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发展社会学在过去被简单地等同于现代化理论,继而,现代化理论的目标因发展中国家既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利益集团而被扭曲,发展社会学的发展因此也跟着陷入困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发展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发展社会学论文范文一：试述发展社会学的新趋势
摘要：发展社会学在过去被简单地等同于现代化理论，继而，现代化理论的目标因发展中国家既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利益集团而被扭曲，发展社会学的发展因此也跟着陷入困境。现在，发展社会学本身需要通过话语分析来予以重新界定。从知识社会学视角评述发展社会学的演变、发展困境和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当前趋势，表明发展社会学并没有“终结”，而是被低估了。
关键词：发展社会学;发展趋势;话语分析
一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这在自然科学中是十分明显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有着各自十分确切的对象。然而，当我们谈到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马上会有几分犹疑，这是因为，作为它上一级学科的社会学目前正处在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自19世纪以来，虽然社会学成为标准意义上的学科已近200年，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缺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理论。在塔尔科特·帕森斯以前，虽有韦伯和涂尔干对社会学学科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学科演进角度来看，他们的工作也还只是些尝试性的综合。在他俩之后，帕森斯是现代社会学的真正奠基性人物，正是他使得社会学成为孔德意义上的社会物理学。他的一般行动系统理论(generaltheory of action system)多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参照。然而不幸的是，帕森斯的贡献要么没有被人认识到，要么就是被人误解了，所以，在他之后的研究者们，基本上没有领会到帕森斯尝试为社会学奠定起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基础理论的企图。结果，帕氏之后的社会学发展状况基本上可以用“群雄逐鹿”四个字来形容，各种理论流派横行，各个社会学家互不买账，争先创立自己的门派，新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冲突论、现象学、常人方法学此起彼伏。既然作为发展社会学上一级学科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如此混乱，那么，到了发展社会学这里，如何界定其研究对象，也成了比较令人头疼的事。
正因为存在上述这种混乱局面，很多研究者索性将现代化等同于发展社会学。也就是说，将发展社会学研究等同于现代化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到2l世纪的今天，现代化理论仍是发展社会学的主流话语。在目前关于发展社会学的介绍中，不管怎样批驳现代化理论，都显得极其无力，这是因为对现代化作批判的批判理论大多也是以现代化理论作为话语基础的。这种情况表明，现代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
发展的现实已经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基本上是以失败而告终的。非洲、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国家的贫困日益加深了。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早期出现的殖民掠夺、人奴贩卖、殖民战争(比如20世纪两次大战)等人类危机。近期而言，边缘国家(地区)出现了普遍性的能源缺乏、贫困化、环境污染等等问题。就贫困来说，据联合国《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在1997年，富裕国家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两成，却消费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劳务;而最贫困的两成人口则只享受到全球1.3%的消费。据Gtovanni Arnghi测算，在1980-1988年，拉丁美洲(包括巴西)的平均GNP指标下降了46%(如果排除巴西则为54%)，中东和北非则下降了27%(其中土耳其和埃及则为31%)，西非和东非下降了60%，南亚下降了10%，东南亚下降了35%(其中印尼和菲律宾则为50%)。就环境污染来说，20世纪60-70年代，在低、中收入地区开始工业化的时候，美国、日本等发达地区开始把污染性工业向外转移，欧、美、日等地区的污染性工业份额持续减少，拉美和亚洲等低、中收入国家的污染性工业份额逐渐上升。
以上现实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意味着现代化理论的目标被扭曲了;二是说明发展社会学处在危机之中;三是表明认清发展社会学发展趋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从历史过程帮助我们看到这门学科的产生过程：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困境在哪里?如何从困境中突围?
