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亲爱的安德烈》是著名作家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用三年时间互通书信的结集。出版时引起了很多中国家长和孩子的讨论。接下来是小编整理的给安德烈的一封信范文，欢迎阅读。
给安德烈的一封信范文一：
安德烈：
你好。
虽然我是第一次给你写信，但我看你和你妈妈的对话型的文章已经很久了，一直都很希望可以同你交流。因为至少从你的文章所传达的意思来看，我们是多么不相同的两类人，家庭背景、受教育经历、所处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喜欢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是相同的，相似的都很少。这种巨大的差异性正是促使我想给你写信的最重要原因，我想不同的两个人可能能够给对方更多的启发和思考。
为了让我们的交流建立在一个互相信任的、真诚、坦率的基础上，我先向你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是薇，“薇”在字典的解释是一种“一年生或二年生的草本植物，也叫野豌豆”，在我小时候生活的乡下那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野草，生命力尤其顽强。我的爸爸喜欢这种小花旺盛的生长态势，就用它来作为我的名，希望我也能像这种野草一样顽强成长，始终生机勃勃。直到现在，我还坚持认为这个名字是他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如果我的推算没有出错的话，我应该比你大5、6岁。虽然年龄上的差距不算很大，可是我们似乎是两个时代的人。我之所以很喜欢看你和你妈妈之间的对话，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这对我是一件太过新奇的事情，站在你们的世界面前，我就像一个从中国近代时期的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很多想法和做法也许在你看来很平常，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的母子关系，而很多的观点对立和冲突又是那么有趣，我几乎从来不曾听到过。
在我看来，你是在一个精神和物质都很宽松、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青年，所以你的思想自由、激进，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创新性，对物质的鉴赏能力也很强，但却缺少对更广阔、更贫苦的下层生活的了解，这使得你的很多话题更多集中在精神领域，因为你是已经吃饱了肚子的那一群人。你也许无法想象中国还有很多山区的小学生连一张像样的课桌也没有，每天要在摇摇欲坠的房子中上课，担心随时掉下来的木头和砖瓦会打破自己的头。即使走在中国内地好像广州这样号称是“国际大都市”的城市中，在稍微偏一点的大道旁，你都能很容易地看到穿着灰暗、头发蓬乱的农民工兄弟坐在灰尘弥漫的路上，旁边放着最简单原始的灰桶和泥瓦刀，等待生意上门。他们辛苦劳作一天的价钱可能还比不上你的一顶普通的运动帽，但生意却不是每天都有，他们的青春和生活往往都是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中度过，眼神却越来越混浊。这就是世界上有些地方的真实生活。
看你的文章，时常能从中感觉到你的轻松，这也许是来自于你的家庭、受教育经历或者是你所处的社会制度，当然还有你所处的富裕的经济环境。而与你几乎处于同一年龄段的中国内地大学生却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内心很焦虑的状态，身边的东西似乎都在涨价，工资却越来越低，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为了供出一个大学生，家里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积蓄，父母在一天天变老，每个月领到薪水之后都要进行仔细地规划，这个情景颇有些像叶圣陶先生的作品《多收了三五斗》中的经典场景，只是主角们不再戴着旧毡帽而是穿着笔挺的西装。
我希望我们的国家有一天也能走向精神和物质的真正强大，它不是某一群人的乐园，而是普罗大众的乐园，我们的青年也能够享有同你一样的轻松的状态，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能够更好地去追求生活的乐趣，内心保持充实丰盈的状态，而不是把赚钱当成自己唯一的目标。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同你交流彼此的生活体验，我想这有助于我这样的人更好地看到自己的社会和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不足，并思考自己能够做出的努力。而且，我现在的职业是一名教师，很多时候我很困惑，不知道自己怎样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给学生带来启发的老师，你的看法也许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学生——生活富裕的这一代学生。
期盼收到你的来信。
也欢迎你有机会来广州感受中国。
给安德烈的一封信范文二：
儿子成长了，本来就和母亲渐行渐远，他有他的思考，有他对这个世界的抱负，有他的朋友圈——那是任何父母都无法跨越进去的圈子。于是，和家人之间的感情也就渐渐平淡。
龙应台慌了，她不晓得该如何掌握住她与儿子之间的联系。于是，她邀儿子安德烈以通信方式与她合写一个专栏，一方面她可以透过书信来了解儿子的想法、内心到底在做什么打算，以及为人母亲最渴求知道的——过的好还是不好?这36封信就是如此产生出来的。
龙应台出生于台湾上世纪50年代，来自一个渔村。她的儿子80后，台湾和德国混血，生活在德国。龙应台的18岁，1969、1970年，住在人车杂踏、鸡鸭争道，只有一条窄马路的海边渔村(当时台湾也属“第三世界”)。白衣黑裙，准备考大学，对阿波罗登月、中国文革一知半解，外边的世界不存在。安德烈的18岁，踢足球，和朋友酒吧聊天、讨论《华氏911》和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准备考驾照、去旅游和学中文。音乐和美术对龙应台来说是知识，不属于内在涵养，自觉有美的贫乏和对生活艺术的笨拙。而安德烈一代人，在舒适、有教养的家庭长大(龙应台和安父亲都是博士)，网络使其拥有广泛的知识，艺术和美的熏陶唾手可得。 如此不同的两代人进行对话，他们讨论的话题涉及面很广，比如：族群问题和身份认同、政治运动和政治人物、民主自由和个体权利、价值取向和职业规划、流行文化和艺术鉴赏、生活习惯、个性发展、衰老、死亡以及恋爱问题等等，母子俩都在思考、解剖，贯穿其中的是坦诚和爱。
