做，也不行。”
他们拒绝沉沦 二次入缅决战松山（2）
就是这样一支全新的远征军，由于接收了大量美式武器而成为当时国内装备最好的军队。
1944年5月11日，为打通滇缅公路交通线，配合盟军在缅甸北部的反攻作战，重组后的中国远征军在司令卫立煌的指挥下强渡怒江，第二次入缅作战开始。
按照作战计划，渡过怒江之后，潮水般的中国远征军便涌向了松山。
松山，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由20余个峰峦构成，主峰海拔2200米，因全山遍布松树而得名。松山紧临怒江西岸，是滇缅公路的必经之地，因此，在当时被西方记者称作“东方直布罗陀”。
松山的西北是腾冲③，西南是龙陵④，松山位于中间。这个地方控制着150公里直径的区域，不把它攻占下来，两面就不会畅通。
1944年6月4日，奉命进攻松山的部队开始攻打松山外围阵地竹子坡，松山战役正式打响。当天，远征军战士就攻下了竹子坡，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炮兵阎启志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他回忆说：“光打敌人，敌人没有反击，可能都被消灭了……”
1944年6月5日的上午，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对松山主峰的屏障阴登山进行了一番轰炸。轰炸结束后，远征军重炮团再次轰击山顶，阴登山顿时被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下。回忆起当时的惨烈情景，阎启志说：“松山那么粗的大树都打光了，不光炮火打，还有飞机轰炸。”
中午时分，火力掩护结束，远征军战士们以为阴登山上的敌人工事已经被摧毁得差不多了，便开始向一片死寂的山头推进。当两个连的中国军队前进至敌人阵地100米时，日军突然开火。转眼之间，冲击阴登山的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仅一个排的人生还。原来，经过飞机、大炮的轰炸，日军的大多数地堡虽然弹痕累累，但依然没有丧失作用。
早见政则是原日本陆军第一一三联队上等兵，当时在松山与中国远征军对阵的，正是这支部队。
1938年5月，日本陆军第一一三联队在熊本组建成军。最初编入侵华日军第一○六师团来华参战。1940年3月，因在南昌会战中损失严重而一度解散。半年后，该联队又在日本福冈重建。1942年，这支部队随五十六师团入侵缅甸，是第一批打到怒江西岸的日军部队。从这一年起，该联队就一直驻守松山阵地。两年的时间里，日本军人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共修建各类暗堡40多座，地下坑道不计其数。
早间政则回忆当时日军在松山构筑的工事时说：“到处都是地堡，还安放了机关枪，眼前15米左右还挖了沟，拉上了铁丝网，挂上20厘米宽度的铁板，每隔5厘米挂一块。敌人要是碰上的话，会发出‘咯楞咯楞’的响声。”
这些工事在建造之时，日军已经用飞机炸弹做过试验，结果是毫发无损。所以，对于松山的工事，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河边正三⑤相信，它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
自渡过怒江后一直进展顺利的远征军战士，开始意识到这座山上的敌人不太简单。
他们拒绝沉沦 端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6月中旬，滇西进入雨季。由于掐住滇缅公路要冲的松山仍未攻克，渡过怒江的中国远征军分散到腾冲、松山、龙陵三大战场作战，弹药补给日益困难。能否拿下松山，逐渐成为整个缅北战局的关键。
炮兵阎启志此时早已感觉不到丝毫的痛快了。他只知道，自己认识的很多步兵战友再也没有回来。面对我们的镜头，他回忆说：“尸体黑压压的，死了多少人啊！仅仅攻了一个月，惨得很！”此时的战地上，遍布着各式各样的伤员，头部受伤的、眼部受伤的、鼻子受伤的、嘴受伤的，还有下巴、胳膊被打掉的……
在整个松山战役期间，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共出动轰炸机数百架次，试图炸毁阻挡中国军队前进的日军工事。松山上的松树被炸得一干二净，但由于松山掩蔽部是用很厚的钢板架起来的，所以大炮和炸弹轰炸对日军工事根本起不到丝毫作用。
轰炸不起作用，面对似乎坚不可摧的日军地堡，中国军队只能以士兵的生命为代价，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进攻，日军拼死抵抗，远征军正面和侧面遍布日军火力，再加上日军大炮和轰炸机的配合，至6月20日，远征军已伤亡近3000人，但松山主峰子高地仍控制在日军手中。
在阎启志的记忆里，日军非常凶悍，每射出一发子弹，必须要打死或打伤敌人，不然他们就绝不开枪。他说：“日本人那个顽抗劲就没法说了，一个伤兵，守着个暗堡一天一夜。”
这个跟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内抗战剧里日军窝囊、愚蠢的形象刻画有些不同——反动至极的日军为什么会为军国主义者拼死效忠？一个简单而可以接受的解释就是文化与伦理的解释：日本是一个推崇集体主义献身的国家。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在他的日本文化专著《德川宗教》里曾经讲过，日本的民族文化特性是一种所谓“目标达成”的文化，为了达到自己国家的特定目标，个人可以毫不计较地牺牲自己的一切，抵抗到底，无论是非对错。
6月30日，新编第八军接替七十一军担任松山主攻。之前一直在协助部队过江的工兵张羽富，他所装备的美式火焰喷射⑥器派上了大用场。他和战友们先用火焰喷射器往日军地道里喷射，然后再扔入几箱炸药将它爆塌，最后用土将坑道掩埋，这样即使烧不死日军，也会闷死他们。
早间政则至今回忆起火焰喷射器来还后怕不已：“火焰喷射器很厉害，地道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呻吟声，就如同地狱一般。”
1944年7月初，松山战斗陷入僵局，攻防双方都已筋疲力尽。
7月底，由于松山主峰子高地久攻不下，中国远征军决定利用坑道作业，在日军主堡垒下方开挖地道放置炸药，从而一次性炸毁日军堡垒。8月3日，张羽富和他所在的工兵连，开始一天三班制地轮流挖掘坑道。一连挖左边，二连挖右边，两边一起挖。挖出来的土，需要慢慢地拖下山去，以免被敌人发现。战士曹含经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大家一起出力，挖的挖，抬的抬，把洞洞打到敌人的碉堡下面，然后再搬运两三吨炸药。”
与此同时，日军也觉察到远征军进行坑道爆破的意图，开始悄悄向邻近阵地疏散兵力。
1944年8月20日上午8点40分，远征军司令卫立煌早早渡过怒江，来到隐蔽观察所。9点15分，第八军军长何绍周用电话下达起爆命令。刹那间，两个坑道共计3吨重的烈性炸药被同时引爆。张羽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轰隆一声，泥巴石头飞上去两三百公尺，炸死大概40多个人，这两个坑道，一共只有四五十个人。”
成功爆破后，远征军战士终于冲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然而牺牲却并没有结束。就在这一天深夜，事先疏散到邻近阵地的日军，突然向子高地发起凶猛反扑。双方在黑暗中展开了一场疯狂的肉搏。
时为荣三团一营二连班长的崔化山回忆：
半夜里，敌人不声不响地冲上来，我们全都发了疯，不顾死活；我一枪托打倒一个鬼子，他还在地上滚，我跳上去想卡他的脖子，没想到他一口咬来，我的三个手指就被咬断了；我疼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右手摸出一颗手榴弹，连续砸了他七八下，硬将他的脑袋敲烂了。
9月1日，蒋介石下达命令，限第八军在“九一八”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正副军长按军法从事。为了在规定时间内消灭残余日军，第八军副军长李弥亲自带领特务营冲上松山，一连激战数日。9月6日，他被人从松山扶下。据目击者描述，此时的他胡子拉碴，眼眶充血，赤着双脚，军服烂成碎条状，身上两处负伤，人已走形。
第二天，松山战役终于宣告结束。
生存下来的远征军战士将战友们的尸体从松山子高地拖下来。虽然事隔多年，时为第七十一军二○六团卫生员的李文德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仍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说：“我的老天啊，因为打日本人，死了那么多的人。”
他们拒绝沉沦 双方的骨殖已经分辨不清了…
松山战役结束后，日本军部发布“拉孟守备队全员玉碎”的消息。事实上，在战斗的最后时刻，还是有一部分日军士兵化整为零逃出了包围圈，早见政则就是其中的一员。在逃跑途中，他成了俘虏。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早见政则被遣返回国，回到家后，他看到了日本军部当年发给他家人的战亡通知书。
松山之战，在早见政则身上留下了永远的记号。面对我们的镜头，他脱下衣服，露出浑身弹痕，一边抚摸着其中的一个弹孔，一边说：“这里是被捷克式机枪⑦打的，子弹直接将这里打穿了，现在按上去还会觉得疼。”