二
1950年，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创办了名为《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这个刊物。当时的主编是由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著名学者霍塞利兹(B.F.Hoselitz)担任。依托这个刊物，1951年5月，该杂志社举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讨论了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并且首先使用“现代化”一词来描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特征。1960年，各国学者云集日本箱根，参加了名为“现代日本”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第一次系统、认真地讨论了现代化问题，为现代化论题确定了一个大体认同的8项基本标准：(1)人口比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2)使用非生物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商品流通广泛，服务设施增加;(3)社会成员在广大的空间内相互作用，广泛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4)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个人在社会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5)全面推广文化知识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对其周围环境传播的世俗的和越来越科学化的倾向;(6)广大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7)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8)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公共关系)。
应该说，上述标准是综合性的、社会性的。然而这些标准后来被人误用了。因为后来者越来越倾向于用数字去说明现代化。比如，美国学者列维(M.J.Levy)在《现代化的后来者和幸存者》一书中将现代化标准定义为非生物能源与生物能源的比率。他认为，比率越高，则现代化程度越高。20世纪70年代，另一位美国学者英克尔斯(Alex Inkeles)给出了度量现代化的10个标准：(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2%-15%;(3)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45%以上;(4)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5)识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6)大学入学率在10%-15%以上;(7)每名医生服务人数在1000人以下;(8)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社会发展是综合性、社会性的，如果单纯用数字来界定发展，很可能产生为数字而数字的做法。我们知道，社会不可能纯粹依靠逻辑计算而活，还有文化、价值、情感、情绪、社会结构这些重要东西。所以，越到后来，现代化理论似乎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来看，追求GDP效应超过了现代化的其他目标。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恶果，比如贫困、环境污染、人权缺失等问题。
三
上述表明，现代化理论目标被极大地扭曲了，即以数字来呈现发展状况。然而数字的增长并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因为数字并不一定能说明现代化使谁受益了，使谁受损了。实际上，用数字来表明发展状况，往往会被发展中国家的优势群体利用，因为这些群体往往是制定国家发展计划的主导者，他们采纳的发展理念、统计方法往往是非整体性、非社会性、生产性的，即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喜欢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表示发展速度，对投资的重视胜过对分配正义的重视。
对我们来说，现代化理论目标被扭曲这一事实引出了两个实质性问题：我们如何判断发展社会学所处的境况?我们如何界定发展社会学?
第一个问题：目前，发展社会学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境况之中?发展是“终结”了，还是被“低估”了呢?这个认识困境是针对现代化理论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而提出来的。因为与现代化理论相关的关键词：比如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西方化(westernization)这些词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另一方面，一些新词汇越来越有取代上述关键词的趋势。广为人知的新词汇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区域化(region-alization)、本地化(10calization)、文化多样性(culture diver-sity)。新词汇的涌现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现代化不是唯一值得追求和羡慕的对象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现实本身，联合国的十年发展计划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原先的缩小南北差距的美好愿望基本上已经幻灭，南北之间的鸿沟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就连亚洲四小虎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在1997年金融危机面前也仅是个“纸老虎”。总之，人们从现代化理论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步、发展的迷思中走了出来。
由于对现代化理论失去了信任，发展社会学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经存在身份认同危机了。然而，人们的行动必须要有理论框架来指导，没有指导的行动是没有目标的行动，没有目标的行动自然也就不构成为行动了，而仅是一种刺激反应式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恰当的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可能更容易陷入万劫不复之中。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发展社会学而言，的确存在着需要“拯救”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发展社会学既面临着“终结”的危机，也面临着发展的“契机”。
第二个问题，如何界定发展社会学。我们认为，要拯救发展社会学，需要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矫正现存的发展理论。所以，我们给发展社会学下的定义是，发展社会学是一门用社会学的观点、方法去矫正发展理论的学问。这样一个定义包括以下几层意思：(1)发展理论有一定问题;(2)解决发展理论的问题需要运用社会学知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用到“社会理论”的知识;(3)发展理论的发展是有希望的，发展并没有“终结”。
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的产物，它的产生有着它自己的土壤。比如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以三个革命为背景的。西方世界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英国)、民主革命(法国)、教育革命(美国)。这三个革命协同宗教运动改革，最终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公民宗教式的现代社会。
发展社会学论文范文二：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
内容提要：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一个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这两个学术传统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主要论题，同时也限制了发展社会学的视野。本文认为，中国、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包括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等。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与20世纪最后20多年世界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相比，作为一门以研究社会发展为己任的发展社会学，似乎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位置。无论是对这些变局事先的预测还是事后的解读，发展社会学的工作都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本文将探讨上个世纪末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对于发展社会学所具有的学术含义，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形成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
