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适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是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论文胡适，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人物论文胡适范文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摘要
胡适，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他的思想观点对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提出了很多实际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观点。现在看来，仍然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能让我们更注重于去了解现实社会，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思考与反思。
关键词：胡适;新文化;新青年;领袖。
读完《胡适自传》后，又找到胡适的其它一些文章读了读，读后感触颇深。对胡适这个人也比以前了解了很多。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返回复兴基地。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从初中的历史课中的一次接触到胡适，一脸的书生气息，活脱脱的一个文人样貌。再一次深入的去了解胡适，发现他很多观点都十分的犀利，带着他自己的特有的看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是胡适的一篇小文章，发表在1919年7月20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后收入《胡适文存》第二卷。这篇小文章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批判”，解放后更是被揪住不放，被批得“体无完肤”。 胡适的这篇文章当然是有针对性的。它针对的就是上世纪初期中国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期，外来的思想文化象潮水一样涌向中国古老大地，各种“主义”满天飞舞，各色知识分子都在高谈阔论。由于当时中国的封建主义还根深蒂固，人民大众的文化思想还普遍落后，特别是社会弊病非常严重，国计民生问题更是需要迫切研究解决的问题。而一时引进的“主义”虽然多，但大多数是“空”的，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在“纸上”谈论的东西，所以胡适认为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应该实际些，多研究与解决比较具体的问题，少谈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主义”。
胡适认为，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他感慨道：面对这么多的紧急问题，我们的舆论家，也就是评论家和研究家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那么多人热衷于空谈主义，不愿意多研究些实际问题，根本的原因是畏难求易，是思想上的懒。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到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
买一本《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在胡适看来，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自己与别人的经验，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加上想像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的办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定为自己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看了胡适的原文，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很正确的。另外，不象有些人捕风捉影的那样，胡适也没有特别地反对社会主义。他反对的是所有的空谈“主义”。 不仅观点正确，我还觉得胡适这些话有着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国家强盛、民族兴旺、人民富足、社会清明、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生活舒心„„这些就是检验中国进步的标准，至于什么“主义”，那是很次要的。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史实，不一定就完全的反映出了历史。当朝的统治者为了让后人看到当时统治的好，往往会让史官做一些修饰，去美化历史，去美化自己的统治。我们从不同版本的历史记载中才能推论或是看到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况。胡适的这句话，实实在在的反映出历史是存在着一定的虚假成分。
胡适一生以理性的态度批判现实，保持人格独立，视名誉如生命，同时主张“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些理念的形成都与他母亲的口授心传分不开的。什么是理性，就是胡适主张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可武断。胡适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用良知和责任对社会保持评判的态势，以期国家进步。这就是有血有肉的胡适。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胡适一生主张并奉行的人生格言。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是中国近代史上不能忽视的杰出人物。
参考文献
[1]. 书名：《胡适作品集》，作者：胡适，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2000 年5月，起止页码：1-504页。
[2]. 书名：《胡适自传》，作者：曹伯言，出版社：黄山书社，出版日期：1992年7月，起止页码：1-132页
近代史人物论文胡适范文二：希望之神·光明使者——品胡适的荣辱人生[摘要]：胡适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他的为人处世、治学路径、思想风范、道德操守、与鲁迅的友谊与争执，一直是海内外广泛流传、评论的话题。可无论他人和历史如何评价他，都掩盖不了他曾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事实。他是希望之神，他是光明使者，他用他惯有的乐观与希望努力探索着中国前进的道路。当然，他也犯过错，可这错还不足以抹杀他一生的功绩。对胡适的评价，也许我们都该以“不管胡适臭也好，香也好，我始终认为，对他和对别的任何人都该永远一分为二，既不捧为神，也不贬为鬼。”为标准，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历史的针对性，也有现实的针对性。