早间政则出身于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从战场上回来的那一天，全村的人都跑出来看他，连他们家的牛也高兴地一直跟着他跑，第二天他就下地干活了。早间政则说：“终于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松山之战是一场玉碎之战，现存的日本兵非常稀少。采访中，早间政则还告诉我们，他记得松山战役自己至少打死了65个中国人。有一次他正在战壕里独自思乡，外边的一个炸弹突然打到了战壕里，将他炸伤，当时情况紧急，并没有药，医疗兵只好先给他打了一针兽医的消炎药，然后将他抬下了阵地。恰恰因为这样，他逃过了高地爆破，捡回了一条命。松山战役结束的前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战役结束后，工兵张羽富并没有马上跟随大部队离开松山。他们还要在山上搜索，把那些地道全部爆破。当时，牺牲的战士们全部都没有被妥善埋葬。张羽富回忆说：“到了十月份，已经留了几百来斤的骨头，包括日本人的，都分不清了。”
松山战役共历时95天，中国远征军先后投入10个团2万余人，总计伤亡7763人，其中阵亡4000余人，日军阵亡人数超过1250人。
随着松山战役的结束，滇西缅北会战的僵局终于被打破。1944年9月14日，中国军队光复腾冲。11月3日，龙陵战役结束。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队在缅甸芒友与远征军会师，滇西缅北会战至此胜利结束。
时为七十一军野战医院医生的付心德在地道爆破后，曾救治过一个在松山守备的日本兵。上个世纪80年代，在滇西缅北战役中日老兵见面会上，他再一次见到这个日本兵，付心德回忆说：“我到那里去以后，碰到那个当年的日本兵，他上来抱着我就哭。他说他来了这里六次，每次来都是想找我。”
在我们找到付心德的时候，老人已经105岁了。“文革”的时候，他被枪毙了8次，但是，每次都是作陪的。开始的时候还很害怕，到第4次以后就无所谓了，反而觉得还不如早点枪毙了来得干脆。这个经历过惨烈战争的105岁老人，到现在还自己开门诊维持生计。我们去采访的前几天，他的门诊刚刚被查封，原因是他没有行医执照。老人说，他当然没有现在的行医执照，当年给他颁发行医执照的人恐怕都不在了吧。我们难以想像，对于一个经历过惨烈战争的人，和平年代的这些小苦恼，在老人心里会有怎样的波澜。
腾冲的中国远征军国殇墓园里，一排排的墓碑下长眠着为国捐躯的战士。其实，牺牲的那些远征军将士们，一部分埋在了缅甸的墓地，但那些墓地后来被拆除了。很多已经找不到尸首，有些是找到了尸首却已经认不出是谁了。回忆起当年的那些事，张羽富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他说：“这些农民的儿子确实可怜。像我这种还活着的不多了。我在想，要是日本人不进中国，我就不会出来当兵了。”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60多年过去了，读着穆旦这首诗的结尾部分，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些浴血奋战的年轻身影，他们的名字也许不为人知，但历史将会永远载下这壮烈的一笔。
他们拒绝沉沦 双方的骨殖已经分辨不清了…
①中国远征军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为了支援英军在缅甸（当时为英国殖民地）抗击日军，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国民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②穆旦（1918-1977）
原名查良铮，著名爱国主义诗人、翻译家。1942年2月，为了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入伍”的号召，时任西南联大助教的穆旦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加入中国入缅远征军，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
③腾冲血战
被称为史上海拔最高的战役。1944年5月，腾冲攻城战役历时42天，远征军全歼日军3000余人，以全胜战绩收复腾冲。战役中，该集团军9000多名将士英勇捐躯。腾冲之战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滇缅战场的胜利。
④龙陵战役
又名“三攻龙陵”战役，是滇西反攻战中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要塞争夺战。在长达4个多月的战斗中，中国远征军先后投入了11.5万人兵力，基本将在中国滇西的日军歼灭，成功收复滇西4万平方公里土地，并为打通中印国际交通线创造了条件，更好地支援了华中华南的战场。
⑤河边正三（1886-1965）
日本陆军大将，挑起卢沟桥事变的支那屯驻军旅团长。1944年任缅甸方面军总司令。1945年12月2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但未被起诉。
⑥美式火焰喷射器
在太平洋战场，日本军队也被这种新式武器教训得够呛，在数千度的高温火焰扫射下，日军的坑道战术一下就失效了，加速了其失利的步伐。
⑦捷克式机枪
国外称ZB-26轻机枪，为捷克枪械设计师哈力克在1920年设计。捷克式轻机枪是抗战名枪，该枪造型特殊，棱角分明，极有立体感，并且结构简单，加工时不需要高深的工艺，因此非常适合3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的中国，从而成为中国军队绝对的火力支柱。
他们拒绝沉沦 白山黑水（1）
亲历者
李敏——时为东北抗联二路军第六军战士
赵尚文——时为哈尔滨市市民
单立志——时为东北抗联二路军第七军战士
李东光——时为东北抗联三路军军部少年连战士
彭施鲁——时为抗联二路军第四军军部秘书、留守处主任
陈雷——时为东北抗联二路军第六军组织科科长
周淑玲——时为东北抗联二路军第三军战士
李桂林——时为东北抗联三路军第十二支队战士
编导手记
这是一个有关英雄的故事。
关于英雄的概念，相信很多跟我同龄的人最初都是从课堂和电影里得知的。课堂上的英雄们基本上都已经牺牲了，似乎如果不牺牲就算不上英雄。而牺牲的英雄们在生前几乎个个都是完美主义的化身，谈笑间，强敌灰飞烟灭，他们出现在课堂上的主要作用，好像就是要让讲台下正在做小动作的顽劣学生们自惭形秽。至于电影里的英雄，大多数都是像007那样的，一经登场就已身怀绝技，美女环绕，一掷千金——至于这些钱的来历，则一向被人忽略。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英雄在电影结束前一定会遇到个死得很难看的对手，基本如此。
而我现在面对的故事却并不如此美满。英雄的生活并不总是阳光明媚，更多时候，都是在躲藏和跋涉中度过。英雄也有对手，看得见的对手几乎无限强大；而看不见的对手，却是无处不在。故事的结局其实大家都知道，英雄牺牲了，牺牲得很壮烈，牺牲得很无奈。杀死英雄的“坏人”们在英雄遗体前拍照留念，而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最后都得以善终。
坦白地说，在做这个选题前，对于杨靖宇，对于东北抗联我知之甚少。
印象里，关于这支曾经转战于白山黑水间的队伍，所有的了解似乎就像他们的行踪一样，若隐若现。
所有的故事我们似乎都听说过，但又似乎都不太了解。很少有人知道杨靖宇是个身高近两米的大个子。很少有人知道东北抗联在零下60度的野外是如何生存的。
李敏老人的叙述让我震惊，震惊于她对发生在60多年前的那场惨烈战斗的记忆。每一个细节，每一张面孔，通过老人的叙述，仿佛就在眼前。
也许只有战争，只有死亡，才会给人留下如此刻骨的记忆。
愿这样的记忆永远仅仅是记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击东北军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半年之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这一年，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李敏，还是一名7岁的小学生。当时，日本人的势力还没有深入到农村，像李敏这么大的孩子也帮助大人们一块儿搞些革命活动。那时候，小孩子主要负责送信、跑传单，进城撒传单、贴传单这些事。
他们拒绝沉沦 白山黑水（2）
1931年10月初，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的黄显生在辽宁凤城县组建“东北民众自卫军”。很快，一支支由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开始在东北各地出现。这些日后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武装，其成员包括了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东北军官兵、地方官吏和士绅，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地方武装以及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这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普通中国人，在“誓死抗日救国”的统一口号下，坚持战斗，曾一度发展至30余万人。但在日军优势兵力的围剿下，缺乏统一领导而又成分复杂的义勇军逐渐被各个击破，至1933年下半年大部分即陷于瓦解。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出笼。一夜之间，身在东北的普通中国人，全都成了亡国奴①。伪满国歌如是唱道：“……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只有亲爱并无怨仇，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提起那段日子，当时还是学生的赵尚文老人回忆说：“就连学校里也得唱满洲国歌，不能提中国，感觉就像没有妈的孩子一样，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做。”时为东北抗联二路军第七军战士的单立志老人对当时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残酷记忆犹新。他说：“杀人，杀中国人非常残酷。冬天，江上弄个大冰窟窿，到那用刀把头一砍，塞冰窟窿里头。”