一、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到转型理论
发展社会学有两个主要的学术传统并由此形成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另一个则是主要面对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theories of development)。
现代化理论
1950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曾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在1952年创办了后来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这样，在其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学术圈子，他们有密切的个人联系，有自己的资金来源，有自己的丛书和刊物。这个学术圈子就是后来的现代化理论的班底。
在50年代，现代化的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工作，从而为后来较为系统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做了准备工作。在这个时期，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完成了他的一系列的著作和学术论文，从而为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帕森斯的学生列维在1952年出版了《社会结构》一书，形成了他后来研究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框架。罗斯托则开始着手撰写他重要的代表作《经济增长的阶段》。因此，当1960年欧美和日本的学者云集日本的箱根，参加对于现代化理论有着里程碑意义的“现代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现代化理论的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完成。
现代化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近代以来发生的结构性变迁。尽管其中有些学者不时涉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研究问题，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议题是在研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现代化理论虽然涉及到现代化过程中极为广泛的问题，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传统—现代”两分法。即按照某种特定的标准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或目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成“传统的”与“现代的”两种类型。因此，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第二，社会发展的内因论。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根本的原因也是来自内部的障碍。他们曾经一度将这种内部障碍主要归结为文化与价值观因素。很明显，现代化理论的这种主张，是直接来源于德国早期社会学家韦伯的思想。第三，现代化趋同的假设。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具有当今现代社会的特征。艾森斯塔特干脆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Eisenstadt, 1966)。他们认为，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会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工业市场经济、持续的经济增长、大规模的科层组织、较高的识字率、正规教育的普及、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社会流动的增加、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城市化、宗教影响力的衰落、能适应变迁的结构、现代的价值系统等。
现代化理论最鼎盛的时期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与整个60年代。但从60年代末开始，现代化理论便开始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首先是集中在“传统—现代”两分法上，此外，对现代化理论背后所暗示的单线进化论的理论假设，其中所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等，人们也提出了诸多的批评。不过，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虽然现代化理论的巅峰状态已经不再，但有关现代化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消失。近些年来，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的争论，由“后工业社会”论开启先河的各种冠之以“后”的发展理论以及德国的贝克尔教授的再现代化理论等，都有着大小不等的影响力。而且，从这些新的现代化理论身上，我们已经不再能看到像古典现代化理论那样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视野，而是更纯粹地关心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更高阶段上所面对的独特课题。
发展理论
当传统的现代化理论遭受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从而陷入某种困境的时候，立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早期，发展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东亚的发展经验并将之概括为“东亚模式”。
发展理论主要由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构成。
大约从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依附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在研究拉丁美洲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学者持有同样的观点。如埃及的阿明、德国的弗兰克都是著名的依附理论家。同时也有一批来自美国的激进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依附理论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进行研究，并以此激烈抨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依附理论基础的是下面的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并不像原来人们所认为的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处于同一阶段，不过一方是处于中心的地位，另一方则处于边缘的地位。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条件，而发达国家的发达则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当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功，但主要是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他们依附于西方国家而得到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往往是西方国家受益，第三世界国家受害。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Frank, 1967; Dos Santos, 1971; Amin, 1976)。
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第一，依附论者所讲的依附或依赖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理论所讲的依赖则是双向的。第二，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简单的“两分法”的倾向。依附论者简单地将世界划分为大都市与卫星国、中心与边缘。世界体系论者则把世界体系划分成“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等级。第三，世界体系理论指出，目前的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着的。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缘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在沃勒斯坦看来，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实现自己的升级。在世界体系理论之后，也曾出现一些新的理论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新比较政治经济学。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孕育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已经在发展研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它对有关现代化和发展的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并在发展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但相比之下，其理论的影响力比较有限。