[关键词]：胡适 新文化运动 鲁迅 中国近代史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人物，在当年‘如雷贯耳’的，如今已没人知道了;今日‘如雷贯耳’的人物，在‘新文化运动’时代，还不见经传呢”②，这就是历史，我们所见到的不一定就是它的本来面貌。比如胡适，今天我们对他的评价大都停留在胡适最终成为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的“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的走狗，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胡适是一个永怀希望者，他满怀希望的去寻找中国的出路，他坚定的相信中国可以真正的建立民主法制并从而保障自由，他的心是系着国家的，他的情是为着民族的，所以我们不该以他一时的错来掩盖他一生的功绩。今天，就让我们抛开所有的偏见，拨开历史的从从迷雾，来从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光明使者”——胡适。
一胡适生平概述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是一般人对胡适的了解，下面就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他的生平事迹。 ㈠胡适主要经历 ② 曹聚仁 《天一阁人物谈》 三联书店 2007年出版 第1版 第493页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㈡胡适一生的信仰
胡适人生信仰的孕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1919年已有所定格。他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写道：“我母亲于一九一八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导我把在这广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条第一次列成条文的时机。这个信条系于一九一九年发表在以《不朽》为题的一篇文章里面。”他的信仰复杂而渐次丰富，贯其终身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对其行为起着直接的左右作用。然而在1919年以前他的信仰是多维的，他之后的信仰是逐渐演化而来的：
①胡适的第一信仰是父亲的教诲。他说其父“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有治理才干的人。”胡适入学后的第一读本是其父写的《学为人诗》。他 2
后来回忆说，内中“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知，反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寥寥数语，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
②胡适的第二信仰是母亲的为人。他说“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③
③胡适的第三个信仰是“无神论”。他说：在八至十一岁时，读《资治通鉴》“使我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④
④胡适的第四个信仰是杜威哲学。他说：“杜威给了我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这个技术主体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竞使我变成了一个做历史探讨工作的人。”
⑤胡适的第五个信仰是“社会不朽”。这种“社会不朽”的信仰是从“三不朽”的信仰演化而来的。他说：“好多年来，我都是以一种‘三不朽’的古说为满足，这种古说我是在《春秋左氏传》里面找出来的。”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说“我母亲的逝世使我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觉得三不朽的学说有修正的必要。”经过种种“推想”之后终于“信了可以称为社会不朽(Social Immortality)的宗教”。他认为，“这个社会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国古代三不朽学说更为满意，就在于包括英雄圣贤，也包括贱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恶德，包括功绩，也包括罪孽。就是这项承认善的不朽，也承认恶的不朽，才构成这种学说道德上的许可。”
胡适一生头衔很多，他有“三十六个博士头衔”，但最让人钦佩的还是那个“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自由主义的先驱”的头衔。由此可见，尽管胡适一生贡献卓越，但最让人震惊的还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 ③
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个人及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他命运中所凝聚的现代文化移植的困厄,都是令人回味并有着现代启示意味的。
㈠思想站的更高的胡适
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是近代中国，思想言论影响最大、最久的一个人。外国学者说胡适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就足以证明胡适之思想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有多么重的分量。
㈡胡适称得上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鼻祖”之一
“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身体力行地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实践之中。在文学理论方面，他陆续发表了《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大力提倡新文学创作。在引进西方文学作品方面，他翻译了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国内的新文学创作提供精品借鉴。最为可贵的是，胡适一马当先，尝试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这些作品，虽然还留有旧诗的若干痕迹，但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开始打破传统的诗歌格律，内容也表达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胡适又于1919年发表自称为“游戏的喜剧”的《终身大事》，剧作明显带有易卜生的影响。尽管反封建的主题思想相当软弱，却以其触及觉醒中的青年普遍关心的婚姻恋爱自主、妇女解放等社会课题，激起过强烈反响。