1936年7月，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②任军长兼政委。一批批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开始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下重新集结。
抗联第一军成立后，杨靖宇采用“敌合我分、敌进我退、乘敌之虚、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术，指挥所部与日伪军作战数百次，逐步扩大游击根据地。当年的东北抗联战士李东光老人和单立志老人回忆：那时候，东北山区树林多，一了解到敌人往哪边活动，部队就提前过去埋伏。敌人来了战士们就分散开，等到敌人过去，战士们听到号令就是一顿好打，打一顿枪就跑，等敌人上来找，却找不到人。就靠着这样的打法，抗联牵制了日伪军近40万兵力。
从1936年到1937年秋，东北抗联的发展达到鼎盛，建成11个军，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3大游击区。
对于当年群众对抗联的支持，曾任抗联二路军军部秘书的彭施鲁老人记忆犹新。他说：“当时，老百姓都往山里送粮，抗联的口粮基本有保障；过春节老百姓还给我们送来一大口冻得硬邦邦的肥猪，战士们用大锯一段一段把猪拉开，分给各个单位；还有百姓送来几条香烟，每个人分一两盒。”在抗联战士眼里，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样的生活算不错了。
他们拒绝沉沦 至今他的胆结石里还有棉花
1936年底，为了进一步扩大游击区，杨靖宇带领抗联一路军的两个师朝热河方向发起西征，一路到达本溪、沈阳附近，并且在摩天岭战斗中一举歼灭日军400余人。然而，就在这一年的12月，当西征军一路突进至位于东北地区南部的辽河时，隆冬季节的辽河居然未能封冻，缺乏渡河船只的西征军随即被日军追上，伤亡惨重。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牵制东北敌军、配合关内抗战，杨靖宇率领抗联一路军在南满和老岭山炸毁铁路隧道。1938年5月，杨靖宇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一举消灭伪满军队300余人。从此，一路军成了日本关东军③重点讨伐对象。
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向东北增兵。到1938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开始全力围剿东北抗联。同年7月，为打破敌人包围圈，由周保中领导的抗联二路军决定再次进行西征，由战斗力最强的第四军与第五军向哈尔滨市五常县和吉林的舒兰一带主动突围。当年那个散发抗日传单的小学生李敏已经成长为抗联第六军的一名战士，这一年她14岁。
1938年夏天，第一批二次西征的队伍开拔的时候，部队举行了大型联欢晚会，场面非常热烈。在李敏的记忆中，第六军军部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秘书自己创作了一首《送西征》来送别战友：
碧草萧萧夏日长，
共为救国忙，
离歌一曲送西征，
从此各一方，
愿望同志肩重任，
为国增荣光，
祝同志前途无量，
进取莫彷徨。
70多年后的今天，李敏深情地唱起了这首《送西征》，熟悉的旋律和歌词，又似乎把她带到了自己的14岁，带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第二天，马队穿过夹道欢送的人群，开始了第二次西征，留下的战士们含着眼泪送别了战友。“这些战友，很多都牺牲了，现在没有了。”说到这儿，李敏的眼眶红了。
1938年7月31日，时任东北抗联第五军政治部主任的宋一夫在西征途中携款叛变投敌，供出了东北抗联二路军的西征计划，日本关东军随即调集大批部队对参加西征的各支抗联部队进行堵截。在敌人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反击下，西征军损失惨重。
10月，突围失利的抗联第五军在返回途中遭遇日军堵截。为掩护师长撤退，第一师妇女团指导员冷云与妇女团仅剩的7名女战士在打完最后一发子弹后，高唱《国际歌》一起投入乌斯浑河，壮烈牺牲。8名女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写下“八女投江”④的壮丽篇章。但很少有人知道，这8位巾帼英雄用生命掩护下来的第五军第一师师长关书范却在这之后叛变投敌。抗联二路军第四军军长李延平也被叛徒杀害。到12月，5个月前李敏和战友们在歌声中送别的抗联第四军在日军的重兵围堵下全军覆没。
日本帝国主义在加紧对东北抗日军民进行血腥“讨伐”的同时，为了切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还采取了许多法西斯的政策与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38年起推行的归乡并屯的“集团部落政策”，归屯并户，强迫分散居住在抗日武装活动区的民众离开原住地，迁到日伪指定的地点，组成由日伪军警直接控制的大村落，并拉起铁丝网，对抗联活动地区的村落进行集中管制。老百姓家家都有户口，一个人从家里出来被敌人知道，全家就都会被烧死。而且，归屯并户以后，村民们只有在春秋种地时才能出来。到了东北漫长的冬季，抗联的战士想找到村民购买粮食等物品都非常困难。这给抗联给养、宿营、兵员补充等方面都造成很大阻碍，抗日游击根据地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东北抗联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抗联战士除了要面对战斗的残酷，所面临的饥饿和酷寒也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亲历过当时困难时期的抗联战士说，当时东北抗联战士有三种死法：第一是打死、第二是冻死、第三是饿死。战士们饿得厉害，就到山上采野葡萄叶吃；刚生下来的孩子靠喝尿才活过来；吃一个牛头大伙儿就能过年；一个苞米粒管走七天七夜……时任抗联三路军第十二支队的战士李桂林则对吃棉花的事记忆犹新。他说，实在饿得难受，就把自己棉袄里的棉花拽出来碾成一个球放到嘴里，然后用雪把棉花球咽下去。至今他的胆结石里还有棉花。这些棉花，连同那段记忆，跟了他70多年。
东北的冬天，山区最低气温可达零下50度。所谓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生活对于抗联战士们而言也已是难以想像的奢望。躲藏在密林中的他们即便在滴水成冰的夜晚也不能轻易生火取暖，因为一旦生火，附近的日军碉堡就会发现有人在“集团部落”之外活动。“有的人冻痴了，抱着树墩以为是火盆，就那么活活冻死了，干巴巴的。”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单立志老人依旧难以忘怀。
他们拒绝沉沦 14岁女孩在狼群之间（1）
1938年冬，随着东北抗战局势的恶化，李敏所在的抗联第六军第一师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转移。
11月23日，由于情报失误，转移途中的李敏和战友们与日军围剿部队迎头相撞，白山黑水见证了这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这一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70多年后的今天，老人依然不曾忘却。
就在部队距离目的地还有两座山岗的时候，走在前方的尖兵发现有敌情，这时候，敌人的尖兵已经迎上来了。徐光海主任大叫：“就地卧倒！”话音未落，敌人的机关枪就开始了扫射。年轻的战士小马非常勇敢，拿起手榴弹就往敌人机枪手身上甩。敌人机枪手被打死后，刘排长就连滚带爬地过去抢机枪。就在他把机枪抓到手往回运的时候，后面一连串的机关枪子弹把他打倒了，他抱着机枪趴在那里，再也没有动弹过。
敌人用机关枪和迫击炮对李敏他们猛攻，迫击炮崩起来的雪块、土块几乎将他们埋在土里，激战了20分钟，指导员裴大姐负了重伤，她对李敏等人说：“你们快走，我在后面掩护！”没等李敏和战友们冲出包围圈，身后便传来了裴大姐高呼“救国万岁”的声音。
短暂而血腥的战斗之后，李敏和仅剩的几个女战友开始顺着一条冰冻的小河撤退。已经几天没有吃过一粒粮食的她们在雪地里挣扎着前进，她们还没有突出包围圈，敌人就在附近。
“拼命跑啊，有多大劲使多大劲。那雪深，都到膝盖。”李敏老人说。因为路不熟，她们不知道往哪里退。后来，原本在前面带路的党员金大姐实在跑不动了，就叫李敏在前面带路。走了100多米以后，李敏突然发现后面战友们的喘息声和踩着雪的声音似乎没有了，她在大雪里艰难地转过身，想看看战友怎么还没来。然而，她却发现茫茫的雪地里只剩下了她自己，后面已经没有人了。她急切地朝更远的地方望去，隐约看到有很多黑点在晃动。她意识到：战友们已经被日军骑兵包围了。此时此刻，14岁的李敏只能靠自己了。
敌人的马蹄声越来越近，她见没别的地方躲，就钻到树根底下，用雪把自己埋上。没过几分钟，日本人的马队就过来了，其中夹杂着伪军的喊声“往这跑的，往这跑的”。“马蹄嗒嗒嗒地响，就像踩到我脑瓜子的感觉，紧张极了，也不敢看，反正是坑有多深我就使劲往里钻多深……”很幸运，敌人走的这条路正是李敏和战友们昨天去密营的那条路，所以敌人没有注意到她的脚印。等到敌人走了以后，李敏站起来看看，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看看周围，山也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又开始下起了雪。“冬天山上的雪都像蝴蝶那么大，那个树，风呜呜一响，好几个树同时就喊那个声音。哎呀，简直怕极了。”现在说起当时的情景，似乎那种恐惧在老人的心里仍没有消减。
