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为什么甲午战争会失败，为什么北洋舰队会全军覆灭呢?接下来就跟着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大国输给小国，根源何在?甲午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一场“泱泱大国”输给“蕞尔小邦”的特例，它不符合常规，但却真实地发生了。这其中，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是走向鼎盛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走向衰落的封建主义农耕文明的胜利，是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最终走向全面失控的结果，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内在必然。这次战争，中日角力，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的搏杀，也取决于战前的准备，还取决于战场之外的较量。
甲午战争的惨败，其原因教训可以列出若干，但根源可归结为三条：
第一，政治彻底腐败。中国封建政治文明最大的特点是高度的中央集权。通常的规律是，在王朝鼎盛时期，政治相对清明，朝廷有令必行，社会有序，四方臣服;王朝没落时期，政治腐朽，完全无力应对和解决内忧外患，无可挽回地要走向崩溃。晚清末年，就处于这样的历史节点，统治集团互相倾轧，腐败盛行，已经到了完全无法应对列强凌辱的地步。彻底的腐败导致了彻底的失败。
第二，备战严重不力。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渐成朝廷共识，于是有了洋务运动，近代国防工业得以发展。但在“中体西用”思想的主导下，并无清晰的发展战略和确定的作战对手。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备战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备预算，停购军舰，停拨经费，放松国防建设，对即将到来的中日对决缺乏足够准备。
第三，国家意志力极其薄弱。当时的日本，上下一心，长期准备，一心一意与中国为敌，勒紧裤带扩军备战。而大敌当前的清政府，软弱怯懦，寄予侥幸，朝纲混乱，政令军令不一，各种矛盾聚集发酵，社会动员乏力，凝聚不起克敌制胜的统一意志，根本没有决战到底的坚强信心和坚定决心。
悲剧不再重演，路在何方?重新审视甲午战争，有太多沉重的感悟和启示，但归结起来，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必须始终把作风建设摆在生死存亡的高度，作为头等大事抓好;二是必须始终加强备战，建设一支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一流军队：三是必须始终具有超强的国家意志力，凝聚全民力量以决战到底的决心应对一切挑战和敌人。我们要做到这些，思想和行动就不能定格在过往的历史上，必须勇于超越，这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一、我们不能在时间上定格，走向复兴一定要超越陈年旧事。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反照现实，但历史仅仅是一面镜子，不是现实世界。简单类比会得出错误判断。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看待历史。
120年前的甲午，统治者醉生梦死，全不顾社稷安危。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家族统治，朝廷解决“心腹之患”胜于“肘腋之患”，以至于割地赔款在所不惜，封建王朝内部勾心斗角，为防范李鸿章坐大，清政府宁愿养着八旗和绿营，也要坚决遏制北洋舰队和北洋陆军的发展。清朝末年的党争是历史上最复杂最严重的党争。帝党、后党、湘党、淮党挟国家利益而争权，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主战的帝党，不明敌情盲目自信，一昧主战，背后希望借此机会夺权;主和的后党，实际控制朝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消极备战迎战，力主调停。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尤其是在用人打仗上甚至到了赌气用事的地步，非我族类，一概不用。
大敌当前，需要上下一心，号令一致，令行禁止，政令军令畅通无阻，但当时的清廷，君臣各有盘算，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大东沟一战，北洋水师惨败，李鸿章奏请南洋水师支援，朝廷下旨：“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为由拒绝：旅顺陷落前夕，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一面积极表态：“舍此四轮亦所不计矣!”同时又自贬南洋官兵：“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要求北洋派人，“将此四轮管带全行更换”，故意为难北洋，最终未派船舰助战北洋。
此时非彼时，来时非今时。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得到警醒，而不能悲观消极、造成误判。今天的中国，有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强大的民族团结，积累了深厚的发展基础。要高举和平发展大旗，以应有的大国心态、全球视野，在国际竞争的大棋局中，审时度势，纵横捭阖，信心满怀地开创中华民族幸福美好未来新时代。
二、经验主义是创新发展的大忌，摆脱羁绊一定要超越思维定式。
近代中国，闭关自守，即使国门被列强洞开，“睁眼看世界”逐步成为上下共识，但甲午战争前后，中体西用的思维仍主导整个朝野。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东亚具有扩张野心的资本主义强国;而此时的大清朝，依然以“天朝上国”傲视“蕞尔小邦”在军事战略指导上更是没有方向。
在推进军事变革上，只引装不纳制。日本按西方军制全面改造军制，从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勤务保障等方方面面实现了近代化。而清军还是沿用冷兵器时代的制度机制，用管理陆军的办法管理新式海军，虽然进口了大炮军舰，制造了一些武器弹药，也换了军装，训练了新军，但总体上在军队军制、军事指导和作战方法上远远落后。在战略预判、有针对性备战上铸成大错。
