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涉及的对象是穿衣,知道怎么穿衣,懂得如何搭配就行了,与礼仪联系不上,礼仪是礼节的问题。此言谬矣。服饰与礼仪的关系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服饰离不开礼仪,礼仪必然联系服饰。下面是为大家准备的,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中方服饰礼仪一、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
当社会进入阶级社会,阶级意识与统治观念得以强化,人与人有了等级差别,服饰也融入了等级的意识,服饰的礼仪制度也应运而生。
《易经·集解》曰:“黄帝以上,羽皮革木以御寒暑,至乎黄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提出了黄帝始制衣裳说。谁制造了衣裳并不重要,在人类发展中,制衣裳乃是人类集体的发明创造。《易经·系辞》又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才是比制造衣裳更为重要的事。大家都穿衣裳了,脱离了原始人的生活与气息,进入文明社会。文明社会的文明体现在哪里?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来执行指令,于是皇帝按照尊卑等级,采用衣冠服饰各有等差,帝王只要拱手而立,天下就可太平。尽管这是一种愿望,毕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服饰等级的重视及其教化作用。
随着历史的演进,天地间的万物给了人类在服饰上多样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想象空间。《易经·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虞书·益稷》也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文与地之宜”,就是根据日月星辰的星象,山川景物的形状,自然界的色彩变化,象征地在服饰上绣成纹样,形成服饰的等差之别。
大约在夏商之际,服饰礼仪制度开始出现,《论语·泰伯》记载:孔子用“致美乎黻冕”赞美夏大禹冠服之美。黼黻是古代礼服上绣有的半青半黑纹样的服饰,冕是古代天子诸侯的礼帽。奴隶制的西周已经形成了服色等差的制度。至封建时期,服饰“明贵贱,别等级”的特性日趋显著,遂衍变成中国古代官服的一大特点。
二、衣裳制度形成
在中国的思想体系中,“礼”占据重要的地位,“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就是社会道德的标准,人们的行为准则。古代中国,通过“礼”来显示长幼、尊卑、亲疏的关系,形成伦理序位原则的思想观、价值观。
周公姬旦,为了巩固西周政权,规定了一套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宗法制度,他制订了“衣冕九章”(明纹)之制,以明示官员上朝、公卿外出、后妃燕居的上衣下裳各有差等,对衣冕的形式、质地、色彩、纹样、佩饰等都有明文规定。这样,衣裳制度就纳入了周朝“礼治”的范围,成为周代“礼仪”的主要表现形式。《物原》:“周公始制天子衣冕,四时各以其色。”
《周礼》记载,周代已经形成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五礼。吉礼指祭祀的典礼,包括对日、月、星辰、社稷、山林、五月的祭祀;凶礼指丧葬之礼,包括对君王丧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军礼就是在军事活动中的礼仪,包括校阅(检阅)、出师、田猎等活动。宾礼是指对王朝朝见,对诸侯之间友好往来的礼仪活动。嘉礼则指婚俗喜庆,包括婚礼、冠礼、飨宴会、立储等内容。[1]礼仪的形成有相应的礼节制度,以及与礼仪配套的服饰,吉礼用吉服,凶礼穿丧服,军礼服军服,各有规定,各有体系,彼此不能混用,即不能不按礼仪的规定,随意乱穿服装。[2]服饰穿戴错误那是失礼的,会引起很大麻烦,如果是国与国之间来往,穿错了服饰,用错了礼仪,那就可能引起两国的争端,后果非常严重。