这时候，她不知道是不是队伍就剩下了她一个人了，但她明白，自己要继续往前走。李敏试图挪动脚步，这才发现棉袄棉裤全都已经结冰了，她就趴在旁边的一棵倒树上，一点也走不动了。突然，李敏听到一个声音，她睁开眼睛集中精神一听，是狼在叫唤！“完了，完了，我今天一定叫狼给吃掉了。”小李敏绝望地想着。突然她想起来，上山的时候交通员曾经说过，在野外遇到野兽就点火或者敲树。“旁边的倒树上有很多树枝，我把它撅下来就开始敲树。当当当，当当当，拼命地敲，一边敲一边退，果然声音越来越远了。太阳一出来，我就暖和暖和。这时看到有个死老鼠，伸着四个腿，闭着眼睛在那躺着。我一看，我想这是个肉啊。”想到这儿，李敏用柞树叶子把老鼠包上，揣在兜里就走了，她在想着找个地方把老鼠烧着吃了。
当李敏拖着沉重的双腿爬上一个山头时，她惊喜地发现山下的河边竟然有一座房子。她高兴极了，心想：可找到了，这不是抗联的密营就是烧炭工人住的地方，于是她不假思索地向山下跑去。就在她接近房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地上的脚印是一个眼一个眼的铁钉鞋印，这铁钉鞋不会是敌人留下的吧？她犹豫了一下，又向前走了几步。这次，她看到了旁边有个厕所，厕所最突出的特点是散落着一些手纸。抗联哪有手纸啊！她立刻意识到：完了，这不是自己的队伍，得想办法往回跑。李敏刚想到要跑，迎面过来一个人，带着三角黑口罩，说“八嘎”。李敏当时索性豁出去了，对着走出来的日本兵“砰”就是一枪，然后一个人拼命朝树林里跑。当时大雪纷飞，树林很密，或许是因为发现地上脚印不多，加上风大雪大也看不清楚，日本兵打了一会儿就没动静了。
他们拒绝沉沦 14岁女孩在狼群之间（2）
李敏在虎口里逃过一劫。
逃出敌人视线的李敏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老鼠烧着吃了，因为实在太饿了。“特别香，一点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味儿”。
吃过老鼠后，李敏又有了些精神，但很快天又黑了。幸亏当晚没有下雪，否则很容易迷路。李敏爬上了一个山坡，突然发现下面有亮光。她想，这个亮在下边，应该不是星星，也不会是月亮。正想着，她听到踩树枝的哗啦哗啦的声音，下面有个人喊：“同志们，同志们，起来起来……起队了起队了。”“一听到‘同志们’这一句话，一下子就把我，哎呀，打明白了，哎呀，就走不了了。哇一下子就哭……”老人说到这里的时候，又一次红了眼眶。后来，李敏就昏过去了，战友们怎么把她抱到火堆前她都记不清了。
李敏遇到的这支队伍是抗联第六军的另一支部队。此时，14岁的她已经在雪野中独自支撑了两天两夜。
多年之后，李敏才得知，她所在的女兵排只有她一人突出了包围圈。那几位走在她身后的战友成了俘虏，最后大多牺牲在日军监狱中。
“徐光海主任的头被敌人割走了，只剩下下肢；裴大姐衣服都被撕开、扒光了；还有一个姓李的同志、马贵，还有刘排长、刘常友，都是在那个战场牺牲的，原来那个战场上。”虽然时间过了这么久，老人对这些战友的名字仍是如数家珍，那些和她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人，如今都成了老人回忆里最鲜活的画面。
1938年底，杨靖宇率领1400余名抗联战士转战至长白山地区，但在随后的蒙江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队伍仅剩400多人。进入冬季，斗争更加艰苦，抗联战士缺衣少食，经常十天半月吃不到粮食，常常是渴了抓把雪，饿了吃些树皮、野菜、草根。没有鞋穿，就用麻袋片或破布把脚包起来在雪地上行军，常常是空腹与敌军搏斗。
1939年，东北抗日形势进一步恶化。日军集中兵力对杨靖宇所部进行昼夜追堵。据日军记载，身高近两米的杨靖宇，跑起来双手摆过头顶，像鸵鸟一样在雪地里奔跑。600多人的日军讨伐队，最后因疲劳掉队的竟有500多人。
1940年2月1日，一路军特卫排排长张秀峰叛变投敌，致使日军完全掌握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23日，孤身一人的杨靖宇在濛江县保安村附近被日伪军包围，激战20分钟后，被叛变投敌的原抗联战士张奚若用机枪击中⑤，壮烈殉国，年仅35岁。据说，杨靖宇中弹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谁是抗联的叛徒？站出来，我有话说！
但是，这个抗联的英雄到最后也不知道，是谁做了日军的走狗。
敌人剖开了他的遗体，发现他的胃饿得变了形，里面除了尚未消化的草根和棉絮，连一颗粮食都没有！残暴的侵略者被震惊折服了，不禁发出感慨：“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并特意为杨靖宇举行了“慰灵祭”。
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因抗联部队损失严重，抗联大部相继越界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东北战场上只留下了少数抗联部队同敌人作战，继续进行游击活动。李敏也和大部分战友一同前往苏联休整。1945年5月，苏联政府授予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功勋奖”。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在苏联整训的东北教导旅空降人员和在东北各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抗联部队，积极配合苏军作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中，东北抗联牺牲的军长级以上官员达177位，其中包括杨靖宇、赵尚志、陈荣久、陈汉章、王亚臣等抗日名将；牺牲的师级以上将军达101位，剩下的当中有40多位失踪或叛变。
据日本陆军省公布的数字统计，仅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6年间，日本关东军累计死伤178200人，相当于近8个日军甲种师团的总兵力。从1932年到1940年，东北抗日武装共出击154761次，平均每天袭击日军52次。
他们拒绝沉沦 14岁女孩在狼群之间（3）
①亡国奴
不管你怎么想，不管你情愿不情愿，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年号由民国改为“大同”；又过两三年，“大同”又变成“康德”，“执政”摇身一变，粉墨登场，做了“满洲帝国”的“大皇帝”；四丫头的国文书的第一课课文赫然印着七个大字：“皇帝陛下万万岁”；每日早操，学生们先要列队朝东京方向，用日本话喊一嗓子：“东京遥拜”，再朝着“新京”（长春）来一句“新京遥拜”。不用大人告诉，连最小的四丫头也越来越明白：啥叫“亡国奴”啦。
——摘自演员http://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10_04/12/520576_5.shtml
王刚自传《我本顽痴》
②杨靖宇（1905-1940）
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26日生于河南。成年后的杨靖宇身高一米九三，是抗联官兵中少有的大块头，因此经常被误认为是东北大汉。他作战的特点是闪电突击，快速奔袭。在山地游击战中被日军称为“山林之王”。
③关东军
关东军成立于1919年，解散于1945年8月，是日本陆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侵驻中国东北的金县、大连地区的“关东州”而得名。编有31个步兵师团，11个步兵和坦克旅团，1个敢死队旅团和2个航空军，以及伪满洲国部队等，共约120万人。
④八女投江
这8个人分别是第二路军第五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牺牲时，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2009年9月14日，她们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⑤是谁打死了杨靖宇
当敌人向杨靖宇喊降不奏效时，岸谷向张奚若下达了“干掉他”的命令。张奚若随即扣动扳机，杨靖宇中弹牺牲。
当晚，日伪军在濛江喝庆功酒，张奚若、白万仁、王佐华坐在首席上，张向人们炫耀说：“正当杨靖宇抬起腿要跑的一刹那，我一个点射，齐刷刷地都给他点在这儿上了（指胸口）”。叛变的原抗联一路军特卫排排长张秀峰端着酒杯，隔桌过来往张奚若面前一墩，沉闷地骂了声：“混蛋！不得好死！”张秀峰的失态使“讨伐”队人员像得了传染病一般都喝不下去了，庆功宴不欢而散。
解放后，直接告密的两个人被逮捕了，枪毙在杨靖宇墓前。但真正打死杨靖宇的人，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他们拒绝沉沦 反扫荡（1）
亲历者
朱韬——时为冀中军区抗大二校七大队老师
张旭初——时为沭阳县抗日儿童团团员
赵勇——时为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二十二团二连战士
编导手记
小的时候看《小兵张嘎》，一看到日军进村抓八路，奶奶牺牲的那段我就会哭个不停，我跟着姥姥长大，很害怕也会那样失去姥姥，幸好不会发生这种事。
1942年5月1日，日军扫荡冀中平原。
日军把住过八路的民房烧毁，然后抢走村里的粮食，为了困死八路军和新四军，还会制造无人区，不是制造“人圈”，就是直接杀光全村人。
这就是三光政策。
这就是扫荡。
