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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功的秘诀野心
话说巴拉昂是一位年轻的媒体大亨，推销装饰肖像画起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迅速跻身于法国五十大富翁之列，1998年因前列腺癌，在法国博比尼亚医院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嘱，把他四亿六千法郎的股份捐献给博比尼亚医院，用于前列腺癌的研究，另有一百万法郎作为奖金，奖给揭开贫穷之谜的人。
巴拉昂去世后，法国《科西嘉人报》刊登了他的一份遗嘱。他说，我曾经是一个很穷、很穷的穷人，去世时却是以一个富人的身份走进天堂的。在跨入天堂的门槛之前，我不想把我成为富人的秘诀带走，现在秘诀就锁在法兰西中央银行我的一个私人保险箱里，保险箱的三把钥匙在我的律师和两位代理人手中。谁要是能通过回答穷人最缺少的是什么，而猜中我的秘诀，他将能得到我的祝贺。当然，那时我已无法从墓穴中伸出双手为他的睿智而欢呼，但是他可以从那只保险箱里，荣幸地拿走一百万法郎，那就是我给予他的掌声。
这份遗嘱刊出之后，《科西嘉人报》收到大量的信件，有的骂巴拉昂疯了，有的说《科西嘉人报》为提升发行量在炒作，但是多数人还是寄来了自己的答案。
绝大部分人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金钱，穷人还能缺少什么?当然是钱了，有了钱，就不再是穷人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机会。一些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没遇到好时机，股票疯涨前，没有买进，股票疯涨后，没有抛出，总之，穷人都穷在背时上。
另一部分人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技能。现在能迅速致富的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还有的人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帮助和关爱。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答案，比如：穷人最缺少的是漂亮，是皮尔·卡丹外套，是《科西嘉人报》，是总统的职位，是沙托鲁城生产的铜夜壶等等，总之，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巴拉昂逝世周年纪念日，律师和代理人按巴拉昂生前的交代在公证部门的监视下打开了那只保险箱，在四万八千五百六十一封来信中，有一位叫蒂勒的小姑娘猜对了巴拉昂的秘诀。蒂勒和巴拉昂都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野心，也就是成为富人的野心。在颁奖的时候，《科西嘉人报》带着所有人的好奇，问年仅九岁的蒂勒，为什么想到是野心，而不是其他的。蒂勒说：“每次，我姐姐把她十一岁的男朋友带回家时，总是警告我说不要有野心!不要有野心!我想也许野心可以让人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巴拉昂的谜底和蒂勒的回答见报后，引起不少的震动，这种震动甚至超出法国，波及英美。前不久，一些好莱坞的新贵，和其他行业几位年轻的富翁就此话题接受电台的采访时，都毫不掩饰地承认：野心是永恒的特效药，是所有奇迹的萌发点;某些人之所以贫穷，大多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弱点，即缺乏野心。
沃尔芬森两种野心的故事
沃尔芬森从1968年至1977年在施罗德公司期间，遵循的是他在澳大利亚期间相同的模式。他驾轻就熟地取悦着他的客户：他倾听、同情、理解他们的需要;他提供的是"智慧、想象力、横向思维和良好的关系，是集中精力和超强的记忆力"，同时期在施罗德公司任职的一位同事这样评价他。他的耐力使他能够比普通人出席更多的晚会、展览和音乐会;他的仪表、文化品位和他作为澳大利亚人的异国魅力，都使他成为伦敦社交圈子里一个受欢迎的人物。他活动得越多，关系网就越大，他就越能在准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带着一种我能解决你的问题的态度。他带来一些有价值的客户--有他在澳大利亚结识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也有初来欧美国家闯荡的澳大利亚人，不过还有其他一些人。有一天，沃尔芬森接到一个英国的耶稣会省区神父的电话，这位省区神父由于某种缘故在大溪地得到一块地产，不知道该干什么用。"神父，我有一些合作伙伴是耶稣会士，我能让他们来为您服务吗?"沃尔芬森问道。同时他建议可以考虑用这块地来开发一个饭店。他保证说他作为犹太人完全不是障碍;基督徒里有一半人都举荐他。