在发展装备上跟进意识不强，不适应紧迫战争准备需求。1890年，北洋水师2000吨以上的战舰有艘，共计吨位2.7万多吨，日本海军2000吨以上的战舰有5艘，共计吨位1.7万多吨。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了6万多吨，北洋水师却没有增添任何舰只，且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而且北洋水师的舰上火炮炮弹不足，质量不好，型号不一，有药无弹、有弹无药的问题突出，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舰而不裂，有的根本无法装入炮膛。黄海战前半个月，英国驻华公使赫德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糕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
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永远是新生事物的绊脚石。一百多年来，世界军事变革一刻也没有停止。我们要汲取历史惨痛教训，用敏锐的思维、宏阔的视野感知世界、跟进变革。海湾战争以来，战争形态和样式急剧变化，美军近年来相继提出“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全球军事打击”等军事战略，军事指导理论变化之快前所未有。我们既不能原地踏步，也不能亦步亦趋地追赶，而要立足自身条件，搞清楚强敌是谁、从哪里来、用的什么武器、软肋是什么，有针对性地进行战争准备，充分发挥我们的优长，瞄准敌人的死穴，只要敌人敢于来犯，就要确保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三、当前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但应对挑战一定要超越海洋。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史上，都是围绕逐鹿中原争夺王权、巩固政权，历代统治者从来都仅仅是把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从不予以重视。1840年，英国舰队从海上打开了中国国门，列强随之破浪而来，清政府仍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海权时代的到来，迟迟不能超越大陆意识、陆战思维，造成战略视野狭隘、军事指导落后、装备发展迟滞，成为最终彻底失败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长期不重视发展新军种。直到年，日本侵犯台湾后，朝野大惊，才引起了一场海防大讨论，李鸿章上了一道《筹议海防折》，充分陈述了海军海防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清政府不以为然，不予采纳。也是年，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光绪帝才颁布“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成立了海军衙门，组建北洋水师，但投入远远不够。截止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用于修筑炮台、船坞和筹建海军购买舰船的费用总计3500万两白银，仅占同期清政府财政开支的2%，远远低于同期陆军的军费开支;同时，清政府依靠少得可怜的关税厘金来维持海防建设，拆东墙补西墙。
另一方面，没有海权思想，没有清晰的建设运用海军的战略思路。长期固守“以陆制海”、“陆主海从”的作战思想，认为“战不如守，而守即为战”，列强虽从海上来，但“不必与战于海”，而应“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仅仅视海军为专防内地向海口防御的延伸，加之重臣把保存军事装备作为扩张政治势力的资本，又延伸出所谓“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的狭隘消极的治军作战指导思想。
近代以来，外国对我国的侵略都是从海洋来的，现在我们的主要威胁也是来自海洋，海洋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大风险点和战略竞争点，许多的矛盾问题都聚焦在海洋上。我们迫切需要增强海权思想和夺取海权能力，对我们主张的海域具有更强的甚至是绝对的掌控力。我们需要建设海洋强国，但海洋不是孤立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由海洋到海洋，要认识到，海洋是陆地的延伸，空天是陆海的延伸。没有空天的优势就没有海洋和陆地的优势，没有制空权、制天权，就没有制海权、制陆权。建设海洋强国，毫无疑问，在战争的威胁更多来自毫无边界的太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建设空天强国。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制空权、制天权的国家，能够建设起海洋强国，能够在海上打胜仗。
赢得战争，关键在掌握战争的主导权。60年代，中国成功地发射“两弹一星”，争得了难得的战略主动，保证了半个世纪在没有陆、海、空优势下的和平发展。今天，我们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军事斗争焦点也在海上，但海上威胁不一定在海面解决，海洋强国不仅仅是海军强国。当今时代，空天已成为国家“第一防线”，成为国家安全的总枢纽、总“阀门”。一架现代战斗轰炸机或一架战略轰炸机的致命效能指数与战术核弹不相上下。以天基信息为支撑的现代空袭小可制敌，大可灭国。杜黑60年前所言“在空中被打败等于战争失败”，在今天已成现实，并且未来必然延伸至空间。陆上安全维系于空天，海上安全也维系于空天。空天没有安全，一切安全都无从谈起。在已经到来的这个空天时代，空天一体是大国空军确立战略军种地位、履行战略使命任务、维护空天和平与安全的必由之路。肯尼迪曾预言，谁控制外太空，谁就会控制地球。控制了空天，也就控制了海洋。今天，我们应对海上威胁，必须将目光移向空天。当空天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必须首先要占领太空制高点。这是由争夺战争主动权、主导权一般规律决定的。国家安全的最终威胁在空天。在空天有多大的威慑力，在海面就有多大的胜算力。空军是未来国家安全的“擎天柱”，必须担负起争夺战争主导权的特殊时代责任。
总结甲午教训，走出甲午思维，就要以宏阔视野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紧紧围绕争夺战争主导权建设发展空军，在掌握运用“制高点”武器上实现新突破。如果说航空母舰是因为有了舰载机而曾经主宰海洋的话，那么空军必须依靠新的飞行器及导弹、激光、电磁、动能等武器配置而主宰空天。我们反对霸权、强权，绝不做欺弱凌小的事情，但也绝不能总是被动退让，对所谓的“遏制”、“围堵”听之任之。
