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在英语学习方面有不懂的地方，不要大意地去问吧。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快速提升英语的方法，供大家参阅!
快速提升英语的方法：英译汉常见雷区
一、国名和机构名
国名一定要准确翻译，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译错绝对要扣分。国名一般都能在字典中查到，只是要注意简称和全称的问题。“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一定要翻译为“美利坚合众国”;如原文为“usa”,则可译为“美国”。孟加拉国的英文全称是“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翻译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其简称“bangladesh”，一定要翻译为“孟加拉国”，不能译为“孟加拉”而省略了“国”字。
机构名称也是一样，例如“unesco”是缩写，也就是简称，一般译为“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系统译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织本身的译法)”，这两种都可以。有的考生将“unesco”这个简称翻译为全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这是一种过度翻译，有画蛇添足之嫌，在国际组织文件翻译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在考试中也要扣分。
二、地名
除另有特别规定外，对于原文中的地名一般都是要求翻译的，翻译时可以借助外文词典、地名词典或其他工具。在考试中，考生应该力争将地名按照通用的习惯说法准确地翻译出来，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大城市，几个主要大国的州(省)一级名称。翻译(水平)职称考试允许带字典，因此，只要查一下字典，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无论考生的翻译水平有多高，译文中如将“geneva(日内瓦)”翻译为“几内瓦”，将“bern(伯尔尼)”翻译为“波恩”，也会直接导致扣分。有些小地名字典上查不到，当然可以自译，这时如果在地名译文首次出现时将原文加括号附在词后，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处理方法。考虑到这是限时的考试，阅卷时，各阅卷组也会对这些小地名的扣分作统一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地名一定要力求准确翻译。
三、货币符号
在实务考试中经常会出现货币符号的缩写，这些货币符号一般也需要翻译出来。例如“￡”(英镑)、“$”(美元)、“€”(欧元)等等，考生对这些符号要有基本的了解。原文中明明说的是5000万英镑，你翻译为5000万欧元，实际价值错得离谱，你说阅卷老师能不扣分吗?
快速提升英语的方法：英译汉常见的雷区
一、数字
关于数字用法的问题，国家主管部门已有具体规定，各翻译出版机构以及一些国际组织也有自己的专门规定。有志于从事翻译职业的人应该对这些有起码的了解。
一般的规定是，对于纯粹属于计量或统计范畴的数值，无论原文是否使用阿拉伯数字，译文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例如：原文“654,321,000”，译文中照抄“654,321,000”即可;不能译为6亿5千4百32万1千。原文“fifty million”，可译为“5 000万”;不能译为“五十百万”，或“50百万”。对于万以上数字，中文一般以“万”和“亿”为单位;原文“half a billion”，可译为“5亿”。原文“five trucks”，可译为“5辆卡车”;原文“3-4 percent”，可译为“3%-4%”;原文“five percentage points”，可译为“5个百分点”。
原文用英文数字或罗马数字表示的，除纯粹属于计量或统计范畴的数值的情况外，译文用汉字。例如：原文“Chapter II”，可译为“第二章”，不能译为“第2章”;原文“Committee of Twenty-four”，可译为“二十四国委员会”，不能译为“24国委员会”;原文“Sixty-fourth Session”，可译为“第六十四届会议”，不能译为“第64届会议”。
在原文中，数字如作为词素构成固定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具有修辞色彩的语句，以及邻近两个数字连用表示概数的情况，则译文中可使用汉字;整数一至十，如果不是出现在具有统计意义的一组数字中，可以用汉字，但要照顾到上下文，以便求得局部体例上的一致。例如：原文“quarter”，应译为“四分之一”;原文“three to four people”，则译为“三四人”;原文“Third World”，可译为“第三世界”;原文“several thousand people”，则译为“几千人”;原文“five principles”，可译为“五项原则”;原文“four or five hundred”，可译为“四五百”;原文“well over sixty”，可译为“六十好几了(年龄)”, 原文“50-odd years old”，可译为“五十出头”, 原文“a little over 30 years old”，可译为“三十挂零”等等。
