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生是一种担当，敢于担当的人生，书写着伟大，镌刻着璀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了2016年关于带头攻坚克难敢于担当发言稿3篇，欢迎大家阅读。
2016年带头攻坚克难敢于担当发言稿篇1
刚刚召开的省委十届五次全会深刻指出，领导干部是改革发展事业的带头人。在我省新一轮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级领导班子一定要吃得住硬，顶得起来，把“担当”二字突出出来，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敢于担当、善于担当、体现担当。
敢于担当，就是要有精气神，有勇于面对困难的锐气和勇气。当前，我省发展正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者胜”。在这场事关改革发展的战役中，领导干部的决心和勇气，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性因素。对于领导干部来讲，敢于担当首先要有政治担当，面对复杂局面、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直面、敢于斗争;要有责任意识，在其位、谋其政、不推脱、不回避，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态度，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敢于担当还要有更好的精神状态，越是压力大、任务重，越要保持昂扬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各项事业能够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善于担当，就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有解决困难的本领。“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做到善于担当，急躁蛮干不行，束手无策也不行，最重要的是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和方法。做到善于担当，就是要吃透上级精神，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省委、省政府的发展战略，不断提高担当的能力，善于把握和遵循规律，在工作中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学会用群众的思维方式思考，用群众接受的方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体现担当，就是要有实际成效，各项工作最终都有实实在在的成果。成效是检验工作的标杆，靠忽悠和作秀生造出的所谓“成绩”，早晚要“露馅儿”，迟早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体现担当，要咬定目标任务，对照“任务书”和“时间表”，集中精力抓好重点工作、重大项目的落实;要看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稳增长任务的完成情况、结构调整情况、创新发展情况、生态保护情况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情况当作衡量政绩的标准;要看人民群众的评价，要建立起群众能参与、指标能量化、办法可操作的评价考核体系，对成绩突出、贡献较大的干部给予奖励，对工作不力的情况要坚决追查，从严问责，真正将担当精神体现在工作的方方面面，向党和群众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蓝图已经绘就，任务清晰明确。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各级领导班子一定要强调担当意识，敢于担当、善于担当、体现担当，为我省新一轮振兴发展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
2016年带头攻坚克难敢于担当发言稿篇2
透过学习，感触颇深，如何做一个勇于承担职责的人呢?我想起了一位伟人说过：“人生所有的履历都务必排在用于负责的精神之后。”勇于负责的精神是改变一切的力量，它能够改变你平庸的生活状态，使你变得杰出和优秀;它能够帮你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从而强化你脆弱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使你成为好机会的座上宾，频频获得它的眷顾，从而扭转向下的人生轨迹。如果你已经足够聪明和勤奋，但依然成绩平庸，那么久请检视自我是否有勇于负责的精神。只要拥有了它，你就能够获得改变一切的力量。
勇于负责是一种用心进取的精神。当一个人想要实现自我内心的梦想，下决心改变自我的生活境况和人生境遇时，首先要改变的是自我的思想和认识，要学会从职责的角度入手，对自我所从事的工作持续清醒的认识，努力培养自我勇于负责的精神，这才是成功的最佳方法。勇于负责就要踏踏实实地把事做好。勇于负责的精神说到底就是一种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好、做到底的态度。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就应静下心来，脚踏实地地去做。要明白，你把时光花在哪里，你就会在哪里看到成绩。只要你是用于负责、认认真真地在做，你的成绩就会被大家看在眼里，你的行为就会受到大家的赞赏和鼓励。
只要你还是单位的一员，就就应抛弃借口丢掉脑中消极懒散的思想，全身心投入到自我的工作之中，以勇于负责的精神去对自我的工作，时时处处为单位着想。只有这样，才能成长为一个真正具备勇于负责精神的工作人员，才会被大家或单位视为支柱，才会获得全面的信任，并获得重要职位，拥有更广阔的工作舞台。这时候，自我的事业也就指日可待，胜券在握了。无论是荣誉还是财富，生活总是会给每个人回报的，条件是你务必转变自我的思想和认识，努力培养自我勇于负责的工作精神。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勇于负责的精神之后，才会产生改变一切的力量。
一个人要想赢得别人的敬重，让自我活得有尊严，就就应勇敢地承担起负责。即使没有良好的出身、优越的地位，只要他能够勤奋地工作，认真、负责地处理日常工作中的事务，就会赢得别人的敬重和支持。反之，一个人即使高高在上，却不敢承担职责，丧失基本的职业道德，仍然会遭到他人的鄙视和唾弃。我们身边也不乏找种种借口推卸职责的工作人员，更有一些干部认为领导安排的工作，我们都照样的安排下去了我们就没有职责了，就找到了推卸职责的借口，那么试想一想我们一些干部的职责就仅仅只是当传话筒和复印机吗?我们到底需要承担职责吗?又要承担什么职责呢?改变态度，努力培养自我勇于负责的精神，你将会产生无穷的力量，用心地为自我的梦想和事业努力奋斗。
2016年带头攻坚克难敢于担当发言稿篇3
担当意识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行为操守和思想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位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老一辈革命家就曾勇敢地担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历史使命。
