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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准备做励志成长的名人故事手抄报之前，总会需要一些名人励志故事来作为素材，那么励志成长的名人故事手抄报素材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励志成长的名人故事手抄报素材：宇野千代的人生幸福论
宇野千代是个幸福的女人。
年轻时千代只有一件和服，晚上打工回家后，将那件和服撑起来去除汗味，好第二天接着穿。穷得买不起鞋，又舍不得花钱买电车票，于是每天光脚步行去东京市区打工。大冬天穿一件单衣和服，光着一双脚沿着铁轨迎着早晨的太阳朝前走，地面上的沙砾有些硌脚，不过千代不在乎。她朝呼啸而过的电车兴奋地挥手，感觉很幸福——在她的家乡岩国，可是看不到电车的。
后来千代结婚了，和做银行小职员的丈夫一起生活在札幌的一间出租房里。千代没日没夜地缝制和服，用赚来的钱购置了一幢二十年的旧房——光秃秃的地面上长出了杂草，连一张榻榻米也没有。不过千代依旧感觉好幸福：哎呀!总算拥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千代继续缝和服赚钱，赚到一点就去购置一张榻榻米，然后自己动手铺上。慢慢地，有两个房间铺上了崭新的榻榻米草席，千代将其中一间租了出去，感觉好幸福。
不过，这样赚钱的方法实在太慢了，怎样可以赚得多一点呢?千代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征文启事，获得一等奖就可得到巨额奖金，兴奋得当即搁下正在缝制的和服，铺开纸笔动手写小说。千代的第一篇小说《脂粉之颜》就这样粉墨登场，获得《时事新报》小说征文一等奖。拿到巨额奖金的千代，第一件事就是抓着大把钞票去以前经常典当物品的当铺炫耀：“看到了吗!我现在是有钱人了，再也不必来这儿典当东西了!”
成为新人作家的千代在东京遇到了另一位新人作家尾崎士郎，四目相对，共坠爱河。于是千代将札幌那幢榻榻米还没铺完的旧房子和银行小职员丈夫，一股脑儿全抛弃了。在东京郊外的马达村，千代和士郎买下了一块萝卜菜地中间的一间旧杂屋，将它改建成两个人的爱巢。马达村又称“文士村”，聚居着许多文人和艺术家，贫穷是他们共同的气质。千代在文士村的家，就在川端康成家隔壁，一到做饭时，要么是川端太太到千代家借酱油，要么是千代到川端家借米。这样幸福地贫穷了一段日子之后，尾崎士郎在某日离家后一去不返。失恋的千代一个人关起门在家哭得捶胸顿足，哭得翻江倒海——千代将这种哭称为“失恋体操”。
千代不久就遇到殉情未遂的画家东乡青儿。第一次见面，千代便在东乡青儿家里住下。两个人在东乡青儿与恋人殉情自杀的床上做爱，在残留着血迹的床单上相拥而眠。后来，东乡青儿与前恋人重归于好，千代再次失恋了。不过这次千代没再做“失恋体操”，因为她遇到了比自己小十岁的记者北原武夫。千代每天去报社给北原武夫送饭，她做饭的手艺，可不是吹的，为了能每天吃到她做的饭，北原武夫和她结婚了。两个人在东京帝国饭店举行盛大婚礼后，千代办了日本第一本女性时尚杂志《STYLE》。那段时间千代的事业真是风生水起，光是数数钱都数得双手失去知觉——实在是太有钱了!千代幸福得连死的心情都有了。
不过千代很快就从幸福得要死的心情里活了过来——丈夫北原武夫出轨，《STYLE》因偷税漏税被查并宣告破产。一夜之间，千代变得一无所有债台高筑，直到67岁那年才悉数还清债务。债务还清那天，她收到了57岁的北原武夫送来的离婚协议书。千代一笔一画仔细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然后在自己的专栏撰文《分手也很幸福》。
“分手也很幸福”的千代，60岁之后开始步入人生收获期：60岁那年，她的经典爱情名作《阿娴》获得第十届野间文艺奖;75岁，获得第28届艺术院大奖;77岁，获得天皇亲自授予的勋三等瑞宝文化勋章;85岁，获得第30届菊池宽文学奖;86岁，出版《活着的我》，连登人气畅销书排行榜首;93岁，获得日本文部科学大臣评定的“日本文化功劳者”称号。千代98岁去世，日本政府为她追授勋二等瑞宝文化勋章。
从1897年到1996年，宇野千代在这个星球上度过了98年的幸福人生。在东京南青山梅窗院，后人为宇野千代建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上刻着她的人生幸福论：“用幸福呼唤幸福”。
励志成长的名人故事手抄报素材：饶宗颐自述家学经历
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
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家人很会做生意，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家庭条件非常好，可以玩儿的东西很多，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二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除了家学，少年时对我影响很深的还有两个人：一是孙诒让，另一个是顾炎武。我治甲骨文的动机来自孙氏，他是我学问最早也是恒久的指路人;而我肯钻进去，肯走艰辛的学术之路，顾氏对我的影响最大。
我认为，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成学问，“开窍”十分重要，要让小孩心里天地宽广，让他们充满幻想，营造自己的世界，同时要注意引导他们少走弯路。
“宗颐”名说“选堂”字说
父亲为我取名“宗颐”，是期望我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因缘巧合，后来在山西华严寺、日本大德寺均有过一主持叫“宗颐”，我想或许他们就是我的前身。至于“选堂”，主要是我读书喜欢《文选》，绘画喜欢钱选，还有道教的创世纪遗说“选擢种民留伏羲”里讲到“选民”，也是对我的一个发现作个纪念。