所有这些，使胡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㈢胡适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这篇文章中，虽包含着“远离政治”的主张，但却从学术研究上提出了胡氏治学的“三步法”。同年8月，胡适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文，强调了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研究的意义，并把整理国故同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指出：“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运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因此，他把新文化运动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于是，一场“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了。1921年，胡适草拟了《整理国故的计划》。在胡适等人倡导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故基本丛书》、《国故基本丛书简编》、《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小丛书》等数百种书籍。胡适在有关历史的方法论、古籍整理、个人传记写作、考古学、专史研究甚至档案文献学方面，都有了不起的建树。其治学方法与路径，更影响了几代中国学者。
说起“新文化运动”,就不得不说鲁迅，他和胡适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历史抬高了鲁迅贬低了胡适，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不以为然，我倒认为他们各有千秋。
三永怀希望者与永处绝望者——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文化层面上，若说“激进”，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不分轩轾。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两人从隔膜到生疏到分道扬镳，直至近乎敌人。如果以官方的说法，那是因为胡适逐渐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成为“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而鲁迅，则一直是站在“劳苦大众”一方，决绝的与有权势者作着毫不妥协的斗争。两者一个是在后退另一个是在不断前进。成为敌对，那就毫不奇怪了。
可如果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都是如此概念化的，如教科书般的解释，容易倒是容易，浅陋却也是一定的了。
㈠两人在上的文化异同
两人在文化层面上有着相同的追求。都曾经希望用文化改变国民性，然后在国民性改造的基础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一个从诗入手，一个以小说作先锋，都从默默无闻而名声大噪，成为文化上的“旗手”。文化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而政治则仿佛还很遥远。而最初的志同道合，由于他们年轻时所不同的经历，很快就出现了变奏，终于在不断深的介入到政治而凸现出来，分道扬镳的命运已经是注定的了。
两人从文的经历相同，但胡适并不是因为刺激而有了在文化上的责任感，而是首先服从兴趣，在学习的同时，把自己“全盘西化”了一遍，之后觉得“古老中国这位绝色美人，一旦接受全面现代化的洗礼，登上世界大舞台，必定会处于不败之地”。他已确定，在现在世界，欧美式的民主虽然不是完美，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中国要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富强，在改革制度之前，必须对习惯了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国民性进行“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现代化的改变。他的目标明确并且相信这目标总会实现，为实现目标而要走的路也矢志不移，因此他的一生都充满希望。而鲁迅正好相反，所以他一生都处于绝望。
㈡两人在政治态度上的异同
两人都从文化起步，但鲁迅始终注视着文化，而胡适则更多的关注政治，一个追求完美，一个只图“不要太坏”。完美导致绝望，而“不要太坏”则总会激发希望，他们之间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着“乌托邦”情节的鲁迅是孤独的，因为有心中的“乌托邦”，他的目光太敏锐了，他的言语也最为让人难以接受，中国在面对鲁迅时是崇尚中庸的国度，何时能够容忍如他这样对于国民的性格挖掘得深入骨髓的人?何况，他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鲁迅不断的被刺伤，也不断的用手中的笔去回击，但越回击心中的困惑也越大——中国的前途在那里?
希望中国真正建立民主法制并从而保障自由的胡适，也是孤独的。他的民主、法制思想不为当权者所接受，也不为“革命者”所接受，那么要想影响这两大团体所控制的民众更是难上加难。中国要么隐忍于黑暗，要么在黑暗中进行更为黑暗的破坏，而进行光明的建设却总是没几个人愿意去干。
鲁迅在不停的抗争、揭露、还击中精疲力尽的倒下了，而胡适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仍然不厌其烦的提倡他所一直推崇的西方文化和制度，他如同一个执拗的宗教徒，在最为黑暗的时候仍然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永恒的真理，直到突发性心脏病夺取了他的生命。
鲁迅死在绝望当中，死在努力一生而看不到希望的绝望当中;胡适死在希望当中，死在努力一生看到希望在远处闪烁的希望当中。无论希望与绝望，他们都已死了，都在历史的风尘中看着后人们进行着希望和绝望的努力。⑤
「结论」：“历史该留给历史评述”，这句话说得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历史总会应各种原因而存在偏差，所以对于历史或历史人物我们都应该怀着怀疑的态度⑤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年6月出版 第1版 321页去接受。正如胡适，如果我们只听信历史课本而就认为胡适是一个“过河卒子”的话，我就会错过一位能给我们心灵带来启迪的大师。
“以口为碑”，使先生的事业代代相传，“以心为碑”使先生的精神更感人至深，“以文为碑”使先生的功德寿于金石而不朽。⑥既然我们已了解了胡适先生一生的荣辱成败，那么，就让我们好好发扬他的优秀的品格，并把他的失误当成我们的前车之鉴吧!
[参考文献]：
1曹聚仁 《天一阁人物谈》 三联书店 2007年出版 第1版 第493页 2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年6月出版 第1版 321页 3林语堂 《为胡适先生营造一座公共纪念坊》载于《北大人》2008年冬季刊第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