转型理论
而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社会学来说，奠定现代社会学基础的几位大师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韦伯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精神条件，尤其是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所面对的则是，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整合的机制是人们在共同经历基础上形成的“机械联系”的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整合机制则是“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是建立在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赖的基础上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的一些关怀，构成了古典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母题。
共产主义, 无疑是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 在其鼎盛的时期, 曾经囊括了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它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在近些年的改革与转型浪潮中, 这种文明的内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 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它在向何处去? 公正地说, 对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 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 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
这一点已经不仅仅是愿望或猜想，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现实。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和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Gil Eyal)和撒列尼(Ivan Szelenyi)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所有这一切可以启示我们，我们应当将这些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的宝库。
具体就发展社会学而言，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无疑为形成一种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相并列的转型理论提供了可能。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时间我国社会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变迁，我们就可以更深切地领会到这个转型过程所包含的极为复杂与独特的内容。我们还会记得，这个变迁的过程是从“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开始的。但没有多长时间，“四个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就被“经济体制改革”所代替。问题很清楚，如果不破除旧的体制，现代化的任务是无法实现的。而当我们这个社会踏上“改革”的路程之后，人们又会进一步发现，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因此可以说，转型中包含了现代化的内容，但转型不仅仅是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的关系也是如此。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讲要妥善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这也说明转型与发展不是一回事。在转型的过程中包含了发展，但转型决不仅仅是发展。如果我们将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独特文明，转型就是整个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独特之路。而作为发展社会学理论之一的转型理论，就是建基于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基础之上的。
二、转型与发展研究的新议题
客观地说，在当今社会学的大家庭中，发展社会学似乎处于一种相当不景气的状态。在世界体系理论提出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工作基本限于停顿;80年代风靡一时的东亚发展模式似乎给发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着90年代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东亚经济泡沫的破灭，相关的理论努力也就不得不匆匆收场。更令人尴尬的是，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如火如荼之际，以研究发展为己任的发展社会学却似乎陷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后一种情况实际上说明了现有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对于研究转型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局限性。因此，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社会主义与另一种现代性
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之所以可以为发展社会学提出新的议题，是因为这些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着明显的独特性。
发展理论的宏观脉络，往往来自于比较历史分析，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如此。如果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必须将其置于一个基本的背景之中，这就是近代历史上现代性的形成与扩张。在现代化理论看来，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在发展理论那里，虽然他们没有更多地讨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但其设定的发展目标与过程，暗含的仍然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而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却并非是从传统社会开始。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与现代性毫不相关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运动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独特反应，作为文明的一种形态，它用新的框架组合了诸多的现代性因素(阿伦特，1993;摩尔，1987)。哈耶克就认为，极权主义起源于一种过于相信理性能力的认识方法，一种基于这种认识方法的政治经济支配。而我们知道，对于人的理性的崇尚，恰恰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在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体制的分析中，无论是作为极权主义体制基础的“群众”，还是其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都可以在其中发现现代性的元素。而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几乎都是诞生在落后国家，至少以现代性的眼光来看是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们也几乎无例外地承认这种落后性，并由此引发了种种的“赶超运动”。如前所述，现代化理论中的趋同论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方向”上的趋同现象，并将其归因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与必然后果。但实际上，从现代性的角度说，这两个似乎针锋相对的文明本身就有很强的亲和性。
当然，社会主义对现代性的反应是独特的、扭曲的甚至是极端的。正因为如此，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它与资本主义作为对立的两极而存在。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对社会主义进行系统的讨论，仅就对发展研究而言，至少有下列因素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