我作书画和题词，落款最常见的用号是“选堂”，有时也用父亲为我起的这个名——宗颐。我的兄弟排宗字辈，我二弟名叫宗械，为什么叫宗械，因中国宋朝有位理学家叫张械，父亲希望二弟能师其见识高，践履实。除了乳名之外，我还有两个大家少知的别号，一个叫伯濂，一个叫伯子。濂是濂溪的濂字，父亲是希望我像周敦颐一样;伯是大，我是长子，所以叫伯子，我作的书画曾题饶伯子。
治学格局应开阔轩昂
我看了王国维(静安)的书受到他的影响。我从他的治学规模与识见中，懂得治学的格局应该是开阔轩昂的。只有这样才使学问做得圆融、有通识，才能开拓学术之区，补前修之未逮。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位印度人，印度汉学家白春晖的父亲白老教授。在印度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90岁了，他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动。他著了一本印度文化史，里面每个概念都穷追到底，追到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后来我做学问也这样“溯源”不已，然后再“缘流”而下。
我11岁时写了《后封神榜》，很可惜这本书不知散落何处，至今还没办法找到。我七八岁时读《封神榜》，最引我入胜的是一个“神”的问题，这样我就写了一部小说叫《后封神榜》。
学问起步于编著乡邦文献
我自少年时代就留心乡邦文献，弱冠尝着手辑《韩山志》，访耆老，征遗文，连类及之，又为潮州广济桥撰志，以一桥之细，勒成志书，其例罕观，而广济桥以浮舟作“活动桥”，成为桥梁史上之特例，茅以升先生评定该桥为全国五大古桥之一。1936年前后，我考证广济桥史料，成《广济桥志》，刊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上，所撰《韩山志》，惜稿已轶。
16岁编撰父亲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使其成为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著作。18岁完成该志的续写，因《潮州艺文志》见重士林，19岁时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治古代地理即植基于此时。
我父亲饶宝璇，又名饶锷，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曾任《南粤报》主笔，也是南社4成员之一。他平生致力考据之学，一生殚精竭力，集乡先哲遗籍，上溯唐宋，下迄清季，凡所搜括，不下千种，迨至纂辑《清人别集》，竟以劳而致疾。弥留时，深以属稿未成为憾。他对平生著作俱不之惜，而独倦倦《潮州艺文志》。父亲为的是表彰先贤，故十分心切。我经过三年时间的奋心寻检，对全书20卷订讹补遗，终于补订成编。初刊于《岭南学报》1935年的第四卷和1936年的第五六卷。
在我成长过程中，有一位叫王韩的老师对我影响较大。我上中学第一年时，他是我的老师。他原名是思愈，意思是学韩愈。他原来是反对佛教的，后来日本密宗大僧“权田雷斧”给他灌顶，他开始参修佛法，成为佛法大师，称王弘愿。他家里购有一部小印刷机，他自己的讲道很快就能印出来，这可以说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香港的佛教受他影响很深。
从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家藏十万部书，我究竟读了多少，现在无法想起。这样一来，上正规学校反成为“副业”，我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我早已知道。还有我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我的学习特点，不上学也变成顺其自然之事，父亲也同意了。但是，我的古文老师王慕韩有一个主张对我影响极大，就是做古文要从韩文入手，先应其大，养足其气，然后由韩入古文，化百炼钢为绕指柔，这是作文正途。
中山大学给了我许多学问
我的许多学问是中山大学给的。1935年因续编《潮州艺文志》而知名，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聘请我担任《广东通志·艺文志》的专任编辑，时年19岁;同年，加入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学会。23岁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30岁任华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32岁被聘为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这些历程，都从中山大学开始，中山大学是我做学问起步的地方。
我的学问确实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十分感谢中山大学。我还要感谢我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他非常了不起，不拘一格，任人唯才。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他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实我当时18岁。这是我最早发表的论文，此前我同顾先生都还没见过面。在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中，我是晚辈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