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不少朋友都喜欢经常找一些短篇的名人励志人生经典故事来看，那么短篇名人励志人生经典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短篇名人励志人生经典故事：孤独温暖的旅程
作者:铁凝
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人。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认识已久的一个孩子。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之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省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使我对沽源产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绘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汪曾祺从未在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地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到后来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字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我去沽源县是在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在这里肆虐，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挨过他的时光。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多有耐心和爱。
1989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8点半开会，汪曾祺6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诚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地说好。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这位艺术家在回忆录里写到当老之将至，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老头。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焦躁不安的世界。
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排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使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个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短暂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锅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于是我又常想，一位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孤独，从塞外凛冽的寒风中快乐地朝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是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
这使我始终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短篇名人励志人生经典故事：杂学成就左宗棠
1832年到1843年，左宗棠21岁到32岁，他从湘阴到湘潭倒插门12年，除了居家过日子，他到底还做了些什么?
12年的寄居生活，左宗棠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去醴陵县的渌江书院主持教学;二是埋头潜心研究科学种田方法，作《广区田图说》;三是继续研究舆地学，自己在家里绘制中国地图。
今天看这三件事，教书的事情，读书人多会做。但是，研究科学种田与自绘地图，就让人感到意外了。
左宗棠研究种田时，不迷信古人，只相信实践。他认真又细心，细致到亲自计算每亩田的总穗数，怀疑前人“稀禾结大谷”的说法，施行密植。为此，他还与帮他做事的长工姜志美吵起来，逼着姜志美改掉老规矩，按自己的新办法来做。后来，他总结种田的经验，写了本《朴存阁农书》。
他自绘地图的方式也很特别：先制作一张皇舆图，纵横各为九尺。图上画成方格，假定每格纵横各为一百里，并用五种颜色来区分各地主产的农作物。根据这张总图，再来制作各省分图，各省又分为府县，都做了说明。古为重险地现为散地、从前是边陲现在变成腹地的疆域沿革，这些变化，他都逐一注明。由此，再上溯至明、元、宋、唐各朝代，严谨而专业。左宗棠夫妻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不分昼夜地努力，全新的“皇舆图”终于画成。
他画地图时，夫人周诒端就在边上端茶、摇扇、磨墨;他画好初稿，夫人就帮助他影绘、誊清。左宗棠后来给二哥左宗植写信，生动地再现当时场景：“日来已着手画稿，每一稿成，则弟妇为影绘之。遇有未审，则共取架上书翻查之，十得八九，其助我殊不浅也。”
一个落榜举人，放着四书五经不读，八股不作，却研究种田，已违背传统做法。左宗棠研究农业与地理，在当时看来，都是无用之学。他当时花费大量时间，耗费心血来研究这些东西，不但看不到前景，也找不到任何出路。
但是，有用与无用，会相互转化。
左宗棠后来在陕西、甘肃、新疆带兵打仗，所有的军粮都在当地解决，这些学问都是他年轻时闲居在农村时种田摸索出来的。而他对中国新疆版图、地理等情况了如指掌，又得益于他早年在家里自绘地图。他的地图一旦派上用场，连俄罗斯人也难以望其项背。他这些学问需要数十年的积累，不是靠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可以得来的。
无心插柳柳成荫。左宗棠这种非功利的读书方法，决定了他日后的成功。
左宗棠自己怎么看这种治学方法?1865年，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给大儿子的信中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
短篇名人励志人生经典故事：凡·高逸事数篇
1.凡·高习惯将小蜡烛放在自己的帽檐上，以便在晚间作画。
在给弟弟提奥的一封信中，凡·高提到他“在(帽檐的)烛光下”创作出了《罗纳河的星空》。此事至今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在另一封写给提奥的信中，凡·高写道：“对我来说，夜晚似乎比白天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绚烂的色彩。”如果这些记述是真实的，那么他就应该会在晚上找个咖啡厅之类的地方，戴着他那特别的“烛光草帽”，坐在其他顾客旁专心作画。
