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实习归来,我们在带队的教授家里撮了一顿。愉快的晚餐结束后,桌上杯盘狼籍。几个同学抢着要洗碗,教授却满面笑容地阻止道:“不急,有人洗呢。”
教授将碗筷放进水池,先冲去油污,然后,轻轻地走到他八十高龄的老母亲身边:“妈,洗碗喽……”同学们一下子都楞住了,只见老太太一改餐桌上的委靡,精神焕发地走到水池边,慢腾腾地洗起碗来,花了半个小时才把碗洗完。
教授高兴地对老太太说:“您辛苦了,歇歇吧。”他拿了块毛巾,给母亲擦手。教授搀母亲回房后,又返回厨房,把碗重新洗了一遍。
教授对着诧异的我们说:“做母亲的没有不想为孩子做点什么的,即使她老了,在她眼里,儿子永远需要她的帮忙。让她洗碗,她就会感到儿子需要她,一整天就会过得充实。孝敬父母,除了帮助父母外,还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爱你。
最美孝心少年小故事 站在窗口的父母我匆匆赶到家,客厅里空无一人。我又跑到卧室,才发现他们跪在凳子上,像孩子一样把头伸出窗外东张西望。
我赶紧喊了一声:“爹,娘,你们干吗呢?”
爹扭过脸看到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哦,你回来了。天晚了,看你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在这里看看。你看,你娘还在那里看呢。”他像推卸责任一样,赶紧把目标转向我娘。
娘的耳朵基本上听不见任何声音,所有的交流都靠手势,就像哑语。我上前拉了拉娘的手。
娘回过头看到我,也笑了:“看了半天,咋没看到你呢?”
我说:“我骑摩托车,戴着头盔,跑得快呀。”不知她听到没有,她舒了一口气,把身子抽回来,又一点点挪下凳子,搀着爹,一步步挪回客厅。
我跟着他们走回客厅,把电视机打开,眼里竟有一种酸涩的感觉。
这是我参加工作16年来,第一次将父母接到身边住。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房子,后来有了孩子没地方住,再后来是他们年龄大了不愿意动。现在,在我的极力劝说下,他们终于勉强答应住半个月。
来到城里之后,他们极不习惯。房间本来就小,忽然增加两个人,空间就更显逼仄。我们紧张,他们更拘束,手脚都不知道该怎样放。除了睡觉,只能在客厅里看电视。
爹已经“返老还童”,基本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这不能怪他。他今年已经81岁了,脑栓塞几乎使他偏瘫,而脊椎关节错位,又使他的腰不得不弯下来,走路已经像婴孩一样,步履蹒跚,一摇三晃了。
娘的听力不好,但眼睛和手脚尚好,就想帮我们干点儿家务活。可做饭用的是液化气、电磁炉、微波炉,洗衣服是洗衣机,她在农村积攒了大半个世纪的经验,在这里几乎百无一用。我们还一遍遍地告诫他们:不要乱动电,不要乱动气,不要随便出门。于是,他们被“囚禁”在56平方米的小屋里。
干坐着的滋味不好受。爹还好说,他白天看书,晚上看电视,还能抽烟。娘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于是就拖地,择菜,做些不需要丝毫技术含量的活儿,地拖了一遍又一遍,菜洗了一次又一次。可娘已经78岁了,眼神不济。地拖了,总不净;菜择了,总有泥。私下里,老婆对我说:“别让娘干了吧。她干了,我还要再干一次。”我说:“你不让她干,她会憋出病的。”
于是,娘就津津有味地干,老婆就不厌其烦地返工。
一个星期天下午,太阳很好。我们陪爹娘在楼下的草地上晒太阳。一会儿,朋友有事找我们。临走时,我告诉爹娘:“一会儿你们就自己回去,楼上楼下也不远。”朋友的事情忙完时已近傍晚,回去一看,爹娘竟还没有回来。我赶忙下楼找。
刚到楼下,就看到娘搀着爹在另外一个单元楼道口上下打量,四处张望。我赶快迎上去说:“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啊……啊……我们找不到咱家的楼道了。”爹有点儿害羞地说。
“我说是那个楼洞吧,你非说是这个。”娘还在一边添油加醋地羞他。
爹并不生气,只是“嘿嘿”笑着,一步三摇地跟着我挪上了楼。
此后,他们就再也不下楼了。
有一天上班时,路边楼下,我无意间抬头看了一眼,忽然就看到了爹娘。他们挤在靠路的窗口,正朝我挥手。我朝他们挥一下,他们再朝我挥一下,如此重复了好几次。下班回来,我有意识地抬头看了看那个窗口,果然看到他们在探着头,朝我下班回来的方向张望。看到我时,他们又开始兴奋地朝我挥手。
从此,站在窗口的父母,就成了这栋楼的一道风景,两个老人像一对老鸟一样偎在一起,朝楼下的我不停地挥着手。
也许,他们知道,自己的双手已经无法像翅膀一样张开,无法再将儿女护在腋下,为他们遮风挡雨,就用目光和挥手的姿势,织一张网,依然将他们的孩子包裹在浓浓的牵挂中。
最美孝心少年小故事 我明白父亲为什么赶我走回家,对于多数人而言,是一个温暖的词汇。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敏感词。我不愿谈起我的家庭,就像奔跑离去的人不愿回头一样。
作为一个年仅24岁的学生,我离家在外的时间却足足有八年了。八年来,我辗转于各个城市,求学,打工,探亲,用过的火车票攒了整整一盒。前三年,每年寒暑假回两次家。上了大学,变为一年一次,而自从两年前我被父亲呵斥着赶出家门之后,便再也没有回过了。
2014年那个除夕夜里,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背着沉重的吉他,一个人坐上火车,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见我那刚生完小孩的姐姐。