从他们的对话里，我看到的龙应台，是一个爱儿子的普通母亲，她在认真地了解、认识儿子，同时也在努力解释自己，三年的对话是成功的，母子收获了巨大的幸福。在我看来，龙应台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反台独、反独裁、反强权，追求民主、关心民生，厌恶作秀的政治人物，呼唤公平正义。在给儿子的信里，她对“贫乏”、“愚昧”的渔村娓娓道来(“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虽然艰难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她对故土台湾爱的深沉。在一些话题的讨论中，她多次提到大陆见闻，关于将来，说在西安的一家回民饭馆里，16岁的从甘肃山沟小村里出来的女孩，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父母，安德烈说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龙应台就问：“安德烈，那16岁的女孩，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回想自己，龙应台说：“18岁的我，不知道高速公路，不知道下水道，没进过音乐厅和美术馆，不知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龙应台对安德烈说：“我对于享受和物质，带有几分怀疑的距离”，爬黄山的时候，她看到挑90斤重的少年挑夫，一边水泥、一边食品，早晨4点出门，黄昏爬到山顶，回到家深夜，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一天挣30块钱。她说：“安德烈，30块钱不到3欧元，不够你买3球冰淇淋，山顶咖啡一杯20元，我不太敢喝，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她讲黄山少年，我很激动，不知道安德烈是否也动容了。
从安德烈的信件中，我看到的更多是中西之间的差异，教育、意识，很多方面。比如，他们长于理性思考，而我们重情感抒发，他们会积极参与、干预现实，而我们更多是旁观。18岁的安德烈和他朋友讨论的内容在我们看来是不用讨论的，没什么好讨论或者讨论不出什么，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接受，而不是思考，我们不会思考，也不会想去思考。我们依赖长辈、领导，我们相信权威，我们从众、附庸。就香港选举时间表出台问题，安德烈置疑香港游行人数的少，在他看来，争取小小的本该的权利，为什么不发出声音呢?龙应台是呼唤民主的，她在游行之列。当然，一些问题上，安德烈跟我们一样顾虑、烦恼。“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我几乎确定不太可能有你们的成就，你会失望吗?”龙应台说：“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要你和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我完全赞成龙应台，但事实上只有少数的人不是被迫谋生。以龙应台的这一段文字来看，我认为，她衷心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快乐的。所有的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快乐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为什么世上还是有这么多的父母把自己的期望压在孩子的身上呢?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顶尖中的精英，不断的期许孩子的成就能超越自己，这或许就是变相的施压吧。但……就放任着他一事无成、游手好闲?不!所有的母亲都会担心，会紧张。如何拿捏其中的尺寸，正是母亲的为难之处。
给安德烈的一封信范文三：
她的十八岁是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的台湾。
而安德烈的十八岁，网络让他们拥有广泛的知识，社会富裕使他们习惯物质的追求和享受，艺术和美的熏陶、唾手可得。
十八岁的他们会在一起讨论社会问题、文学问题，他们生活的城市里，有自己的音乐厅、图书馆、美术馆、画廊、报纸、游泳池，自己的艺术节、音乐节、电影节……他是生长于德国的青年，除了身上尚流淌着来自于母亲的中国血统，其他方面已经很难和中国扯上什么联系了。
这样不同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有了不同的认识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龙应台那一代人，他们心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对于我们的所谓国家，尤其是一些自称代表国家的人。而生活在德国的安德烈，因为历史的原因，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受爱国宣传的影响，逃避‚国家‛这个东西。安德烈作为交换生来到香港，他认为香港没有文化就因为香港没有可以让人坐下来静静地聊天的咖啡馆，酒吧跟咖啡馆，在欧洲，其实就是小区文化，他认为香港人永远在赶时间;而在龙应台却不这样觉得，他认为香港是有文化的。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得到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
他们母子俩在很多方面都有分歧、代沟，他们彼此有不同的思想。龙应台给他的儿子足够的自由，他们可以在同一个问题上各抒己见，没有对错，他们相互尊重对方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龙应台不像是安德烈的母亲，她更像是安德烈的朋友，一个愿意聆听的朋友，在她眼里安德烈是一个自由的人，是她生命中相遇的‚另一个人‛，她无权强令他做什么。龙应台这样的态度是的她的儿子可以肆无忌惮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她也因此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的儿子的想法、人生观和价值观。
安德烈在一封信中写到‚是不是所有毕业的人都会感到一种慢温温的留恋和不舍?我要离开了，离开这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小镇我的‚家‛。我开始 想，我的‚家‛，究竟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不是父母，是我的朋友。‛
龙应台不但没有怪他，反而很理解他，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她说:‚我很欢喜你心中有一个小镇，在你驶向大海远走高飞之前。‛这种宽容、这种 理解是的他彼此了解的更深，更安慰了迷茫中的安德烈，给了他正确的指引方向。
安德烈是个幸运的人，它是一个自由人，安德烈的生活充满了乐趣，他喝酒、聊天、听歌、开Party、旅行……简直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虽然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但在母亲面前，我还是觉得安德的自由要得益于他的母亲，她不像其他的母亲给孩子制定了太多的不允许，在她眼里，孩子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做母亲的无权干涉只能引导。而当安德烈失落的时候，她会安慰他，鼓励他。然而安德烈却不觉得他很幸运，他对他的母亲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不同的成长和生活背景使得龙应台和她的儿子有着不同的国家和教育背景，他们对世界有着不同的认识，对人生有着不同的理解，他们存在着代沟。龙应台用书信的方式了解儿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放下作为长辈的架子，以一个朋友的方式与儿子交换彼此的想法，没有批判、没有责怪，更多的只是理解和反驳，还有安慰。 我不知道外国的父母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子女的，但成长生长在中国，我只知道这是我们一般的中国父母不能做到的。我希望中国的父母与孩子之间都能够认识距离、彼此沟通，要知道:一切平等的对话必须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