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逻辑障碍 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逻辑能够对人的思维起到规范作用,让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正确,对问题的处理也会更加合适。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的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希望对您有帮助哦。

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一、不证而论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示过他不相信有什麽“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理”。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麽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

中国人的逻辑障碍 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二、概念不清

其实,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一个人要会正确地思维,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脑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麽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麽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麽是“国家”、什麽是“民族”、什麽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麽是“民主”和“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文理优劣”,直到某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某网友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务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麽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三、乱用类比推理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象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

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权威,这其中理由何在却忘了说。

五、以偏概全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麽归纳而来。要让它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那些气功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笔,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麽原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车去上班,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却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惨败。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麽“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试问国民经济中什麽是纲,什麽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然而两千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麽不同。无论学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当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用到别的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是学校的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麽一个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如何谈“复辟”。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的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民,人人如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大跃进”、“文革”不必说,什么“鸡血疗法”、“针灸治聋哑”、“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磁疗”、“红茶菌”、“气功热”、“风水热”、“易经热”……实在是琳琅满目,蠢不胜收!至今我一闭眼,就想起当年某好友清晨起来愣灌下几升白开水,而未来的芦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风魔,每日数千次地来回猛甩纤纤玉手。当然,比起后来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树亲嘴“吸树精”、躺在地下“接地气”、参加张大师香玉的语言短训班学习“宇宙语”、“宇宙歌”的疯子们来,这实在也算不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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