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笔记八 ——犬儒学派、怀疑派、伊壁鸠鲁派、斯 伊壁鸠鲁派

犬儒学派:

罗素准确把握了古希腊与希腊化时代之间在精神气质上的巨大差异。如果说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对人生抱持的还有一些大无畏的欢愉态度,那么希腊化时代弥漫的则是普遍的悲观主义以及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和悲观是贯穿整个希腊化时代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希腊化时代的哲学都是逃避的哲学。

决心像狗一样生活,因为狄奥根尼过着狗一样原始的生活,这为他赢得了“犬儒”的绰号。犬儒学派的主旨认为惟一值得追求的善就是舍弃世俗财富而专注德行。的确,一个人的牵挂愈少,那么他受到的伤害或打击就会愈小。而世界变得如此不好,就让我们学会遗世而独立吧。

身外之物是靠不住的,它们只是幸运的赐予,而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报酬。唯有主观的财富——德行,或者是通过听天由命而得到的满足——才是靠得住的。狄奥根尼表达出来的正是一种投合于劳苦倦极的人们的学说。公元前三世纪期间,它在整个希腊化世界普遍流行并赢得群众的极大支持。

“形而上学隐退到幕后去了,个人的伦理现在变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东西。哲学不再是引导着少数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们前进的火炬:它毋宁是跟随着生存斗争的后面在收拾病弱与伤残的一辆救护车。”

怀疑派:

创始人皮浪除了对以往的各种怀疑加以一定的系统化以外,他的学说里面并没有更新颖的东西。事实上,对感官的怀疑主义是皮浪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已经困扰已久的问题,而皮浪在此基础上加了道德与逻辑方面的内容。但是时代的趋势最终要求一种更确定、更能慰藉人心的信仰体系,怀疑派逐渐黯然失色。

伊壁鸠鲁派:

在一个旧的社会架构崩溃的时代里,人们追求的是安宁,而不是冒险。古代的哲学家将哲学研究看作是一种冒险,它需要开拓者的机敏与勇气。但是,现在却是放弃勇气的时候了。如果连最起码的需要都得不到保障,他们就只能将容忍各种苦难作为一种美德,这种特征在伊壁鸠鲁学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伊壁鸠鲁一生病痛不断,但他锻炼自己忍受这一切,毫不退缩。他的学说的中心目标就是要达成一种不受干扰的安宁状态。在伊壁鸠鲁心目中,快乐是最高的善。心灵的快乐就是对肉体快乐的观赏;比起身体的快乐来,我们更能够控制心灵的快乐。在他这里,个体的行为完全是听从其主观自由来决定的。

伊壁鸠鲁的学说导致了一种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极为不同的“善生活”观念。苏格拉底认为伦理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孤芳自赏、卓然不群;相反,优秀分子的义务之一是积极参加到公共事务中去。柏拉图也认为从洞穴逃出的哲学家必须再回到洞中,帮助不具备这种智慧的人得到解放。

伊壁鸠鲁完全没有这种生命冲力。在追求某一快乐的目标中,人们经欲望的推动,体验到一种积极的快乐,这种欲望就是让未得之物收入囊中。目标一旦达到,在没有任何进一步欲望的情况下,消极的快乐就实现了。它是酒足饭饱之后的一种神气活现的麻木状态。“伊壁鸠鲁”逐渐成为奢华生活的代称。

黑格尔认为,如果一个人只是没有思想而放荡,只是毫无理智地沉溺于享乐,过着放纵的生活,绝不可说他是一个伊壁鸠鲁的信徒,更不可说伊壁鸠鲁的生活目的在此得以实现。黑格尔说,伊壁鸠鲁一方面把善的标准规定为快乐,同时他要求一种思维的涵养(一种具有高度修养的自觉),用以考量快乐。

他以不动心为原则,以一种摆脱了恐惧和欲望的精神自持和平静为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点,就须求得摆脱一切使人极度不安的意见:如关于神灵、神灵的惩罚,特别是关于死亡的意见。伊壁鸠鲁说,死亡与我们毫无关系。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并不存在;而当死亡降临,我们就不存在。

话一出口,我就想起巴门尼德来。“因为‘有’是存在的,而‘无’是毫不存在的。”巴门尼德说,无论否定的东西将取什么形式,它是毫不存在的。把“无”当作真的东西就是“错误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那无知的贰心的有死者徘徊着。他们心情上的困惑支配着那彷徨的感官。”