1970年9月，也就是他加入施罗德公司后不到三年，沃尔芬森被任命为美国分公司总裁，这家分公司被认为需要振作一下。沃尔芬森全家搬到了纽约--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也带来了公司需要的兴奋感，这尤其要感谢使他得以与沃伯格结交的音乐爱好。沃尔芬森在伦敦期间，曾经主持过一家代表音乐艺术家的小公司，这些艺术家许多都成了他的朋友：比如伟大的俄罗斯钢琴家、指挥家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和他的竞争对手有以色列血统的阿根廷音乐家丹尼尔·巴伦勃伊姆。沃尔芬森夫妇在他们伦敦的家里放了一架大钢琴，阿什肯纳齐和巴伦勃伊姆来英国时就会顺道来练练琴;有一年夏天，沃尔芬森夫妇还和阿什肯纳齐一家同去希腊度假。正因为如此，在1970年，沃尔芬森在筹备纽约新建的施罗德公司大楼揭幕典礼时，突发奇想搞一个揭幕典礼音乐会。于是他给阿什肯纳齐打电话，问他想不想成为首位为一家华尔街商业银行揭幕的苏联音乐家。
沃尔芬森很快就把纽约的职务变得像是一个帝国。他想出一些异想天开的项目;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开发德黑兰的一大片土地并以伊朗国王的名字命名，还有一个是为西尼日利亚设计一个开发计划。1973年油价暴涨之后，沃尔芬森说服委内瑞拉政府，说他可以为他们的意外之财当顾问，于是他开始每月去加拉加斯访问。"他的想法都是十分宏伟的，"他当时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交易制造者，但不是一个管理者。"不过，沃尔芬森在实现他在银行界的野心方面表现出来的精力还不是全部。
如果你去访问位于曼哈顿公园大道49层的沃尔芬森家族基金会，你就会被带到拐角处的一间豪华办公室里，在这里存放着多年来煞费苦心收集的有关沃尔芬森生涯的剪报。两个鼓鼓囊囊的文件夹里全是关于沃尔芬森在银行界冒险故事的剪报，最上面是两张快要破成碎片的尼日利亚报纸，回溯到他1961年倒霉的拉各斯之行。不过，还有两个同样大的文件夹是关于他的音乐和慈善业绩的，加上两大包照片，主要都是与他的音乐生活有关的。沃尔芬森对音乐和慈善事业的兴趣几乎相当于他的第二生涯，与他在金融界的忙碌生活并行不悖。这是一种联络方式--为施罗德美国分公司带来关系和生气--不过，更多的还是一种追求个人兴趣的方式。
如果说他的金融生涯是十年前在澳大利亚起飞的，那么沃尔芬森的音乐生涯之花则是20世纪70年代初在纽约开始绽放的。他维持着早先在伦敦与音乐家们建立的友谊，1972年之后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那一年他加入了卡内基音乐厅的董事会，而卡内基音乐厅是纽约音乐殿堂的鼻祖。最重要的友谊是和丹尼尔·巴伦勃伊姆的友谊。巴伦勃伊姆在经过两周闪电般的追求之后娶了一位名叫杰奎琳·杜普蕾的天才女大提琴家为妻。沃尔芬森结识杜普蕾的时候，她是一位轰动全球的音乐家：她热烈、冲动，拉琴时带有一种罕见的火样的激情;她的演艺事业从辉煌走向辉煌。直到有一天，她在为纽约爱乐乐团彩排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指对琴弓没有了感觉。指挥伦纳德·伯恩斯坦还以为这不过是一个被宠坏的天才的一时发作，然而，这种奇怪的症状并没有消失;她手指的感觉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有时她还会失去平衡。终于，无法避免的诊断结果出来了：多发性硬化症。她年仅28岁，音乐生涯就此完结。