日军把全村的人都赶到广场上，让他们围坐成一堆，然后一个个审问，只要听出口音不同，哪怕不是八路军或者新四军，都难逃一劫。
在采访过的这些老人中，很多都是那时候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日本人来了，他们再也活不下去，或者亲人都死了，于是参军去打鬼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还是孩子，有的甚至只有十一二岁。八路军把这些孩子送到学校学习，或者直接送去延安。
而更多年纪大些的孩子留在了战场，参与反扫荡的战斗。
八年抗战下来，他们也会像当年大哥哥收留自己一样，收留更多的孩子，送他们去读书，或者和他们并肩战斗。
封锁沟把平原分成2600多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华北方面军为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于1942年制订了《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规定“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并依此集结大量兵力，重点对晋察冀、冀东、冀中以及晋冀鲁豫、太行、太岳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朱韬当时是冀中军区抗大①二校七大队的老师。1942年，日军对冀中地区进行“五一”大扫荡。
朱韬说：“军备一团和敌人打得非常激烈，那子弹、炮弹像暴风雨一样。”最终，朱韬所在的部队成功突围。突围后，部队立刻化整为零，分散成若干游击小分队。朱韬和两名战友潜入了河北深县，等待部队重新集结。朱韬说：“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村庄，碰上敌人一个班的尖兵。我们赶紧往回撤到村子里面。这个村子的老大娘看到我们，指着叫我们上阁楼。我们就上到阁楼。”
日军近在咫尺，朱韬等人没有武器，他们躲在阁楼上屏住呼吸观察着外面的情况。过了一会儿，老大娘说敌人走了，让他们下来！朱韬他们下来看到，老大娘已经做好了饭叫他们吃饭。成功躲过了敌人的追查，又有一顿热乎乎的饭可以吃，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真算是最幸福的事了！70年后的今天，朱韬仍然怀着深深的感激：“我说冀中人民，那真是伟大的人民！对子弟兵的热爱和感情，那真是永生难忘。”
怀着对根据地老百姓的感激，朱韬三人匆匆离开了村子。然而，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们一出村就碰到了一个伪军队长，此人正骑着车子，打着个小旗，宣传“强化治安运动”，朱韬感觉到，事情麻烦了。
他们拒绝沉沦 反扫荡（2）
伪军队长荷枪实弹，但朱韬三人却手无寸铁，四个人就这样僵持住了。朱韬的战友李政军摸摸鼻子悄声对他说：“3∶1，必要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把他给整掉。”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村长出现了。见此情景，村长连忙上前调解。没想到，伪军队长并没有露出凶恶的一面，而是向村长吐起了苦水。原来，他之前也是抗日队伍的，后来被抓了，没办法当了伪军。还说他虽然是伪军，但也为村子里做了不少好事。他说：“我放你们走，但是这个村子离我们的据点贡家台很近，你们走，我得放两枪，你们往西北走，那边没什么情况。”就这样，朱韬三人化险为夷。
逃离险境后，他们来不及休息就赶紧向西北方向撤退，此时的华北平原已经变了一个样。
日军在平原上建立了1700多个据点儿挖掘了4000多公里封锁沟，把平原分割成了2600多块，朱韬和战友们走在平原上，仿佛陷入了一张大网里。几天后，他们遇上了七兵团的政委，接到了返回部队的命令。
朱韬说：“我们手无寸铁，准备到那个地方弄点武器，哪怕弄个手榴弹也好。”他们决定先不回去找部队，而是准备到比较熟悉的地方弄点武器来。不料，就在这天，他们遇到了日军的包围，包围圈越来越小，怎么突围都突围不出去了，他们只好躲进了村内，隐藏在老百姓家里。天一亮，敌人把农民们都赶出来了，朱韬也被发现了，伪军拿刺刀扎着他的脖子问：“你是八路？”此刻，朱韬已命悬一线，朱韬说他是当地的村民，可日军听出朱韬与其他村民的口音不同，立刻开始拷打他——将他打倒在地，然后在脖子上压杠子，剧烈的疼痛让朱韬一下子昏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浑身水淋淋地躺在了牢房里。朱韬说：“昏过去后，被泼了水，我又缓过来了。”被日军泼醒的朱韬一口咬定说自己是当地的老百姓，他没有暴露任何秘密。后来，朱韬和战友李政军被当做苦力辗转送往多个集中营、矿场，不愿屈服的他们在集中营偷偷成立了自己的共产党支部，对抗日军的暴行。最后，朱韬和战友们成功策划越狱，逃了出来。
“五一”大扫荡一直持续到1942年6月上旬。经过此次残酷扫荡，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冀中军区部队减员16800余人，5个军分区司令中，第八军分区司令常德善、政委王音远双双战死，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奎被俘投敌。剩余的2000主力被迫转移到晋西北，群众被杀、被捕达50000余人。共进行大小战斗272次，毙伤日伪军11000余人。
他们拒绝沉沦 一个抗日儿童团团员的遭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对越扫荡越顽强的华北军民，日军企图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开始对华北解放区进行愈演愈烈的扫荡，甚至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企图用这种毒辣的手段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华北解放区的抗战进入了空前困苦的阶段，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侥幸逃出的老百姓依然在这最黑暗的日子里尽力躲避着日军的追捕。
张旭初是沭阳县抗日儿童团团员，那年他14岁。几天前，他的家乡沭阳县口头庄正遭受着日军的扫荡。日本人集中了300多人，北面从滥洪港上绕过来，南面从荣吴城绕过来，南北夹击包围了口头庄。此时，口头庄里只有30多名基干民兵，民兵们分成三段进行防守，拖住敌人，好让其他人伺机突围。
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中路最终被敌人突破了。敌人利用青纱帐很容易找突破口，突进来以后，首先就碰到了张旭初的二伯父张飞龙，张飞龙已经负伤了，但又有几个敌人顶到他的面前，于是张飞龙从屋里面跳出来跟敌人搏斗。在搏斗的过程中，日本人的刺刀从他的胸部捅了进去，但是，张飞龙依然誓死抵抗，敌人看到他太能抵抗了，就又放火烧他。张旭初说：“第二天，我们为他收敛遗体的时候，发现他身上被火烧得一段一段的。”
中路不幸被突破，西路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西路被突破之后，张志生带几个人转到西头炮楼上面进行防御。眼看没有其他办法抓住他们，敌人就开始放火，他们把炮楼周围的房子点着了，火势越来越猛烈，滚滚浓烟直逼炮楼上的张志生几个人。可是，此时他们手里的子弹早已打光了，只能用砖头石块与日军进行殊死的搏斗。搏斗中，张志生负了重伤。眼看这个地方怎么也守不住了，一个叫盛前线的战士要背着他突出这个地方。张志生对盛前线说：“你背我，我们两个都走不脱，你赶快向北面转移，不要管我。你能坚持到什么程度就坚持到什么程度。”盛前线无奈地自己逃走了，敌人围了上来。
张志生牺牲了，时年28岁。
口头庄一战，基干民兵一共牺牲了12人，却得以让其他人顺利突围。张旭初跑了出来，当他逃到石大庄村时，却遇上了伪军的追击，慌乱中，他躲进一户村内的粮仓。这时，两个伪军直奔他而来。
伪军把张旭初绑了起来，押往村子的广场。张旭初说：“走到中间的时候，有个伪军说干脆就在这儿把他枪毙算了，因为我的两只手是被反绑着的，我也没办法同他斗。后来有一个伪军说暂时不要毙他，先审讯他。”
伪军把张旭初带到村中，吊在树上，问他是哪里人？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新四军？张旭初那个时候意识到他不能讲话，因为如果说自己是石大庄村的人，石大庄老百姓都不认识他；说是口头庄人，万一碰上伪军就是要抓口头庄人，那怎么办？张旭初左思右想，就是不开口。情况已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这时，善良的老百姓救了张旭初。
如今回忆起来，张旭初仍然充满着感激：“我很感谢那个村的人，老百姓说，他是我们村上的，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他。”听到当地的老百姓众口一词，伪军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把他放了。
就这样，张旭初得救了，善良的老百姓们又给他拿出水和食物。张旭初望着这些乡亲们顿时哽咽起来，他永远无法忘记这些朴实的老百姓。后来，思念家乡的张旭初偷偷回到了口头庄，但那里已经变了一个样。家里已经没有人了，房子是空的，被一把火烧得精光，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房子被毁了，但人还在。根据地军民知道，总有一天，这里还会变成美丽的家园。