绝大多数的近代人都把宗教想成一种安慰,但是对于伊壁鸠鲁则恰好相反。超自然对自然过程的干预,在他看来乃是恐怖的一个来源,而灵魂不朽又是对于希望解脱于痛苦的一个致命伤。所以,他就追求一种可以证明神不能干预人事而灵魂又是随着身体而一起消灭的形而上学。

《西方哲学史》笔记(八)——犬儒学派、怀疑派、伊壁鸠鲁派、斯 伊壁鸠鲁派

这是一种聪明的思想,它祛除了恐惧。不应当把否定的、消极的东西带进生命里来,不应当在生命里执著消极的东西,生命是积极的。“一般说来,未来的东西既不是我们的,也并非不是我们的;我们既不该把它当作一种将要来的东西期待,也不该绝望,似乎它是不会来的。”对于未来,人要坦然以对。

斯多葛主义:

在希腊化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是斯多葛主义,它吸收了犬儒派学说中最好的东西,成为更圆通的哲学。作为一种教义,它成功地赢得了比柏拉图及苏格拉底学说更广大的信徒。这或许是因为柏拉图强调以知识为最高的善,而这种主张对于那些处于实际生活当中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

首要的善是德行,德行在于生活得与宇宙相一致。世界运转所遵循的法则来自某种最高的权威,这个至高权威控制着所有的历史细节。芝诺认为,这个至高者并非存在于世界之外,而是像水汽渗入沙子一样,充斥着整个世界。因此神是一种内在于宇宙万物之内的力量,每个人体内都有神的一部分。

斯多葛主义认为,内在德行的善比其他任何事物(健康、幸福、财产)都重要。失去了物质财富,总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但是如果一个人失去自尊,他就根本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暴君可以剥夺一个人所有的外在财富,甚至生命,但他不能夺取人的德行。德行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剥夺的财产。

斯多葛主义的学说通过西塞罗的文学活动而在罗马取得一席之地。从伦理学看来,西塞罗提出了一个主要的形式,即善与恶的目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斯多葛(哲人)所擅长的按理性作事。这种按照理性本身作事的原则进一步包含着把人自身加以抽象化孤立化,把人向内集中到自身。

这个极其抽象的原则里面,在这个单纯的自我集中里,在只是思维中保持自己与自己的纯粹一致里,包含着摒弃一切、对一切特殊的享乐、爱好、情欲、兴趣的漠不关心。但是,在这里又包含着斯多葛主义哲学家所特有的力量、内心的独立和性格的自由。除了和自己一致的情感外,无所谓一般的幸福。

黑格尔说,斯多葛派哲学把抽象思维当成原则,伊壁鸠鲁派把感觉当成原则,这样的哲学与罗马世界的精神非常适合。在罗马世界的悲苦中,精神个性的一切美好、高尚的品质都被冷酷、粗暴的手扫荡尽了。在这种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内心寻求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的满足。

论人们以为怀疑主义是如何悲观绝望,伊壁鸠鲁派是如何卑鄙下流,斯多葛主义是如何片面空洞,它们都是哲学。对哲学思想的判断,取决于那种隐蔽的(历史)前提。“纯思想”是一高度抽象的概念,应从头脑中清除出去,因为思想总是伴随着情感及目的等附件。人在世上不可能将精神与肉体分开。

新柏拉图主义:

罗马世界的特点是抽象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作为权力,就是那种冷冰冰的统治。世界在存在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原子,是私人,另一方面是把它们束在一起的外在纽带,这个外在纽带就是权威,就是暴力,并且寄托在一个人的专制上,寄托在皇帝身上。这是完全专制的时代,人民生活、一切外在生活衰退的时代;这是回到私人生活、私人目的、私人利益里去。黑格尔说,所以这是建立私人权利、建立个人所有权的时代。抽象普遍性的这种与原子论的个体化直接结合的特点,我们看见也在思维的领域里完成了,两者是完完全全互相适应的。

就是从这里起,精神向前进了一步,在自己身上造成了一种破裂,又摆脱了它的主观性而进到客观的东西,这种客观性不在个别对象的外在形式中,不在义务和个别道德的形式中,而是绝对的客观性。换句话说,一方面,这是回到上帝,另一方面,这是上帝对于人的关系、显现和显示。

宗教根源于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没有宗教。人的异于动物的本质,不仅是宗教的基础,而且也是宗教的对象。真正的存在者,是思维着的、爱着的、愿望着的存在者。只有为自己本身而存在着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完善的、属神的。而爱、理性、意志,就正是这样。

满感情的人,怎能对抗感情呢?充满着爱的人,怎能对抗爱呢?理性的人,怎能对抗理性呢?谁没有经验过音调之动人心弦的威力?可是,音调的威力,不正是感情的威力吗?音乐是感情的语言,音调是有声的感情,是表达出来的感情。谁没有经验过爱的威力?