对于数字的翻译还可以做出许多规定，但对于翻译(水平)考试而言，掌握以上三点就基本可以了。对于不规范的数字表述，诸如“6亿5千4百32万1千”之类，阅卷老师都是要酌情扣分的。
二、人名问题
除另有特别规定外，对于原文中的人名一般都是要求翻译的，翻译时可以借助外文词典、人名词典或其他工具。在考试中，考生应该力争将人名准确地翻译出来，尤其是一些国际上较为著名的人物，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几个主要大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历史上有名的大科学家、大文学家等，还要注意与港澳台地区的译法有所区别。对于一些一般人不太熟悉的人名，即使翻译得不太准确，考虑到这是限时的考试，阅卷老师一般是可以通融的(各阅卷组会作统一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人名一定要力求准确翻译。
有的考生在译文中将外国人名直接上原文，这是不符合要求的(除非有特殊规定)，阅卷老师会相应地扣分。有的考生在译文中将人名空在那里，这就更不符合翻译的基本要求了，做翻译是不能开天窗的，那就是失职了。
快速提升英语的方法：翻译理论，迈向翻译学最重要一步
许钧等著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是值得每一个从事文学翻译和关心文学翻译的人认真一读的好书。这本书并不教给你什麽，但是它开启了翻译的多种可能性，足以使你满怀信心地确立自己的选择。本书基本上是许钧先生访问国内二十位翻译家的笔录，取对话形式。许钧先生的地位是独特的，他是访问者，要通过精心设计的提问让被访者说出他们的想法，甚至想法后面隐藏着的东西;他又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者，他有他的观点需要表达，有时甚至难免激烈然而礼貌的争论。这种独特的地位决定了本书的特点：既深入浅出，又生动活泼，既充满例证，又不离宗旨，既主客判然，又融融泄泄。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围绕着一个确定的主题，邀请二十位译家一一对谈，历时三年，最后集于一书，这在国内恐怕还是第一次。
文学翻译有没有理论?文学翻译有什么样的理论?这是一个表面上解决了而实际上颇有争论的问题。出了那么多的“论”和“学”，要说文学翻译没有理论恐怕过不去;若说文学翻译有理论，可是一些自成一派的理论家却不能做一个胜任的翻译家。于是文学翻译就有一个实践问题，有实践而后才有理论，有多种实践就有多种理论，“文学翻译理论不应该有非此即彼的统一标准”，正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得来却是不容易的。许钧先生的对话者绝大多数都是有成就的翻译家，也就是说，都是一些文学翻译的实践家，他们只是把自己信奉的原则娓娓道出，或辅以鲜活的例证，或进行理论上的阐发，显得那么谦和，然而却是坚定的，不像有的理论家那样咄咄逼人，在把自家的理论捧上天的同时，把别人的理论打入地，仿佛在翻译理论这片土地上必得有一个君临一切的国王一样。人类有翻译活动已是很久远的事了，罗马人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就大规模地翻译古希腊的文学著作，中国的《礼记》记载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口译(不排除笔译)活动，有文字记载的笔译佛经的活动则开始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翻译的历史可谓久矣!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是直译，还是意译，始终是翻译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到了今天，则进化为形似还是神似，更引而申之为语言学派还是文艺学派，至今未有一致的看法。然而奇怪的是，主张形似的或语言学派并不否定神似或文艺学派，主张神似的或文艺学派却往往否定形似或语言学派。在许钧先生与之对谈的翻译家中，除了个别的翻译家外，大多避免把自己划入形似派或神似派、语言学派或文艺学派，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在文学翻译的实践活动中分流划派，原本是从事文学翻译研究的人的一种追求简便的办法，在删繁就简之中难免留下或多或少的陷阱，从事翻译实践的人自然有所警惕，不那么容易入于彀中了。就拿直译、或形似、或语言学派来说，一个译者拿到一篇作品，他想把作者说了些什么和怎样说的传达给读者，他要考虑作者和原作的时代背景、文化特点和语言风格，他首先要保留的是原作的语汇、句式和结构，赖此传达出原作所包含的人物事实、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文本的风格;他不能保留的，如区别中外语文的一些特殊的句式结构(包括文化)等，他必能采取适当的方式曲为表达。