他们拒绝沉沦 一个妇女拆穿了他：“他不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企图迅速灭亡中国，他们除了在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还使用了“囚笼政策”、“铁壁合围”、“淘水战术”、“蚕食政策”等新的战术手段。其中，“铁壁合围”是指使用大部队严密交互包围的战法，企图把我军包围在狭小地区而消灭。但是，这一战术并未达到目的。于是，日军开始在根据地中心区反复扫荡，围剿根据地的部队。
面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调整战术，各部队化整为零，将最优势兵力集合在一起，找准日军的薄弱处全力攻击，从而跳出封锁线，在外线与敌人打持久战。
赵勇是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二十二团二连战士。1942年6月8日，赵勇所在的二连跟随团长左叶在深泽县以北的宋庄与八路军冀南军区警备旅一团二营的一部分战士，以及两个县大队各一部会合。由于日军对此处有合围之势，团长左叶临时决定在宋庄对日军进行一次伏击。
得知要伏击日军，战士们兴奋极了，他们积极地在宋庄内修筑防御工事。赵勇说：“我们二十二团不是吃素的，在冀中平原上，我们打仗很有两下子，打得又准，机枪装备得又比较精良。”
我们是革命的先锋军，
是一支新生的力量，
战斗在最前线，
烈火中锻炼成长，
虽然艰苦备尝，
却是快乐无疆，
哪怕敌人疯狂扫荡，
电线密如蛛网，
任凭汉奸丧心病狂，
使尽阴谋伎俩，
我们依然站稳坚定的立场，
实现光明的理想。
——《三纵队进行曲》
战士们唱着这首《三纵队进行曲》，投入反扫荡的战斗中，他们坚信总有一天会把敌人赶出去。
面对镜头，赵勇再次唱起了这首刻在他心底里的歌，当时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那时候，他们开始在街中心的房子上修工事：先在房上捅个洞，再在房屋地下捅一个洞，这样房上房下就通了。“户户相通，房上下相通，那就是要跟他们决战了。”老人一边说一边呵呵地笑了起来。
6月9日上午7点30分左右，在宋庄的东北方向出现了日军骑兵，守在宋庄的战士迅速就位，将枪口瞄准了敌人。此时，日军虽然距离宋庄不过一公里之遥，却丝毫未能察觉出前方的村庄就是八路军的伏击阵地。领头的日军骑兵在绕过村外的树林之后，径直往宋庄东北方的入口而来。
赵勇他们之前已经跟日本的骑兵交过几次手了，早就打出瘾来了。一瞬间枪声骤起，走在前面的日军骑兵被守在村里的八路军击中，纷纷落马，日军立刻明白自己中了埋伏，开始与村里的战士进行对攻。“他冲锋，端着枪，挺着胸，他这样子冲锋，他吼叫着就冲，他冲我们就消灭他，以后他爬着冲，爬着冲还不是照样打他。”回忆到这里，赵勇老人越说越有精神。
面对强劲的对手，日军开始召集援兵。上午10时，从周边据点陆续赶来的日伪军部队共计1000多人，将宋庄团团包围。在经过平射炮和掷弹筒近一个小时的轰击之后，日军从宋庄的东、西、南三面同时发动了进攻。
他们拒绝沉沦 一个妇女拆穿了他：“他不是…
原本打算打一下就走，却没想到被日军团团围住，二十二团团长左叶下令：全体战士务必坚持到天黑，以增加突围概率。战士们互相鼓励，誓死守住阵地。赵勇他们能够坚持得住还有一个优势，因为宋庄是日本人的一个弹药库，存有很多弹药，所以二十二团占了天时地利的优势。
为了能坚持到天黑，守在村里的战士们杀红了眼。最后，敌人还是冲进了村子，赵勇和战友们就冲过去和敌人拼刺刀。在几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后，南宋庄还是被日军攻下，里面大部分的战士牺牲了，北宋庄的三道防线也被攻破了，战士们可以依靠的只剩下手榴弹，就在这时，援军来了。
说到援军来了，一直紧张讲述的赵勇也松了一口气：“十七团上来了，十八团也上也来了，十七团、十八团都是我们临近部队的友军。”见到援兵，宋庄的战士们开足火力进行掩护，援兵终于冲入了宋庄内，团长左叶连忙重新分派兵力，开始做突围前的最后动员，让战士们把鞋带绑好，一切都收拾好，准备突击。
就在这时，日军对宋庄内施放了瓦斯弹，并趁八路军战士暂时不能射击之时，派遣了突击小队抢上村边的屋顶。团长左叶立即组织小分队反突击这些立足未稳的日军，经过激烈的白刃战，日军的突击小队被战士赶了出去，此时夜色已开始笼罩大地。
“坚持到天黑，就是我们的天下，当时大家就做准备，就突击。”
村外的日军此时认定：守在宋庄内的一定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在天黑后，他们点起篝火，准备困住八路军，等待第二天的援军到来，而宋庄内的八路军则开始做最后的突击准备，安置伤员。伤员们一声不吭。或许在这一刻，大家心里都已明白，这将是最后的诀别。
夜深之后，一部分日军已经睡去，这时八路军战士开始突围。而敌人则开始到处点火，“它就是表示好像照亮看到你，你跑不脱。我看了那个火在燃烧，当时我们就冲过去了。”赵勇和战友们用手榴弹开路，沿着村边的沟道朝正南急进，一口气跑出6里地，摆脱了日军。此时的日军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刚刚突围出去的八路军就是与自己激战了一天的全部对手。这些日军仍然包围着宋庄，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迎接他们的只有一座布满残垣的空荡村落。
突围后，赵勇所在的部队与其他部队集合，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天明时分他们再次遭到了另一股日军的追击。
万般无奈之下，赵勇转到附近的固罗村，跟老乡们坐在一起。敌人到了村里就开始盘查，找八路军。知道自己不是本地口音，赵勇骗日军说，自己是本村请来帮忙干活的。本以为自己这个说辞可以骗过日军，但谁都没想到，这时候，一个妇女突然拆穿了他，她说：“他不是我们村的！”
那一年他只有14岁。
现在，花甲之年的赵勇这样平静地讲述着当时的情形，没有丝毫埋怨，他说：“老乡们也可以原谅，她胆小，把我揭露了，结果汉奸、日本鬼子就打我。”
他们拒绝沉沦 一个妇女拆穿了他：“他不是…
就在赵勇遭到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一个从墙外边跑来的青年救了赵勇的命。这个青年刚往村子里跑，一看到这里面都是日本兵，他拔腿就使劲往回跑，鬼子们见状就跑去追他，结果就把赵勇留下了。
直到今天，赵勇也不知道那个帮助自己脱离险境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他也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最后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怀着感激之情，14岁的赵勇跑出了村子，到东北方向的几个村子去寻找大部队。然而，那些村子里原有的联络点都已经变成维持会②了。
当时，由于大部队到外线作战，原有的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原有的根据地被日军变成了无人区，没有找到组织的赵勇无奈之下，躲回了老家。在那里，他日夜盼着能够早日归队，那首经常唱起的《三纵队进行曲》，也只能在心中默默地唱起。
1943年的时候，八路军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消息不断地在抗日积极分子中间流传，赵勇终于又听到了部队的消息，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去。
日军进村抓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情景，让亲历过的老人至今不能忘记，多年以后，这些残酷的经历被亲历者拍成了电影，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那些在扫荡中不屈服、不投降的根据地军民。
1951年，北影厂拍摄了一部名叫《新儿女英雄传》的电影，里面有一段情节：日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一进村就把老百姓围在一片空场上，让村民指认谁是八路军。
日军：谁是八路军、共产党、民兵？都站出来！
日军：老头，你不说马上命就没了。
日军：快说！老家伙！
老百姓：这里头净好老百姓，没有一个共产党、八路军和民兵。
……
电影里的群众演员都是冀中平原的老百姓，大多经历过日军的扫荡。
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199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原名“红军大学”，后来迁到保安，1937年1月迁到延安。卢沟桥事变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②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在中国沦陷区内利用汉奸建立的一种临时性的地方傀儡政权。其任务是为日军实现“以华治华”、“分而治之”服务。担负着给日伪统治者筹集钱、粮，替日伪军队提供粮秣、民夫，向日伪军汇报中国抗日军队活动情报等任务，成为其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和帮凶。
他们拒绝沉沦 潜伏
亲历者
叶钟英——时为中共上海地下电台报务员
方晓——时为中共上海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委员
唐路——时为新四军军部侦查二科交通员
何荦——时为中共华中局情报部交通员
丁公量——时为中共浙东区党委敌伪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王芸彬——时为国民党军统“抗日杀奸团”河南新乡工作组组长
彭望缇——时为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驻上海情报员
编导手记
我确实难以表达对抗战老战士的真实情感，说感动、振奋，并不是最真实、最迫切的。