2.虽然世人都认为凡·高是自杀身亡，但也有说法称他可能死于他杀。
普利策奖得主、传记作家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于2011年合作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凡·高：人生》。两位作者经过考证认为凡·高当时并没有自杀，而是被当地的一名鲁莽少年所杀害。其实，艺术史学家们也并没有完全接受凡·高自杀的事实，虽然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仍然将他的死亡原因明确记录为自杀。2014年11月《名利场》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引述了一位法医的报告，这位专家对凡·高持枪射杀自己的记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凡·高不可能如此近距离地用枪口对准自己的身体，与此同时，凡·高的手掌上也并未发现任何近距离射击留下的灼伤痕迹。
奈菲和史密斯指出，没有人找到射杀凡·高的那把枪，无论自杀还是他杀，凶器都不见踪影，这一点始终都很可疑。
不管后世怎样去猜测和证实，凡·高的确曾经表达过自杀的想法，他曾说过想离开人世并且拒绝一切可能的医疗救助，“人生就是苦痛”。
3.凡·高的耳朵也许是被别人割下来的。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凡·高的左耳并未完全被割除，只是左耳的部分耳垂不幸被割掉了。据报道称，在“割耳事件”发生三天后，凡·高将割下的耳垂送给了一名妓女。但究竟是不是凡·高自己割下了耳朵，依然存在着大大的疑问。在“割耳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里，凡·高与同样是画家的好友保罗·高更居住在一起。高更除了以画作闻名艺术圈，还是一名专业的击剑手。凡·高和高更因各自固执的个性，经常打架互掐。尽管两人都说是凡·高自己割下了左耳垂，但这里面的蹊跷确实引人猜测：也许是两人顾及彼此的名声和颜面而说谎……历史的真相已随着大师们的离去而被掩埋。其实，翻翻凡·高的个人信件，我们不难发现，凡·高对高更的感情近乎仰慕，以致他的弟弟提奥千里迢迢找到高更，以“重金”请他来和凡·高住在一起。
也许是什么特别的原因，凡·高始终不愿说出“割耳事件”当晚发生的一切。然而在一封写给提奥的信中，凡·高提到：“幸亏那晚高更没有携带枪械或其他更加危险的武器。”这一句话引起后人无限的猜测和遐想。
4.凡·高自己意识到患病，住进圣雷米的圣保罗精神病院。在那里，他安静地凝视着窗外，创作出《星月夜》。
1889年1月，凡·高从阿尔勒的一家医院出院后不久，就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割耳事件”。他也察觉到自己精神方面的问题并未治愈，几个月后(大约在1889年5月)，凡·高主动住进圣保罗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根据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的史料记载，在他住院后不久，提奥给他写来一封信：
“得知你的身体状况并未有所好转，说实话我非常伤心。尽管在你写给我的信中并未透露任何精神脆弱的迹象，但你自己走进精神病院的举动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这只是你的一种预防措施。我太了解你了，你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想拖累那些认识你的人。”
在精神病院疗养期间，凡·高创作了许多经典的传世画作，如《鸢尾花》《橄榄树》，当然还有《星月夜》。然而，凡·高自己却认为《星月夜》是一幅失败之作。他在给提奥的信中谈到《星月夜》时说：“这幅作品对我来说简直一文不值，甚至连‘尚佳’都谈不上。”凡·高本打算邮寄出所有的画作给提奥，但由于邮费太贵，他就将《星月夜》从邮寄的包裹中拿了出来。后来提奥尝试过出售凡·高的部分画作，却无人问津。
5.在成长的过程中，凡·高经常看到刻有自己名字的墓碑，因为他有一位早年夭折的、与自己同名的哥哥。
凡·高在荷兰的津德尔特出生、长大。1849年，那时凡·高的父亲西奥多卢·凡·高还是荷兰归正教会的牧师。和凡·高同名的兄长文森特在刚生下不久便夭折了，葬于墓地，这个墓碑至今仍在。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津德尔特的市民依然以这里是凡·高的诞生之地而倍感荣耀。这座不大的小镇建有凡·高广场、凡·高和弟弟提奥的纪念雕塑，依旧保留着凡·高当年居住过的旧址。凡·高最早住过的房子位于津德尔特大街，但遗憾的是这座建筑已经被拆除，后人已无法一睹当年的风貌。
6.凡·高从二十七八岁才开始画画，但到他37岁离世时已创作了900余幅画作，以平均每周两幅的惊人速度保持着激情的创作。
在开始从事职业绘画前，凡·高曾尝试过很多职业，从传道牧师到教师，到艺术品交易商……根据凡·高画廊的记载，他在1881年12月末给提奥的信中描述道：
“提奥，你知道吗，当打开绘画盒时，我是多么的开心。在经过一年的学习和探索之后，我想现在才是用它的最好时机，比我当时立即开始作画要明智得多。现在，我的绘画生涯真正开始了，你觉得如何?”
凡·高在世时创作了900余幅油画，留下了多达1100张画稿。如此多产的他，却被诊断为患有癫痫病和一种叫作“多写症”的行为障碍疾病。所谓多写症，就是有强烈的写作冲动而无法自控。对于凡·高而言，这种冲动就是绘画创作。受此折磨的凡·高无法自控地与画板交流，不停地绘画，不停地创作。
7.凡·高画作中标志性的鲜黄色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地消融和褪色。
凡·高在绘画中经常使用一种鲜明的黄色颜料，这种黄色被视为他的“艺术签名”之一。这种颜料是工业革命的一种副产品色素，学名“铬黄”，已被证明是一种具有挥发性的有毒物质，而它长期释放、分解的化学过程又是不可逆的。
这种黄色被大量使用于《阿尔勒的卧室》等画作中。遗憾的是，如今这些当年光芒四射的画作已经逐渐褪去了最初鲜亮的色彩和夺目的感召力，人们再也无法目睹原作的锋芒。
研究者孔恩·詹森测试了凡·高画中的铬黄色素，并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这种光泽的消褪是永恒的。要逆反这一化学反应的过程，只会给原作带来更大的破坏。
8.一位见过凡·高的122岁超级寿星，对这位画家的印象居然是“邋遢的，不修边幅的，令人厌嫌的”。
简妮·卡蒙特生于1875年。她一生都居住在法国的阿尔勒小镇直到1997年去世，那一年她122岁。她也被认为是(有明确记录的)世上最长寿的人。1888年，凡·高居住在阿尔勒时经常去卡蒙特叔叔的小店买颜料，她对凡·高的印象居然是“邋遢的，不修边幅的，令人厌嫌的”。
根据《纽约时报》1997年发出的讣告，当年见到凡·高时卡蒙特大概只有十二三岁。她对自己的后人说：“凡·高是谁?那个丑陋的、没有风度没有礼貌的、看着很病态的男人?我原谅了他的粗鲁，因为人们都说他是个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