爱和个人,哪一个更强一些呢?人占有爱呢,还是爱占有人呢?当爱驱使人甘愿为所爱赴汤蹈火时,这个战胜死的力量,到底是他自己个人的力量呢,还是爱的力量呢?真正思维着的人,难道会没有经验过思维的威力,那确是静穆无哗的威力吗?当你忘记了周遭的一切而沉思默想时,究竟是你支配理性呢,还是理性吞噬你呢?

求知欲的威力,难道不是完全不可违抗的、征服一切的威力吗?当你压制某种激情,革除某种习惯的时候,总之,当你经过一番努力而战胜自己的时候,这种战无不克的力量,难道会是你单独一个人的力量吗?难道不是意志力,不是暴力地管辖着你、使你对自己的弱点满怀愤慨的那种道德心的威力吗?

最初的哲学家,就是天文学家。天空使人想到自己的使命。日、月、星辰,人们看到它们,它们也在向人呼喊。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有限性跟虚无性是同一回事吗?有限性是形而上学的、理论的名词;而虚无性则是病理学的、实践的名词。对理智来说是有限的东西,对心来说就是虚无的。

上帝之意识,就是人之自我意识。上帝之认识,就是人之自我认识。无论在什么地方,宗教总是走在哲学前面,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如此,在个人历史中也如此。人先把自己的本质移到自身之外,然后再在自身之外找到它。人从自身中所分泌出的、在自身中先天缺乏的,都在上帝那里享受到了。

宗教是人类童年时的本质。儿童是在自身之外看见自己的本质的;在童年时,人是作为另一个人而成为自己的对象的。所以,各种宗教的历史进程,就在于逐渐懂得以前被当作是某种客观物的东西乃是主观物,在于逐渐认识到以前被当作上帝来仰望和敬仰的东西其实乃是某种属人的东西。

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是普罗提诺。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快乐的悲观主义者,也可以是一个忧郁的乐观主义者。罗素认为,普罗提诺是后一种人的出色代表。普罗提诺的形而上学是从一种神圣的“三位一体”开始的。“三位”按照优先程度和依存关系,分别是“太一”、“奴斯(精神)”、“灵魂”。

太一”是不可定义的,它时而为“神”,时而为“善”;“太一”超越于存在,它无所不在又无所在。尽管神秘莫测,“太一”至高无上。“奴斯”可比自我意识,在我们将心灵远离感官时,便可认识到“奴斯”,进而通过“奴斯”认识到“太一”。普罗提诺的这一思想与柏拉图辩证法极为相似。

“灵魂”虽低于“奴斯”,但却是一切生物的创造者。物质是由灵魂创造出来的,物质并没有独立的实在性。每个灵魂都有其自己的时刻;时刻一到灵魂就下降并进入到适合于自己的肉体之中。这一动力不是理性,而是与性欲颇为类似的东西。当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如其有罪必要进入另一个身体受罚。

只有在衰败的时代,神秘主义才会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普罗提诺哲学的不足,是鼓励人去参心而不看外在世界。罗素认为,这种主观性倾向是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起初它只是学说而不是气质,它未能扼杀科学的好奇心,然而后来,主观主义侵蚀了热忱,人们不再研究科学,唯有德行才是重要的。

柏拉图所思索的德行,是包括了当时在精神成就方面所能有的一切在内的;但是在以后的若干世纪里,人们却日益把德行认为仅仅是包括有德的意志,而不是一种想要理解物理世界(宇宙)或改进人类制度的世界的愿望了。基督教在它的伦理学说方面也没有避免这种缺点。

如果说希腊人的失败是由于他们卓越的才智而傲慢自大,那么罗马人的失败仅仅是由于想象力的缺乏。罗马人心灵的迟钝表现在不同的地方,最为明显的就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大型建筑物。希腊精神与罗马精神之间的差别,或许可以用希腊的神庙与罗马晚期的长方形大会堂的对比作为象征。

希腊的哲学传统基本上是一种启蒙与解放的运动。它的目标是将心灵从“无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希腊哲学将世界展现为理性能够把握的东西,从而解除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感。它以“逻各斯”(“法则”)为工具,目的是在“善”的形式下追求知识。

不偏不倚和超然物外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伦理上的“善”。人们通过它,而不是通过宗教的神秘来实现善的生活。罗素说,普罗提诺既是一个开端,又是一个终结。就希腊人而言,他标志着希腊哲学的终结;就基督教世界而言,他则标志着基督教哲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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