心系天下，有险偏向虎山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1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以三栏篇幅、大字标题刊出“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的新闻，抢先摆出要“谈判求和平”的姿态。紧接着，20日、23日，蒋介石又连续发出两封电报，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他“共定大计”，且“已准备飞机迎接”。对于蒋介石的邀请，延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进行所谓的“谈判”，蒋介石就可以把“不要和平”的罪名扣到共产党身上。毛泽东等人召开会议，讨论后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去不去、何时去则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根据情况再行决定。周恩来尚未启程，8月24日，盟国中国战区的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在继蒋介石“三邀”之后，也发电邀请毛泽东赴渝和谈。美国人的介入，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25日晚，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为了国内和平的实现，毛泽东毅然决定深入虎穴，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前往。大家都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深入虎穴与“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蒋介石谈判，能够安全返回吗?对此，毛泽东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五人开会。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重庆谈判的胜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全面内战的爆发，而且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和平，为了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涉险来重庆谈判的义举：“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毛泽东的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是共产党领袖在国家、民族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是面对沉甸甸的历史重任时义无反顾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
实事求是，时代责任一肩挑
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得以确定。随着周恩来病情的加重，邓小平实际主持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方面工作都处于混乱状态：经济停滞不前，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遭到破坏，交通运输系统陷入崩溃，军队处于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中而荒废了军事训练，知识分子受到打击，人才匮乏……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顶住来自“四人帮”的压力，努力克服他们的顽固阻挠，以高超的领导才能和势如破竹的魄力，很快扭转了局势。在他的领导下，各方面的整顿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并且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局部纠正“文革”的错误，但不能容忍邓小平全面否定“文革”。当意识到全面整顿已显现出“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趋势时，他对邓小平的不满加剧了。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文革”问题，要求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在1975年11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做一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评价“文革”的提议，邓小平回答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实际上委婉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此后，邓小平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他主持的全面整顿也被迫中断。在个人进退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拒绝作肯定“文革”的决议，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持实事求是、不因个人利益而动摇的坚定立场。
到1977年，已是73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复出主持工作。他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一种是做点工作。“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这是一种崇高的时代担当，是一种实干兴邦的做事风格，体现了一位历经风雨沧桑的共产党领袖面对历史和人民交给的重任毫不迟疑、挺身而出的忠诚和勇气。
秉直进言，土改纠偏决心大
土改运动初期，由于政策的不完善等原因，各地区普遍出现了“左”的错误，一部分中农利益受到侵犯，中小工商业者也受到冲击，在一些地区还发生了乱打滥杀现象。1947年，康生在山西搞土改，对确定成分搞扩大化，凡是定为地主富农成分的，都被分了土地和浮财，还要拷“底财”(埋在地下的银圆等)。这股“左”倾的歪风也刮到了陕甘宁边区，有人提出要斗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人;还有人将老革命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马锡五称为志丹县的“四大家族”，要清算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顶住各种压力，对土改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毅然提笔写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力主纠偏。
习仲勋走出窑洞，走进附近村庄，广泛听取农民群众和各方面的建议意见。他在子洲县整整待了9天，扎扎实实地搞调查研究。他看到极“左”倾向造成的危害。偏激极“左”的做法蔓延滋长，一些人鼓动起来所谓“自发斗争”，乘机打秋风，吃大户;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对准干部，连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家属也在其列;子长县栾家坪土改变成了干部党员之间的斗争;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进行斗争，杀羊宰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8年1月4日、1月19日和2月8日，习仲勋先后三次致信党中央、毛主席，如实报告了边区各地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问题及所造成的危害，指出了当前土改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和需要加以注意的事项，并说明目前正在努力纠正的情况和将来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习仲勋的报告，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分析，梳理归纳各类数据材料而写成的，不仅客观反映了土改运动的真实情况，而且提出了具有指导性的真知灼见。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