时间回到1992年8月某日,故事从父母忘记我生日的这一天开始。
我出生于一个多灾多难的普通农村家庭,我的父母在第三胎时终于迎来了一个儿子,喜不自胜之下情不自禁,然后一次意外让我不期而至,成为这个贫寒家庭的第四个孩子,同时带来的还有巨额的罚款和养育成本。
父亲在我满月之后,将我送给了邻县的一个煤老板,直到惊动了远在湖南的外婆,老人家唇干口燥地劝阻,才把我要了回去。与“富二代”身份擦肩而过的我,自此开始了坎坷曲折的寒门子弟奋斗史。
在我从小的印象中,我的家庭总是充斥着大大小小无数次的争吵和无休止的怨怼,辍学、出走、失踪、反目、离婚、自杀……那个矮矮的老房子从外面看上去毫不起眼,门一关,谁会知道里面发生了多少对我来说撕心裂肺的事情。
如果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我的家庭应该是最复杂的样本,以至于我至今无法解释它是如何一步步衰败至此的。时至今日,一家六口分散各地,各自过着并不圆满的生活,彼此之间很少联系,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哪怕只相隔一两个小时的路程。自从八年前大姐随着寒酸的嫁妆出嫁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完整地聚过一次,过年回家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少。
他们就像破茧之蝶般,一个个逃离农村,逃离这个千疮百孔的家,逃离暴躁专制、不可理喻的父亲。最后只剩下我陪伴父亲时,他已经厌倦了被离弃的感觉,于是他亲自把我赶走,还叫我跟他们一样,永远不要再回来。当时我沉溺于悲伤,并未能明白,也许父亲不是不需要我,而是太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其实我不经常想起那个大冬天我光着脚走出家门的画面,尽管当时我是那样近乎绝望地哭喊着,尽管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母亲想要一死了之的决定。
母亲不喝农药的时候,都在认真地活着,活得比谁都用力。她努力工作,生活节俭,即使一个人住在不足20平米的廉价房里,她依然可以把日子过得看起来很体面。离开曾经依靠的男人,她一样可以自力更生,甚至独力承担起了几个孩子的各种费用。
她和父亲背着我们偷偷去办了离婚证,却没有藏好,被我无意中翻出来,同时翻出的还有一张陈旧的结婚证。这两个看起来差不多的红本子,就这样粗暴地概括了父母从青春到苍老的近三十年婚姻岁月。我惊讶于自己的平静,然后默默放回去,只字不提。
离了婚之后,每年过年母亲的去处都是让我们最头疼的事情。她现在已经辞去工作,专职帮二姐带小孩,但二姐要随姐夫回婆家过年,又不忍丢下母亲一个人,便试探着问要不要帮她买回湖南的票,母亲只应了句:先不着急吧。要是搁在几年前,母亲肯定会一口答应,因为连我都看得出来,她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去,回到那个承载了她许多童年美好回忆的家乡。但拖家带口的,她不敢乱花钱。
2013年,大舅妈六十大寿,我陪母亲回去了一趟,感受到多年人事变迁的尴尬与隔阂。乡音已改,归人如过客。打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提过回湖南的事。外婆还在世时,她迟迟未能回去看看;外婆一走,便也带走了她最后一个可以回去的家。
很多在外闯荡的年轻人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知道,不管自己走多远,身后都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但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游子都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不是每一片落叶都能如愿归根,不是每一所房子都温暖坚固足以抵御风雨侵袭。
2012年回家,发现老家的房子出现了裂缝,而隔壁邻居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开始忧心忡忡起来,鼓起勇气跟父亲商量:要不,出去租房住吧!父亲把眼一横:嫌钱多啊?——可这屋不能住人了呀。父亲沉默良久,语气难得温和地说:我就等着你们哪一天回来给我盖新屋。我无言以对。
这些年每到春节前,总是有不同的人来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纵能找到一万个借口敷衍过去,内心也无法逃避这个问题。我曾以那样惨烈的方式离开,又如何再若无其事地回去?我还未找到与过去握手言和的方法,回去又能改变什么?
我只能加倍努力。
也许哪一天我足够强大了,拥有了可以幸福的能力,我就会回去,拾起曾经断落的瓦片,重新造一所房子,撑起这个饱经沧桑的家庭。我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从未怀疑过。
今年母亲在惠州,大姐在佛山,二姐在汕头,三哥在广州,父亲依旧留守老家兴宁。我不知道春节要去哪儿,他们也没问我,过年不讨论回家问题,已经成了我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我决定留在学校写毕业论文,饭堂伙食倒是挺养人的,特别照顾留校学生。
只是,外面的饭再香肉再好吃,我也怀念多年以前的冬夜与家人分食的一口酿酒。那时候一桌热菜,六双碗筷,家人围坐,灯火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