当我们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将发挥空军全域覆盖、空天机动、多维制敌、精确打击之优长，随时应对来自陆地、海洋、空天的各种威胁。
四、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建设现代化强军一定要超越军队。
战事之败败在军，军队之败败于国。国家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甲午战争爆发前，国情是中劣日优，战争准备是日本准备充分、中国仓促应战，日本政权稳固、中国政权动摇，日本民族统一、中国一盘散沙;国力是中强日弱，军力是中弱日强，清朝的财政收入大约是日本的3倍，但在军费投入上却不及日本。日本军费投入占财政收入的60%，多数用在发展海军，而清政府用于海军的投入仅占财政收入的2%。
对发展现代国防，清廷大臣出于政斗考量，相互杯葛，各执己见。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右翼总兵刘步蟾已发现北洋水师战斗力远不如日本，向李鸿章疾呼“添船换炮”，而朝野人士皆不以为然，主管户部的翁同稣置若罔闻，决定海军经费停拨两年。原本打算购买英国在世界上活力最强、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因经费短缺被日本买去，这艘被日本命名为“吉野”号的战舰最终成为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克星。
由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员严重乏力。晚清末年，因朝廷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各地的暴动，当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清政府无法、无力统一国家意志、凝聚人民力量。在国家兴废存亡的关头，朝廷既无权威调动南洋水师参战，也没能力发动全民抗战，地方官府贴出告示，对老百姓诱之以利，许诺“助官抗日，可免三年钱粮”，但仍得不到响应，唤不起斗志。战争时，《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了在旧金山经商或做苦力的华人，他们都不关心战争，对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死亡更是无动于衷。梁启超曾经在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国民踊跃参军的场面：“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的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对于日本军人的“祈祷战死”，连梁启超都“矍然肃立，流连而不能去”。
总结甲午教训，就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下考量，举全党全国之力，而不是单单靠军队，国防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风气的好转、兵员来源的优化、全社会国防意识的增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要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充分认清强军是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军国霸权的疯狂性危险性往往超过想象，战胜强敌一定要超越国界。
帝国主义为了争夺霸权，争夺势力范围，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灭绝人性，给受害国带来深重灾难。
日军攻陷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抢劫和强奸，死难者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英国人艾伦在《在龙旗下》和美国记者克里曼记载了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场景： “他们野蛮的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用刺刀穿刺妇女的胸膛，将幼儿串起来挑向高空”，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的身边围着四五个小孩，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呻吟声到处回荡”。
甲午战后，一纸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毫不留情地把中国的土地割去、白银拿去，中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使中国跌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后，西方列强兴起瓜分中国热潮。
当前，日本军国主义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不断发出危险信号，频频采取军事挑衅行动，这种亚战争状态，是军事手段别样的运用，是没有打响的战争，即隐形战争。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战争已逼近我们家门口，危险、危机已经到来，决不能高枕无忧，再一次沉睡过去。应该看到，目前日本所作所为日益背离理性、走向失控。安倍叫嚷“中国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根深蒂固的需求”、 “日本将阻止中国掠夺他国的领土”。为此，我们应有兵临城下的危机感，不能等到开火才认为是战争到来，必须充分准备，做好打恶仗、打硬仗的准备。军国主义是亚洲及世界公敌，其侵略性残酷性破坏性远未被世人认识到。中国要站在世界反军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并带动整个亚洲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消灭军国主义残余，彻底铲除其根苗。这是为了中国、亚洲、世界和平，也是为了日本本身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