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语：住房补贴是住房保障的一种形式，住房保障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住房补贴是国家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而给予的补贴资助，即将单位原有用于建房、购房的资金转化为住房补贴，分次(如按月)或一次性地发给职工，再由职工到住房市场上通过购买或租赁等方式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2009年11月，国家对于享受住房补贴的个税问题规定：对职工因未享受国家福利分房政策，或虽已享受国家福利分房但未达规定面积标准的，单位按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补贴标准，一次性或按月计入职工个人所在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专用账户的住房补贴，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传统体制下“补贴”一般认为，传统体制下福利住房制度中含有很高的政府住房实物补贴。“刚性低租金”的运行就表明了政府住房保障与住房补贴的存在(“房租补贴=应交租金-现有租金”的住房补贴模型，由此而来)。也有人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存在住房保障与住房补贴。其理由是，既然国家将职工工资中住房含量进行了社会统一扣除并作为建房资金来源，也就承诺了为职工提供住房。因此，从理论上讲，职工住房已有保障，而没有建立住房保障制度的必要。作为住房保障制度的一项措施——住房补贴也不会存在与没有必要存在了。我们用二主体模型来分析传统体制下福利住房制度中的“补贴”。设想这样一种情形：V-L值很小，L-S值也很小，但都大于零。此时，S、L和V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并且在低位趋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供给线。这种情形，在劳动生产率很低的情况下会出现。由于Z+G
这种情形下，即使国家希望给予住房补贴，也没有经济实力支付住房补贴。国家要做的及国家能做的是尽量使低位的Z+G趋近于最基本的[S(α，β，γ，τ)+R]。在[S(α，β，γ，τ)中，β(衣)和γ(食)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权重大于α(住)。国家首先要保证城镇居民的基本“衣食”，然后(或稍后)才能为他们提供基本的住房。在城镇居民必须凭票购买衣食的情况下，国家所提供的住房只能是最基本的。如果国家所得到的V 很小，L中的α、β和γ又具低位刚性，国家很难承担L中的τ和R。也就是说，存在Z+G小于[S(α，β，γ，τ)+R]的可能。果真如此，由(5)式可知：Zb<0。此时，住房补贴不存在。即使国家住房补贴不存在，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个体都没有得到住房“补贴”。当某个劳动者t的Zt+Gt>Lt时，劳动者t就在享用住房“补贴”。由于住房补贴总量几乎为零，那么，t的补贴实质就是对其他职工基本生活费用的一种侵占。t的补贴越多，其他人的被侵占量越大，社会收入分配也就更加不公。当然，对于无劳动力的城镇居民家庭，政府从V-L中支付了一部分作为他们的住房补贴。
公房补贴与提租补贴1982年首批在郑州、常州、四平和沙市4市实施“三三制”公房出售试点。旧公房按新建住房的土建成本价出售，个人支付售价的1/3，其余分别由政府和单位各补贴1/3。1984年-1985年，住房补贴出售的试点已扩大到160个城市和300多个县镇。1988年下半年推行“甩包袱”折价出售公房政策。在1992年下半年至1993上半年的“房地产热”中，公房低价出售出现高潮。政府与研究者几乎都一致认为：公房出售过程中国家支付了大量住房补贴(故称其为“补贴售公房”)，低价出售公房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事实上，国家是否给予了住房补贴，依然要考察是否存在Z+G>L。如果存在Z+G>L，存在国家住房补贴;否则，便不存在。总体看来，在大多数城镇居民住房条件较差、储蓄有限的总体格局下，Z+G>L的可能性并不大。对职工来说，如果他们所支付的公房售价P0大于或等于公房市场售价P与他们的劳动力价格中应有的住房含量Vd之差，即P0≥P-Vd，他们就没有享受住房补贴。问题是，的确存在一部分人，在公房出售过程中享受着“补贴”。他们所支付的公房价格P0小于公房市场售价P与他们的劳动力价值中应有的住房含量Vd之差，即P0
公房出售过程中，“补贴”的最大受益者是有权得到大面积住房又有权确定公房售价P0的人，最大受损者是付出了多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劳动时间而最后无公房可购或只购得很小面积的人。公房出售“补贴”，是否就是这两类人之间的转移支付?目前，政府对已购公房上市给出了限制，或许已经意识到公房出售过程中存在“补贴”不公平。提租补贴试点，始于1986年。国务院部署在烟台、蚌埠和唐山三城市进行试点。1988年初，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首次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指出：住房商品化目标的实施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提租发补贴。租金按五项因素成本租金计收，提租部分发给补贴，补贴系数按标准工资25%以内测定，补贴总额与新增租金总额持平，补贴资金来源于原有建房和维修资金。第二步是把补贴理入工资，完全进入企业成本或列入财政预算，租金逐步提高到商品租金水平。提租补贴，是一种模拟市场化的游戏。职工单位，左手发“补贴”，右手收“提租”，好像一个人把左裤袋的钱拿到右裤袋一样，并没有真正的交易发生。当然，可以认为它提高了单位和职工的市场化意识。但付出的代价是：单位资金周转困难和受到“分配不公”的责难。有住房者有补贴，无住房者无补贴，多住房者多补贴，少住房者少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