说实话，看着老战士们轻松地、甚至没什么表情地回忆着70年前那些惊心动魄的亲身经历时，我很难身临其境。
这不是冷血，而是一种岁月磨砺之后的细节缺失，以及经历上缺乏共振，所带来的情感阀暂时关闭状态。
情感阀暂时关闭了。于是，我只能用一个匠人的心态，把故事做到好看。
这是一个追求收视率的时代，是一个希望你能安静地坐下来，不嗑瓜子、不上厕所、不聊天，将我的故事看上10分钟的时代。
可是，耄耋老人们超慢的语速、慵懒的身姿，偶尔断篇儿的尴尬，都跟一个故事想要的效果格格不入。
于是，我必须把故事做好看了。用各种手段——音乐、音效、快速剪辑，让老人平静的讲述，忽然变得让人揪心。
要是能回到70年前，手里还有台摄像机，我一定要跟着这些老战士，去拍下他们的战斗情景。
我特想知道，他们嘀嘀嘀发报的时候，是一种类似于办假证的躲避警察的心态，还是明天就可能牺牲的心态？他们手里攥着左轮枪在街角等待一个日本军官时，是不是那盏街灯像电影情节般的闪烁着？
我就是想知道，“当时到底怎么回事儿？”
然而，因为我70年前不在现场，所以无从知晓了。
当然，因为70年后我敬业的演绎，让无从知晓的这一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偶尔会泛起恻隐。很奇怪，不是为这些老战士们感动，而是常常想起他们身影后的那些老百姓，忽然就有种想哭的感觉。
这期《潜伏》中，因为暗杀“北”大校而受到牵连的黄包车夫，在暗杀发生后逃跑了，后来被日本人逮捕，严刑拷打，并将他的妻子和儿子带到他面前，给他最后一个交代的机会。
遍体鳞伤的黄包车夫当然还是无从回答，于是，日本人放狗咬死了他的小儿子，并枪毙了他们两口子。
看笔录的那一刻，我的情感阀空前开放，不能平静。
只是，这些细节，在故事里没有放大，因为无关宏旨。
但是我想，如果我能，我要拿起摄像机，去拍一拍在暗杀发生前，车夫一家三口毫无危险征兆的平静生活，留给今天的自己一段真实的素材——一段令所有音乐、音效、剪辑技巧苍白到无耻的素材。
抗战时期，始终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在各自的潜伏岗位，秘密注视着形势发展，伺机而动，通过种种特殊手段，完成了对敌情报搜集传递、物资运输、策反、破坏乃至暗杀行动。
他们拒绝沉沦 情报
今天位于上海的黄陂南路710弄，民国期间叫做贝勒路福煦村，这里有一幢不起眼的三层小楼。1940年8月至1942年8月，有一座秘密电台架设在这里，与延安和中共华中局保持着通讯联系。报务员叶钟英、张志申，以学生身份做掩护，在这里从事着秘密工作。
叶钟英和张志申收发情报都是在晚上，他们将发报机隐藏在楼梯的夹层里，每天深夜3点准时将电台取出，收发情报。收发情报时，他们用黑布把窗子蒙起来，因为机器都摆在地上，人也就坐在地上。长期这样的工作，叶钟英的身体开始吃不消了，但是，每天晚上必须得等到3点钟，而且，必须得坐着等到那个时间，不敢睡到3点，怕睡过了。叶钟英的妈妈心疼女儿，于是主动承担起叫醒女儿的工作，这样，叶钟英每天还能先睡一会儿，到3点之前，母亲会准时叫醒她，开始工作。
叶钟英和张志申将发报机隐藏在三楼楼梯最上一级的夹层里。每天深夜，这座电台都会准时收发情报。来往电报稿由叶钟英与译电员约定在公园、电影院或马路边秘密交接。1942年，叶钟英在工作中，感觉到一丝异样。她突然听到咕噜咕噜的响声，知道有人在侦查他们。另外，她还看到窗外有人在朝天线看。于是，她立即向领导反映此情况。叶钟英老人说：“那时是潘汉年来做决策，他决定让张志申一个人留在那里，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于是，我就从那里撤走了。”
叶钟英走后，张志申在墙面上开了一个洞口，作为藏发报机的暗室，洞口外糊上墙纸，挨着洞口放只茶几，茶几上放上热水瓶和茶杯。叶钟英老人说：“那所房子是木板的，按茶几大小开了一条口，把木板取下来，机器就可以放到里面去了。”
夜深人静时，张志申移开茶几，拿出耳机、电键，把天线接上，继续通报着情报、信息。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在利用特殊设备，搜寻着从福煦村发出的电波。
194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张志申紧张地收发着电报，一楼突然传来敲门声，他迅速将设备藏进暗室，上床装睡。四五个日本便衣宪兵，冲进了屋子，其中一人身上还背着仪器。日本宪兵一进屋就到处搜，可是什么也没有搜到。当时街上已经有很多人在围观，日本人搜不到证据，也不好把人带走。他们只好让张志申继续睡觉。在以后的日子里，日本人一直都在跟踪张志申。叶钟英老人说：“好久以后，日本人也放松了，因为每次都搜不到什么东西。”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卢湾区范围内，现已发现曾有6个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其中，曾在今黄陂南路148号的电台工作的李白，就是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的故事原型。
他们拒绝沉沦 交通员
抗战期间，上海的多个地下电台，都在用电波远距离传递着消息，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地下交通员，用双脚实现着情报的传递。那时，还有一些小通信员，他们都是孩子，男的女的都有。小通信员进出敌人的封锁线很容易，敌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方晓当时是中共上海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委员，他说：“我们这些工作，如果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那是因为我们的交通站、我们的政治交通、我们的小通信员做了很大的贡献。”
1943年，年仅13岁的唐路，就已经是新四军军部侦查二科的一名交通员。在上海，本来有一个情报小组，后来变成两个情报小组，唐路就负责联系这两个情报组。唐路老人回忆说：“我在书本里边做夹层，把情报夹在书里边。有时情报是纸条，就可以放在皮带里、鞋子里、帽子里，这些地方都可以作掩护。”因为唐路年纪小，敌人就不太注意，他曾经进出扬州、镇江很多次。
同年被分配到华中局情报部工作的何荦，也是交通员当中的一员。交通员的工作很辛苦，何荦老人说：“来去大体上是300里，生过疥疮，身上都是虱子，屁股拱起来雪白雪白一大堆。脚上不知道起过多少泡，一双袜子跑三次就破掉了，还不能穿破袜子，穿破袜子跑路容易磨掉皮。怎样才能不让敌人怀疑呢？社会化、群众化，要把这两个表演好，才能淹没在群众的大海之中。”
1943年夏天，何荦携带一包密封文件，从淮南根据地出发前往上海，没人知道那包文件是延安的“整风文献”。为了防止敌伪盘查，何荦的上级潘汉年，用工整的楷书在文件信封上写上“南京国民政府上海特工总部武君国亲启”，下款则写上“镇江特工站”。
据何荦回忆，那一次，潘汉年是假作写给上海的武君国，他还想在信封下面写上“年”，因为潘汉年过去的化名叫“老年”。何荦老人说：“潘汉年当时对我说，你拿去好了，如果出毛病，也交给武君国算了，反正文件也没什么秘密了。”何荦拿着这包密封文件，想办法避过一些可以绕过去的大站或码头。何荦老人说：“比如到了江边，我不乘轮船了，我乘小筏子，在金山上岸，把这个东西放在伪军的报纸里，带到上海。”
这样一路避过盘查，顺利到达目的地的行动，远远不止一次。
何荦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动脑筋避过敌人的检查。有一次，上海的上级把一卷胶卷放在手电筒里交给何荦，那是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文件。何荦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不仅带着藏有密件的小手电筒，而且自己又买来了两个新电筒，三个电筒放在一起带着。何荦当时想：“万一敌人检查到了，我可以讲是晚上照明用的，如果认为我带得太多了，我可以把两个送给他们。”结果，何荦预想的这个情景还真的发生了。敌人检查时，对何荦说：“你带这么多也没用。”于是，何荦说：“这样吧，你们也辛苦，这是违禁品，我也不好意思，这两个干脆作为罚款吧。”敌人说：“好！那你走吧。”那一次，何荦又顺利通过了敌人的盘查。
他们拒绝沉沦 潜伏——“你们要进入到妓院这…
1944年的秋天，从事情报策反工作的丁公量，经常思考着一个问题。他手下的同志周迪道，已经在日本宁波宪兵队，拥有了“八大密探”之一的身份，并且建立了潜伏在日本宪兵队内部的“400”①小组，但“400”成员们的开销捉襟见肘，不得不向丁公量申请活动经费。
丁公量对周迪道说：“汉奸就是敲竹杠的，但是敲竹杠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向人民群众敲竹杠，要向奸商敲竹杠。”丁公量还告诉周迪道，要广泛交朋友，各种各样的人都要拉得住，不然就不能互相帮助，更没有情报。
周迪道和小组的另外四位同志，在老百姓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汉奸”。丁公量对他们说：“不要太拘谨，放开手脚，主动跟鬼子、密探接近，打麻将、推牌九，甚至逛妓院，但是如果去妓院一定要‘借干铺’，不能‘睡湿铺’。”
丁公量还告诉手下的同志：“要进窑子，你们一定要懂这些。那些地方是最邋遢、最龌龊的地方，但是你们要进入到这种地方去。”周迪道和同志们过去不敢做的事情，这时候也必须大胆去做，既然是汉奸了，就应该既能够摸透日本人的心，又能够挖出许多情况。
一天，“400”小组在日伪报社发展的一名线人，匆匆赶来，从口袋中小心地掏出一卷日军宣传品，这个重要情报表明：鬼子马上就要下乡扫荡了。
鬼子要扫荡的时候会有一些“苗头”出来，比如说要抢粮。线人也不是马上就能知道确切情报，而是需要看“苗头”、看现象。这时鬼子往往会要密探、翻译一起出发。从这些现象里面可以了解到什么地方要被扫荡，于是，丁公量他们马上就告诉有关的地区。
