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语：现在，出租车市场需要改革，可是怎么改革呢?出租车改革的实际困难在于：如何让各个利益方都能接受?如何让多年积累起来的供需缺口。不会在一夜之间爆发从而造成市场反弹过猛.
随着五月浙江义乌出租车改革的启动，以及准入门槛的逐步降低，长期处于垄断状态的出租车市场蛋糕得以重新瓜分。对于刚刚携资600万元(人民币，下同)闯进这个市场的原纺织公司老板楼显明而言，这注定是一个兴奋与焦躁并存的夏季。“义乌的出租车长期供不应求，市场潜力很大，这显而易见。”但他同时注意到，行业营收矛盾的显化，以及政策上的不确切因素，也导致收入预期并不明朗。
在改革之前，和内地大部分城市相似，义乌出租车营运权归属复杂，涉及的多重转包关系与利益矛盾是整个行业的顽疾，也是这一轮改革的首个破局点。舆论普遍认为，义乌的答卷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而楼显明等五家新出租车公司的老板，正是这张考卷最重要的执笔人。
复杂产权模式矛盾暗藏依照改革部署，义乌共计498辆个人出租车运营资格牌照将限期收回。同时，原牌照持有者可按照每0.49股的参股比例，成为五月份刚刚成立的五家出租车公司的股东，楼显明的顺凯公司即为其中之一。记者在走访时观察到，相当一部分股东对这一安排持抵制态度。
“问题在于这边失去了牌照，那边又拿不到钱。”股东张先生于2007年斥资近50万元购得牌照，每年约有10万元左右的承包收入。但现在牌照已被收回，公司却迟迟不给出任何分红方案。此外，这类股东每家公司100股(共计49%)的分配上限，也使他们的话语权完全受制于公司。“股东大会开过好几次，但只是说些空话，我们没有任何决定权”。
“股东确实有不满情绪。”谈及这个话题，楼显明颇显苦恼：“然而公司初期投入很高，第一年无法分红，之后每年可能有几万元，对他们来说，收入肯定低了。”他坦言：“但我们也有我们的压力，目前全部开支都要自己垫资，因为很难让这一类股东摊钱。”
显然，这一场并不投缘的“指婚”政策痕迹明显。“方案本身是合理合法的。”义乌市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的另一番话更加意味深长：“改革也预留了一定的过渡期，因为要充分考虑利益调整的复杂性，全力确保社会稳定。”
传统利益格局仍难打破据不完全统计，即使政府尽其所能进行说服工作，义乌仍有十馀名车主并未签约。而数目更加庞大的自有车牌存量，在内地一线城市更是棘手的难题。在与义乌咫尺之隔的杭州，这类牌照有近2000个。“骨头太大，几乎啃不下来。”针对杭州将于七月底出台的改革方案，长年辗转两地的义乌杭长运输公司老板裘荣林如是断言。
“改革能否破局在于多方面利益调整与制衡，而这原本就是难以共赢的博弈。”裘荣林总结说。实际上，就在记者于义乌采访期间，内地便有多起出租车罢运事件见诸媒体，核心诉求不外乎价格保护、牌照限发这类问题。不少从业者担心，这将导致改革的“去行政化”颇需时日。
对楼显明而言，即使身后站着100个“端着饭碗的小股东”，逼迫他破局求变、赢得市场，传统利益格局依然是难以触动的坚冰。在改革之前，出租车公司的利润是建立在经营权绝对垄断与承包费用固定化的基础之上。记者调查得知，包括顺凯在内的五家新公司，其管理与分配方案仍沿自旧有制度，这在最大限度维护既有市场格局的同时，也使司机“用脚投票”的可能性沦为空文，而后者原应是改革的本质用意所在。
“改来改去就是口号喊得响，司机的待遇没有任何改善。”在义乌开了十年车的老司机金兆军感叹。他之前曾去顺凯询问新公司的管理方式，包括承租模式、工资制度与时下炙手可热的专车业务等，但并未得到积极答覆。
“公司要发展，股东也要赚钱，而竞争迟早会形成。”按兵不动的楼显明，内心却并非外表那般淡定。
“现有改革方案是纲领性的，专车等问题未有明确触及，因此不敢轻易动作。”他深思着说：“我们是一只眼睛盯着市场，另一只眼睛盯着政策。”
政府调控手段力求审慎改革的门缝初启，迅速引发业界讨论热潮。“义乌的改革设计存在一个顺序性问题。”长期跟踪研究出租车问题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指出：“倘若政府先行放开数量管控，彻底封闭牌照价格上涨空间，并加力推进专车合法化，那么流散于市场的牌照将会大幅度跌价，届时这一难题将自行消解，而行业其他问题亦同此理，优胜劣汰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天然法则。”
当然，这些举措也有部分人持保守意见。一些学者认为，出租车市场带有若干公共服务属性，市场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的风险巨大，这必须纳入政策考量范畴，而尺度的设置将十分考验政府的执政智慧。
“总之，在这场全国范围内均无经验可循的领域里，义乌的改革虽需时间检验，但已为业界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借鉴样本。”范柏乃肯定地说。而与此同时，更多可行方案也已在媒体热议之中，并受到诸多正在酝酿改革的城市的广泛关注。专家普遍认为，这一轮市场融化垄断坚冰的改革实践，不仅将引导整个出租车行业的颠覆性变革，也将为更大范围的市场突破提供参照，这也正是中国经济活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