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阅读笔记
宏大叙事中的乡村记忆
——读王尧的四篇散文《返回与逃离》等
洪砾漠
王尧有四篇叙事宏大的散文《返回与逃离》、《熟悉与陌生》、《眺望与想象》、《融入与隔膜》，收录在他的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1版1次印，定价35元）。
这四篇散文和刘醒龙获得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的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都写了作者的童年经验和乡村记忆，但在写法上又有区别。《抱着父亲回故乡》是以“我”（作者刘醒龙）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回故乡安葬这一事件为主线，童年经验和乡村记忆都是作者的联想和回忆。王尧的四篇散文的叙事既宏大，又运用了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方法，即像王蒙在“新时期”发表的《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蝴蝶》、《布礼》等意识流小说的写法，初读起来会令读者感到茫然，好像置身云山雾海之中，仔细品味，又觉得这些文字像是作者（王尧）心灵里的思想火花，因由某种触动而爆发出来了，闪着睿智的光辉，令你深思，令你欣慰，令你驰骋想象，令你疑问：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是这样的吗？
就文学作品囊括的社会生活信息量的宏富而言，王尧的四篇散文又与莫言的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异曲同工，可以媲美，可以对照阅读。
王尧在散文《返回与逃离》开头写道：
离开那座村庄，是我80年代的开始。
我现在要脱下皮鞋，重返我从庄前那条小道出发之前的日子。我发呆的时候常常幻想小时候在巷子里赤脚奔跑的声音，当我感觉脚掌和路面摩擦时，我知道我已经人到中年。我有时又觉得村庄又像一条船，我站在河岸上，看着小船顺流而逝。追忆生长我的村庄，就像我坐在码头上等那条小船返回，船上坐着我的同伴和我熟悉的乡亲。让我恐惧的是，村庄那么模糊，关于我和它的记忆越来越少……
我曾经把自己的失忆归咎于历史与现实的压迫。在青少年，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企图逃离村庄，这是一个遗弃和遗忘村庄的历史过程。
王尧的心路历程一开始也是和生活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孙文（孙德明、阿象）一样，生存空间狭窄、贫困、交通闭塞，因此，要想像外面的大千世界，要逃离村庄为好。1879年6月的一天，13岁未满的少年孙文穿着中国农村的土布衣裳，拖着长辫子，随同母亲去澳门，然后登上一艘二千吨级的英国轮船“格兰诺曲”号，远离家乡，向波涛汹涌的太平洋驶去，开往美国的檀香山。孙文此时“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王尧的1981年8月底或9月初的一天与孙文的1879年6月的一天非常相似。只是令人遗憾的是年龄差距。王尧1981年秋天已经满21周岁，进入22岁了。孙文1879年6月还只是满12岁，进入了13岁中间。
我曾经为我20岁以前没有走出湖北东部山区木樨河流域而惭愧、汗颜、羞涩。可是从王尧的四篇散文叙事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令人惊叹而又信服的事实：王尧21周岁以前也没有走出苏北盐城地区（甚至东台县）的河汊和村庄，想要逃离却又不可能，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而又望河兴叹。高中毕业后，王尧当过乡村的小学代课教师，始终没有荒废学习过的文化知识，渴望走出交通、文化、经济都落后的乡村。
王尧的1981年又与沈从文的1922年（亦说1923年）相似。沈从文从湘西出走到北京的时间，有人认为是1922年8月（路上，历时19天），有人认为是1923年8月；至今仍有争论。不管怎么样说，沈从文童年经验和乡村记忆对于沈从文由一个青年转变为成一个作家来说相当重要。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1版、同年11月2次印刷的《人生盛宴》系列作家自传丛书之一《大山里的人生》（沈从文原著、周施选编）就明白无误地说明湘西乡村记忆对于沈从文一生思想走向的重要性。