一种语言要安稳地到达另一种语言，必要经过“颠顿风尘、遭遇风险”的过程，然而毕竟是可以“安稳”到达的，须知在多数情况下中外文是一致或近似的，正所谓“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林纾语)。有些情况需要变通的，无论什么样的译者都会变通的，决不会胶柱鼓瑟，弄出不通的中文来的。原文中的字有虚实，有音响，有色彩，有情调，句或简洁，或奔放，或舒徐，或繁复，篇章结构清晰紧凑，复杂多变，无奇不有，风格则或阳刚，或阴柔，或兼而有之，若说形似，须一一对应，谈何容易，远非字字对译或查查字典所能奏效。至于个别的表达习惯，例如法文的形容词一般放在名词后面，译成中文一定会把形容词放在前面，根本不涉及形似还是神似的问题。大体上的直译若不能做到文从字顺，只能说明译者的懒惰，或对祖国的语言的掌握还不到家，更何况还要传达出原作的精神，所以，受访的大部分翻译家主张“以形写神”，或者“形神兼备”，或者“形似而后神似”，而对“得意忘形”或“重神似不重形似”之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茅盾先生称那种“字对字”的翻译为“死译”，说“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要表达原作的精神”，我认为他的话是对的。真正的直译是即重形似又重神似的，不像意译派那样对原文要去粗取精，离形得似，完全置形似于不顾。实际上，所谓直译，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比着原文依样画葫芦，字字对译，毫厘不爽，似乎很容易，其实，直译比意译难得多，试想在有限的空间里惟妙惟肖地再现原文的风采，不许裁弯取直，不许绕过困难，不许离开原文做无根之想，还有比这更难的吗?真真是戴着镣铐跳舞啊。水天同先生说得好：“夫‘直译’‘意译’之争盲人摸象之争也。以中西文字相差之巨而必欲完全‘直译’，此不待辩而知其不可能者也。亦有两方语句，不约而同，顺笔写来，自然巧合者，当是时也，虽欲不 ‘直译’岂可得乎?”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中“直译”“意译”的说法几未出现，而代之以形似或神似、语言学派或文艺学派。直译还是意译，形似还是神似，语言学派还是文艺学派，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看看文学翻译的历史，早期的不算，因为那时还有不懂外文者从事翻译，就拿解放以后来说，成功的译品几乎都是直译或在直译的基础上意译的作品，就连被视为神似派的代表、提倡“重神似不重形似”的傅雷先生也说：“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难怪许钧先生“觉得傅雷先生的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我们不能从几十万字的一本小说中挑出几个词或句子就说直译如何意译如何，可以说，现代的一部译作大部分都是直译的，只有个别的部分或细节是意译，而且还有好坏的区别。
以上说了一些直译的好话，似乎在为直译辩护，其实直译不需要辩护，只不过有人自以为是文艺学派的代表，对直译或形似或语言学派说了一些不实之词，使我有一种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罢了。我不是“卓有成就的著名翻译家”，我不入直译派、形似派或语言学派，也不入意译派、神似派或文艺学派，如果我从事翻译活动，我只想把我的翻译搞好。这里，请允许我引用我说过的话：“我对于文学翻译只是业余的，但虽说是业余爱好，这文学翻译究竟是一项严肃的事业，须满怀热情地认真从事，并多少该有些自尊自重自豪感。因此，一个动笔翻译的人可以没有系统周密的理论，却不可以没有切实可行的原则。他必须对什么是好的翻译有自信而且坚定的看法，但是他不一定要固执地认为只有一种翻译是好的，其余都是坏的。”因此，许钧先生说得对：“过去我们习惯于二元对立，翻译上的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也水火不相容的样子，殊不知矛盾的双方总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存在前提的。在大的方面，我们需要一种翻译哲学来解决可译与不可译的种种矛盾。可具体而言，我们仍然要强调翻译是一门实践的科学，翻译理论研究是要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而不要制订一个标准，界定两个学派的是与非。” 未来的翻译学什么样子?与以往的翻译学有什么区别?这是不可预见的事情，但是，它将不是以二元对立为思维原则的产物，直译和意译，形似和神思，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将不再以各自的极端形态出现。许钧先生在和王理行先生的对话中说，他“想写一部《翻译论》”，我们翘首以盼，而这部《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 ——翻译对话录》就是“迈向翻译学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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