迅速的情报传递，令日伪扫荡队伍往往颗粒无收，败兴而归。宪兵队思想课长http://car.auto.ifeng.com/producer/20565
铃木渐渐失去了耐心，他觉得周迪道等人，混吃混喝，却没有情报。为了稳住鬼子，丁公量决定，今后要利用打时间差的方法，为鬼子提供既“假”又“真”的情报。
丁公量老人说：“所谓时间差，就是我们给日本人的情报确实是真的，但是等到日寇嗅到、布置下来的时候，我们这里早已经变化了，那个情报已经不起作用了，已经成了旧闻了。比如说，我们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开一个什么大会，这个情报是真的，但是当日寇拿到情报的时候，司令部早已经走了。”
假情报后来被屡次证实，日本人对“400”成员们的不满和怀疑渐渐消散。丁公量把情报送出去，是要让这个情报为敌人所信任，而且能够起到调动敌人的作用。具体说，主要就是周迪道提供给铃木的情报，能够使铃木在宪兵队里得到重视，这样铃木就会觉得很满意，反过来他对周迪道的小组也就重视，觉得很亲切。
丁公量领导下的“400”小组，潜伏在宁波日本宪兵队，传递情报无数，解救同志多人，为妓女赎身，枪毙叛徒，引起伪军内斗，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直至抗战胜利。
他们拒绝沉沦 暗杀（1）
1943年末，日寇华北作战兵团开始在河南新乡、开封等地集中兵力，囤积物资，于1944年春在中牟、花园口一线强渡黄河，攻克郑州，沿京汉铁路南下，直扑武汉、广州，企图打通华中走廊，支援南太平洋、东南亚地区的对美作战。
11月，美国开始向日本占领的亚洲地区发动猛攻，节节胜利，并且控制了日本人后方补给的海运和空运。前线日军的作战需要接济不了，华北的日军派遣总司令部制定计划，在1943年的冬天，日军在黄河北岸的开封和新乡聚集大量兵力。
因应形势，1944年春，重庆国民党情报部门也大力部署，加强华北沦陷区的地下抗日组织。军统特务王芸彬，被征调到河南新乡，组建抗日杀奸团。“杀绝汉奸”是军统当时的除奸标语。
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天津和北京由一些青年自发组织的一个爱国组织。抗团里面的成员都是青年学生。当时的天津和北京，北洋军阀后裔中的很多公子、少爷们，都参加这个组织，因此声势很大。
1944年4月，在伪第六方面军的掩护下，王芸彬取得了公开合法身份，并建立了新乡地下工作组。王芸彬被安排到了伪第六方面军的参谋处。参谋处处长是门致中，他是黄埔军校第十二期的学员。门致中给王芸彬安排了一个公开的身份，就是谍报参谋。
王芸彬老人说：“这个时候我可不是王芸彬了，我叫郭冰然，郭参谋。”在新乡宪兵队，还有一个特务机关，就是宪兵特务队。门致中也给王芸彬弄了一个公开的身份：当顾问。
接下来的日子，王芸彬注意到一个人——新乡车站机务段工人刘鹏，这个人的背景有点儿神秘。王芸彬老人说：“刘鹏这个人平平凡凡、朴朴素素，待人接物很厚道，乐于助人，从不跟人计较得失。我听他的口音，是贵州人。后来，他跟我碰到几次，也主动跟我说话。”但是，当时大家也不深谈，都是客客气气的。
1944年10月下旬的一天黄昏，平日里客气稳重的刘鹏，忽然跑来找王云彬，他告诉王云彬：下午日落前，20多架日本战机从北边陆续降落在西郊日军飞机场。情报迅速通过王云彬传到美军基地。第二天黎明前，新乡上空机声轰鸣。七八架美式重型轰炸机在四架“黑寡妇”夜航战斗机的掩护下，仅10分钟，就把西郊机场日寇飞机及机场设施炸毁。
初次合作，信任在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之间建立起来了。
1944年秋的一天，刘鹏告诉王芸彬，日本指挥部命令新乡车站站长，限令第二天组装13节军用列车，装载物资驶向郑州，这些物资必是日军前线作战急需，刘鹏提议炸毁军列。
他们拒绝沉沦 暗杀（2）
王芸彬对刘鹏说：“不要在新乡车站炸，而是要等军列开过新乡车站以后，走到黄河铁桥时再炸，不但把车炸了，而且连黄河铁桥一块儿炸了。”刘鹏说：“太好了，太好了。”王芸彬的爆破小组带上炸药，在新乡车站就登上了车。
在第一节车厢和第二节车厢交界处的连钩上，王芸彬紧紧地贴上了一个30克的炸药，起爆器也安好了，时间定为3分钟。安好炸药以后，王芸彬爬到第二节车厢顶上，用手电筒跟第五节车厢联系，那边回电表示：“知道了，我也投放。”王芸彬顶着烈风低着头爬到第五节车厢，爬到车门那个地方，用手去推车门。车门很松，把车门推开了，王芸彬就把30克的炸药变成圆的塞进去，同时把起爆器也安上了，时间也定好了，然后又用手电跟爆破组的小张联系：“都好了，跳车。”他们两个都跳下去，王芸彬跳下去以后正好滚到沟里面。
爆炸虽然没有成功炸毁黄河铁桥，但炸毁了40多米的路基，日军大为震动却调查无果。1945年3月下旬，宪兵队里忽然来了一个日军“北”大校。3月以后，他经常到宪兵队来，宪兵队长对这个“北”大校毕恭毕敬。后来才知道，这个“北”大校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派来主管豫北地区的保卫工作的，专门对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的地位很高，不仅是大校，而且还是一个皇亲。
这个“北”大校，每到礼拜天的晚上，总是一个人，不要任何人陪同，雇上一个黄包车，把他拉到妓院去发泄性欲。他离开妓院也很准时，每到12点钟，他就雇黄包车把他拉回军营他住的地方。根据举报，很少有哪个礼拜天他不去的。王芸彬他们研究了这个情况，认为这个人一定要除掉，如果不除掉的话，对王芸彬自己领导的那个组织，对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比如刘鹏那个组织，以及其他的抗日组织，一定会非常不利。
一场暗杀行动，在王芸彬心中渐渐酝酿成熟。王芸彬用的枪是前进基地配给他做特工狙杀人的左轮手枪②，子弹是高爆头的，只要击中人就活不了。那天晚上，王芸彬预备好出手了。准备用木船接应他的同伴小张，也把船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12点左右，王芸彬等了不到四五分钟，就看到一个黄包车摇摇摆摆地过来了。那时路上虽然有电灯，但是光线很暗，王芸彬看到一个军官倚靠着坐在车上，嘴里叼着烟卷，手里扶着军刀，穿一件大衣，王芸彬几步就蹿了过去。“北”大校发现有人过来，挺起了身体，骂道：“八嘎雅路”。
王芸彬右手嘣的一枪，声音很闷。王芸彬老人说：“这枪不太响，嘣的一枪，就看到大校往前一蹿，子弹从右边进去了，啪，向左边倒下去了，我左手拿着手电一照，看到他的左脑袋没有了。”车夫吓坏了，愣在了那里。王芸彬告诉车夫自己是游击队，被打死的是日本特务，让车夫把车扔了，赶快跑。枪一响，船上的小张也上来了，上来以后拿手电跟王芸彬联系，王芸彬几步就跳到了船上，船就顺着水流走了。
事发后，新乡日本宪兵队将沿途所有摊贩，全部缉捕，严刑拷打，车夫一家三口惨被折磨致死，但日本宪兵队仍然一无所获。
他们拒绝沉沦 日本人见到中国人躲着走
那段日子，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在各自的潜伏岗位，通过种种特殊手段，完成了对敌情报搜集传递、物资运输、策反、破坏乃至暗杀行动，他们都在等待那个胜利的日子。1945年8月16日，丁公量正在洗澡，一个通讯员跑来大叫：“粟科长，粟科长（粟后为丁公量化名），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他交给丁公量一封谭政委（谭启龙）给的信。丁公量看了以后，向同志们公布了胜利的消息。丁公量老人回忆说：“当时在那里的同志，全站起来欢呼呀，这个信里就是讲，延安的电台报告说，日本已经投降。”
在同样的日子里，王芸彬也在享受着胜利者的骄傲。王芸彬老人说：“那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级别也不高，他拖着他的小马，把他的一柄军刀，祖传的军刀送给我了，他说对我很钦佩。在日本，尤其是贵族家庭，军刀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很宝贵，他把这军刀赠送给我了。他第二天就走了，第二天日本的部队也撤走了。”
同样的日子，带给所有人同样的心情。何荦老人说：“我一看马这么多，手电到处摇，就知道是大事了，大家不睡觉了，看看到底是什么大消息，一会儿就听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哇，一个晚上没睡觉，都快活得要死。”
彭望缇老人说：“我们胜利以后，日本人也蛮怪的，看到中国人对面走过来，他们就过到马路另一边走，离我们远远地走，不敢跟我们面对面地走。”彭望缇老人认为，这是日本人不敢来对视中国人那种胜利者的眼光，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觉得我们是胜利者。”
①400小组：1944年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又一次把关注重点放到了浙东。为了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对日寇的情报工作的力度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加强了。为了获取日寇更多的情报，一个由我军组织的，打入驻宁波的日本宪兵队的反间谍小组——-“400”小组成立了。它主要的工作就是深入敌人内部收集情报，并破坏敌人对我军的威胁。这个小组主要有8位成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代号。丁公量是“400”反间谍小组负责人。
②即转轮手枪，是一种属手枪类的小型枪械。其转轮一般有5——6个弹巢，子弹安装在弹巢中，可逐发射击。为了配合多数人使用右手的习惯，转轮多向左摆出，“左轮手枪”因此得名。但它的原意是“转轮手枪”，与左右没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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