在希望破灭的那一天，杜普蕾和巴伦勃伊姆与沃尔芬森共进晚餐。杜普蕾绝望透顶，没有了音乐会的日子该如何打发，她对此感到茫然。沃尔芬森建议说她可以教授大提琴，杜普蕾反驳道，不会有人愿意跟她学的;为了哄?开心，沃尔芬森说自己就会的。第二天，杜普蕾打电话到施罗德公司沃尔芬森的办公室，说她给他找到了一把大提琴;只要沃尔芬森答应她一个条件，她就准备马上开始授课。这个条件就是，沃尔芬森必须答应在他50岁时演出一场音乐会。沃尔芬森当时还不到40岁，于是他连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按照沃尔芬森的说法，多年后的一天，巴伦勃伊姆打电话给他，传达了他妻子的口信，那时她的病情已经恶化。杜普蕾问他："音乐会呢?"因为她已经病得很利害了，让她失望是不行的。沃尔芬森早已把自己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他不想让杜普蕾失望;于是他提出在自己家里办一个音乐会。"那不是音乐会，"巴伦勃伊姆回答说，接着他宣布，音乐会起码要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更何况沃尔芬森还是卡内基的董事长，在那儿办也很方便。接着巴伦勃伊姆开始到处打电话，安排了一连串的音乐界大腕与沃尔芬森联袂出演;伦纳德·罗斯和艾萨克·斯特恩参加了演出，阿什肯纳齐为了加入演出而取消了另一场音乐会。就这样，年近40才开始学大提琴的沃尔芬森，在纽约市最耀眼的卡内基音乐厅，与明星大腕们同台演奏。
在纽约经营施罗德分公司四年之后，沃尔芬森作为银行的第二把手和继承人，凯旋返回伦敦。公司董事长迈克尔·维里很快面临退休，施罗德公司里议论纷纷，传言沃尔芬森将会接替他的位置。但是，跟在澳大利亚时一样，沃尔芬森有点儿太性急了;他有一大堆的主意，还急于马上付诸实施，以至于施罗德公司里的守旧派们对他极其反感。在公司的老近卫军们眼里，他只会出风头，昙花一现;他的风格会有损公司的声誉，可能也和英国人的作风格格不入。沃尔芬森在美国的经营业绩，尽管表面上令人眼花缭乱，但从来就没有创造过多少利润，或者至少一帮老家伙们是这么说的;他的犹太人身份对他也没有帮助。在这种充满嫉妒、守旧和排外的气氛里，一场反对沃尔芬森的运动逐渐酝酿成形了;正在此时，埃里伯爵出现了，他有着合适的头衔，妻子又是女王的宫廷女官，于是他成了沃尔芬森的主要竞争对手。当维里从施罗德公司的宝座上引退时，高贵的伯爵接替了他的董事长位置。
有一个不肯引退的人就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沃尔芬森备感失望的时候，也就是1977年，麦克纳马拉在世界银行已经待了将近十年，还丝毫没有表现出减速的迹象。离开国防部后，在1968年世行秋季年会上发表的第一个重要讲话中，他宣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重大改变：世行将把以贫困国家为重点转移到以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为重点。仅促进经济增长已经不够了：世行已从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现在将转向直接以贫困为重点。按照麦克纳马拉的说法，一个国家的GDP数字看上去可能很好，"可是……你我都知道，这些令人鼓舞的数字只是装点门面，下面掩盖着的是远没有那么鼓舞人心的情景……增长集中在工业区，而农民继续陷于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贫困中，生活在勉强生存的边缘"。
麦克纳马拉的言论把世行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认为不能依靠经济增长的"渗漏效应"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种观点没有完善的数据来作为依据--事实上，增长确实能够减少贫困。但是，在多年来以增长为目标未能结束人类的苦难之后，对新的观念有一种感情上的需要;而且有一种准确的感觉，即战后把重点放在修建大坝和工厂上是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现在人们认识到，让一个农民脱贫致富的办法也许并不是把他送进炼钢厂;而是给他农作物良种，给他农业技术咨询，或者给他土地使用权。1970年，秘鲁的左翼政府推出了一个激进的土地再分配计划，受到发展思想家们的广泛欢迎;在世界的另一边，印度的英迪拉·甘地以直接向贫困开战的承诺为基础开展竞选运动。与此同时，在美国和欧洲，再分配的思想主导着在反越战中崛起的反文化运动，而类似的观念渐渐地在沙龙和会议圈子中不胫而走。1970年，国际劳工组织的负责人戴维·莫尔斯颇有点幸灾乐祸地宣布了"GNP主导地位的颠覆";一位名叫霍里斯·切纳里的杰出发展经济学家敦促各国瞄准"最优化增长"，这种增长速度可能不同于最大化增长，但将会包括直接的反贫困干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