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早期儒家人际关系论具有特定的致思倾向。它以致和谐而存不同为目标，以讲名分而求对等为原则，以正自我而推己及人为方法，以人的积极真情为基础，形成了具有一定内在逻辑和思想内涵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及其致思倾向，不仅反映了中国先哲们处理人际关系问题的高超艺术，而且暗合了现代哲学重视“交往关系”的发展趋势。其思想内容可以弥补现代社会人际关系问题的不足，为当今时代建立和谐社会秩序、构建良好人际关系提供智慧和启迪。
儒家人际关系
儒学自创立之日起，就着意探讨人际差别及其和谐相处的问题，对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这在早期儒家那里已表现得十分明显。早期儒家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各种人际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深入的思考，为处理这些人际关系制定了规范，提出了准则，形成了系统的人际关系论。这一人际关系论，体现了早期儒家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的致思倾向，并深刻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交往行为和性格特点，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诠释早期儒家的人际关系论，解读其致思倾向和理论特质，对今天构建良好人际关系与和谐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家人际关系的目标：致和谐而存不同
中国文化素有“贵和”传统，这在早期儒家的人际关系论中得到很好的贯彻。早期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际关系与社会状态就是和谐。他们倡导人与人之间“和而不同”，主张在差别中和谐相处。
早期儒家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相处，把“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目标。他们将“和”提升为一个本体论范畴，认为“和”是天地运行的基本法则，是天下古今普遍有效的通达之道;天地万物皆通过诸多要素的和合建构而生成顺达，皆以“和”为自己生发长养的依据，因而“和故百物皆化”。人际关系的和谐相处，正是这种天地之道在人事上的贯彻和体现，它能够凝聚力量、成就伟业，是人事兴旺、社会太平的前提。正是鉴于和谐人际关系在整个社会运行与人事成就中的重要作用，孟子才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也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3]在他们看来，只有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相处，才能成就儒家理想的太平盛世和圣人人格。为此，早期儒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整套系统的礼乐制度，重塑了三代以来的礼乐文明。他们将传统的礼乐文化诠释为一种在差别中寻求和谐的文化体系，认为“礼之用，和为贵”，“乐以发和”，礼乐制度成为调节各种人际关系、实现人际和谐的重要保障。这样一来，追求和谐人际关系便成为整个礼乐文化的目的所在，也成为早期儒家人际关系论的核心内容。
儒家人际关系的原则：讲名分而求对等
为了能够在差别中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早期儒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名分与对等。
讲名分。名分是一个人的地位、职责的体现，是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所具有的社会身份。早期儒家认为，人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具有不同的名分，人的名分差异导致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名分是对社会关系的约束和界定。因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维持社会和谐秩序，就必须讲名分，以特定的名分来约束人的行动。早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正名”思想，主张从“正名”入手规范人际关系。他认为，只要理顺名分，使人各司其职、各安其分、无所僭越，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人际关系自然就和谐了，天下自然就安定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得到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的忠实继承，他们都强调名分对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都认为“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昏所由作也”，将名分混乱视为导致人际不和、社会混乱的原因，主张“以名正实”，以人的名分来规范人的社会关系。
儒家人际关系的方法：正自我而推己及人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呢?早期儒家认为首先应该正自我，然后推己及人。
处理好人际关系，首先要正自我。在早期儒家那里，正自我有两层意思：一是修养自我，二是在践履道德规范时从我做起。所谓修养自我，就是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并以此作为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根本方法。早期儒家认为“君子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只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不去苛求别人，就不会遭到别人的怨恨，就可以与别人和谐相处。他们自我修养的主要内容是“仁”和“礼”，主张以“仁”浸润塑造人的内在品质，以“礼”规范约束人的外在行为。
儒家人际关系的基础：重真情而轻形式
早期儒家重视人间真情，学者对此早有认识。钱穆先生认为：“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家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着重理知的部分。”庞朴先生也曾指出，在早期儒家那里“情的价值得到如此高扬，情的领域达到如此宽广，都是别处很少见的。”早期儒家的重情倾向在其人际关系论中得到集中体现。他们认为，人的积极真情才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而其他外在的形式都是次要的。
儒家人际关系最高法则：仁者无忧
含义：这要从什么是孔子心目中的“仁”说起。 据统计，“仁”在《论语》中出现过109次，它既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又是处理人际关系乃至治理国家的最高法则。首先，“仁”是儒家对于“君子”亦即有道德的人内心修养上的要求，如： “克己复礼为仁。” 那如何“克己”呢：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可见，仁者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是非常慈善、宽容、平和，绝不会为了别人小小的误解或冒犯而心存芥蒂甚至耿耿于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长荡荡”、“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样的心态自然就能做到“仁者不忧”了。
其次，按照儒家的“入世”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仁者只要有可能，就要推己及人，把爱心，把“仁”的思想行为普及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如： “仁者爱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用今天通俗的话说，一个“仁者”就应该像雷锋那样，关心别人，天天做好事。这样的人，肯定跟别人的关系极为和谐，而他自己也就不会树立敌人，正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所以孔子又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如果能下决心做到仁，那么，一切行为都合理，就不会跟别人结下怨仇了) 由上可见，孔子说“仁者不忧”是有道理的。而且由于“不忧”，寿命也就长了，所以孔子又有一句名言：“仁者寿”。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忧”是指不要为一己之私利而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甚至机关算尽，而不是提倡大家都来当“马大哈”，毫无忧患意识。对于仁者来说，该忧时还得忧。从大的方面说，忧国忧民就是应该提倡的，而且还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小的方面讲，对于自己学习、工作甚至一生的安排也要有个长远的规划，不能浑浑噩噩过一辈子;从更小的方面讲，就是居家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得有计划甚至精打细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这些该忧的地方也不忧，那就反而留下将来想“忧”也来不及“忧”的祸患，这就是常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