再来看王尧童年时代：在我们那儿，“村”和“庄”是区别开来的。“庄”是一个行政村的中心，庄以外的地方就是“舍”和农田。以前，比较殷实的人家住在庄上，住在舍上的多半是困难人家，庄上几乎是瓦房，舍上几乎是草房，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年也还是这样。因此，庄，是一个村的政治、经济、商业和文化中心。这些年来，以草房为主的舍差不多都翻新了，再也没有我小时候见到的那种草房子……我离来的那一年，村里有两部电话机：大队的，供销社的。电话机是手摇的那种，很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日本鬼子用的电话机。在70年代中期，大队部东厢房是公社邮电局的一个分总机，公社西部各大队的电话都由这里转接。无数的电话线和插头，是这间房子留给我的印象。到70年代后期，这个分总机撤了。供销社的电话机是内部使用，没有特别的情况，村庄上的人是不会去那里打电话的。（亲爱的读者！这些文字已经不是王尧《返回与逃离》中的了，而是他的《熟悉与陌生》一文中的有关段落。——砾漠注）
王尧比我（砾漠）年长4岁又约4个月，可是他的童年乡村记忆与我非常相似。比如，乡村结构。我童年生活的行政村当时叫涂家坳生产大队，大队部在一个叫作“猪厂岗上”的山坳上，有属于生产大队集体财产的房屋及其院子，分别是猪厂、牵挂面（条）和制作豌豆粉的作坊、代销店、卷“炮子”（鞭炮）的房屋、大队部办公房等等。代销店是我们生产大队的唯一商店，是白石山供销合作社的一个代销机构。代销店的柜台的南端有一部手摇式的黑色外壳的电话机；有一年夏天，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余炎生（此时50多岁吧）用这部电话机向白石山小公社（又叫管理区）党委书记夏定海报告：第二生产队有一个年轻的农家媳妇（炳球的媳妇）上吊自尽了……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此事。像王尧所说的电话机“分”“总机”设在白石山小公社的院子里，有一个叫余品学的青年男子值班守机，通常叫“守电话机的”，年薪600元至700元（农村户口、临时工）……
再来看王尧的散文《眺望与想象》：回故乡的路越来越方便，通畅了，几乎是高速公路，不用过长江轮渡，长江水可望不可即。往盐城方向，到了姜堰的溱潼镇，再下高速转往乡村公路，时堰镇就在不远处，莫庄村就在不远处。汽车越过一大片湿地，乡村景象已经被收拾整理过，田野成了休闲场合的布景。但它潮湿和青色的气息，仍然是我少年时的呼吸。特别是清明时节，遍地菜花……在远离故乡的城市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眺望那个村子。我明白这已经不可能。如果还有这么个地方，那也只在自己内心。内心，有时而不是经常，可能会筑起一个高坡，高坡上长着一棵树，楝树。我爬到了树上，楝树果顺着我的裤管七零八落……
王尧记忆中的楝树与上海女作家竹林记忆中的楝树，与我（洪砾漠）记忆中的楝树，应该都是同一个树种，高高的落叶乔木，春天吐青，夏天林荫遍地，秋天结的果子是淡黄色的外皮，像葡萄颗粒状态，内瓤泡的，还有一棵小核。楝子树的果实成串成串的，为什么不是一种中药材？农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任其自生自灭；树干可以作建筑材料，树枝可以作柴禾，新鲜的树根煮鸡蛋吃了可以治疗肚子痛……竹林有一部长篇小说叫《苦楝树》，写的是浙江的农村生活。我有一篇小说叫《楝林河的春宵》，我在小说中将人物生活的木樨河改称为楝林河……可惜，没有见到王尧以楝子树为背景的小说作品。
再来看王尧的乡村记忆：1989年夏天的傍晚，我抱着女儿站在庄前的水码头上，我没有看到村中的一个少年像我和我的同伴当年那样，从码头下水，然后舒展自己的身躯，仰在水面，望天空飘过的白云……我带着三个月大的女儿回到村上，爷爷抱了抱他的曾孙女，但我竟然疏忽了没有拍照片……1989年冬天，爷爷离开了我们……80年代以前村庄的大小变故都牵连到外公。在“还乡团”还乡的前夕，外公参加了共产党，成为村庄上少数几个解放区入党的同志，合作化以后，外公做了信用社的主任……1977年秋冬间，阴雨连绵，外公走了。老人死于胃癌……1987年冬天，外婆去世……1985年仲秋，在奶奶弥留之际，我从学校赶回老家。我心急如焚，偏偏长途汽车在路上抛锚。在漫长的等待之中，我在公路边田埂上坐下来，家族的历史就像那辆破旧的汽车一样横亘在我的面前……奶奶出生在镇上的女庙巷……现在我已经很少有机会和我乡村的同学见面，除了春节偶尔和几个同学相遇……
后面的叙事越来越接近莫言的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令我们没有恐惧》，当然人物和故事又全然是另一个天地里的……王尧的少年伙伴和同学当中后来也有成为农民工的，这大概是王尧和我这个农民工时有信息沟通的一种原因吧。
王尧的散文《融入与隔膜》着重写他的苏州记忆：1981年暑假后的一天，王尧带着一只木箱和一条被子来到苏州，在南门汽车站下了车。江苏师范学院的几个师兄举着牌子接走了王尧这个新生。王尧坐在大客车里，从天堂（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中轴线人民路穿过，晃晃荡荡地拐进十梓街1号大门……4年后，王尧留在苏州的学校工作……
我多次到过苏州，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十梓街1号在哪段街上。也难怪，我到苏州，总想寻访清朝末年的江苏巡府衙门的旧址、张翼牖创办的东益女中旧址、太平天国革命军将领慕王府旧址……陆文夫笔下的老井、临街的窗、围墙、水码头……当然不会关注虚龄22岁的一个苏北青年王尧走进十梓街1号的情景……镶嵌在我脑海记忆深处的文字还有王尧和妻子带领婴孩时期的女儿的严重问题：无法为孩子晒干尿布，虽然是80年代末了，小两口还没有用电取暖器什么的，因此只能用原始的办法来烘尿布……王尧叙述的农村人烘尿布的情景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我亲见亲历过母亲为弟弟洗尿布、晒尿布、烘烤尿布……我比王尧年纪小4岁多啊！
关于苏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城市的记忆是王尧的乡土和乡村记忆的对比系统、参照系统。有了对比和参照，才能使乡土和乡村记忆得到升华，使人的心灵得到纯净。人的精神家园才有着落。王尧又在思考人生的未来：“一直设想，在退休之后，能够回到乡村去，不一定是我生活过的那个村庄。我想种地，过一种最简单的生活。这样的想法，在今天可能被视为一种浪漫，甚至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情调……以后的乡村怎么样，我无法预测，可我相信总有这样的地方。”（《纸上的知识分子》207页）
总之，王尧的四篇散文《返回与逃离》、《熟悉与陌生》《眺望与想象》、《融入与隔膜》，叙事方法颇像王蒙新时期的《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等意识流小说，时空穿插，城乡对比，今昔对比，寻根与反思，实说与虚拟，实在是上乘的散文精品；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摩挲大地》等文化散文是完全不同的写法。只不过王尧早些年没有王蒙脑子转得快（这是巴金老人晚年评价王蒙的话），才使这四篇作品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到了文化主流的边缘，以致许多新生代不重视它们，视之如敝履，如草芥，如微不足道的屋檐下的一群挡住路的黑色的蚂蚁……蚂蚊挡路预示着天空将有雷阵雨啊！小小的蚂蚊也有它们的生存意义。
鲁迅先生1935年12月30日在上海为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写作的《序言》末尾说：“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王尧的这四篇散文也像鲁迅先生比喻的“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是，我深信，它们将来会被后世的新生代从尘土中挖掘出来，可以考察出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眉目。
2015年8月17日上午8时-12时14分，起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