周礼帝冕衣制纹饰有“九章”,即山、龙、华虫(雉)、火、宗彝(虎)等五章绘于衣;藻(水草)、粉米、黼(两斧相背)、黻(两已相背)等四章绣于裳。后来又增加日、月、星辰三章,共称“帝冕(衣)十二章(明纹)。《尚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纹),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麻)绣。”上衣六章纹用色彩绘,下裳六章纹用刺绣制作。
周代衣裳章纹制如何规定,后世学者有多种说法。郑玄说:公衣九章,公衣即衮(《周礼·司服》郑注:衮,卷龙衣),朝臣三公指太师、太傅、太保三人,服九章纹。外臣诸侯、内臣六卿即侯伯,服七章纹,称鷩衣。上有华虫章,一般指“十雉”中的鷩鸟。鷩象朱雀纹,即长尾山雉(锦鸡)。宗彝(祭祀铜器,铜质)章纹,指彝上有一虎一蜼(蛇)纹饰。蜼即乌蛇黑蜧,能致云雨,乃北方螣蛇之象。
西周时服饰不分男女,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对西周的上衣下裳制做了第一次变革,上衣下裳连为一体,即深衣制,男女通穿,不分尊卑。深衣在战国至秦汉时期,都是人们的主要服饰,用途广泛,不过深衣没有等级的识别标志(图案),不属于官服,乃是官员们日常生活中的便服,而百姓服饰品种、款式很少,深衣适用性广,也就成了他们经常穿的常服、工作服。需要指出的深衣在这一时期,也被一些官员作为礼服和常服,诸侯、大夫、士人除朝祭之外,皆穿深衣;士庶朝祭时也穿深衣。渐渐在深衣上也开始出现规格标志,局部结构有了一定的格式,形成相应的制度,这也是深衣成为官员礼服和常服的原因。
秦汉时期,丝织品出现空前的盛况。官府设立的纺织染工场作坊规模很大,专门生产名贵丝织品供皇室使用。汉代有考工令兼管织绶,平淮令主管练染作彩色,御府令主管作衣服,所属有东西织室,织作文绣郊庙之服。官办的纺织机构,一方面为宫廷服务,另一方面实施对服饰等差的管理。
三、叔孙通制定汉代礼仪
秦始皇时,废止六冕(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先秦的冕服制度遭到破坏,到了秦至西汉时期,对于冕服的使用,已经不甚明了。
秦末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各路诸侯风起云涌。汉高祖刘邦平民出生,不过是乡野农村的一个亭长,相当于村长,没见过大世面,身上还有市井无赖的习气,尽管他“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成为汉代开国皇帝,但是没什么文化,却对读书的儒生(知识分子)颇为轻视,经常戏弄儒生。当着儒生的面,就堂而皇之地洗脚,以及对着帽子撒尿。有一次高阳的老儒生郦食其来投奔他,正巧刘邦在洗脚,手下通报有老儒生求见。刘邦很不高兴,他压根就不喜欢知识分子,很傲慢地说:“我正忙着天下大事呢,我没时间见读书人。”郦食其对刘邦的流氓本性非常了解,改口对看门人说:“你再进去对沛公说,我是高阳酒徒,不是读书人!”刘邦原先也是一个酒徒,贪吃好酒,做亭长时经常向卖狗肉的樊哙赊账吃狗肉。听说来了一位同道中人,刘邦就终止了足浴,接待了郦食其。
刘邦可以当着儒生的面,对着帽子撒尿,哪里有帝王的修养?带兵打仗有韩信,管理国家有萧何,刘邦花天酒地,我行我素,乐得做他的风流皇帝,于是宫中是一片混乱。翦伯赞在《秦汉史》中说“刘邦初都洛阳,不久移至长安。初即位时,曾大宴功臣,但是当时的所谓功臣,多半不懂什么朝拜皇帝的仪式,他们喝醉了酒,就拔剑击柱,说刘邦封赐不平。”上朝时群臣经常发生争吵,乱哄哄,一片混乱。
这时候,一位原先在秦朝供职的博士叔孙通看不下去了,他有在秦朝当差的经历,懂些礼仪,他觉得朝廷没有礼仪不成体统,就向汉高祖进言,意思是上朝应该有礼仪,大臣应该按礼制按部就班,尊卑有序。做了皇帝的刘邦虽然骨子里仍然有流氓的秉性,不拘礼节,但是闻听有一套礼仪,可以让群臣对他顶礼膜拜,显示他高高在上,威武庄严的皇帝权威,自然觉得好,他就布置叔孙通制定上朝的礼仪。
奉了刘邦的命令,叔孙通去鲁国征聘懂上朝礼仪的儒生,征集了三十余人,但是有两位儒生不肯来,并且把叔孙通大骂一通。他们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碰了个大钉子,只好说了一句:“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3]就带着三十几位儒生回到长安,在野外演绎上朝礼仪。先是用稻草人做模特,布置各人的位置,进行讲解,然后再由三十几位儒生,台上演绎。叔孙通花了一番心思,在秦代朝廷礼仪的基础上编排出汉代的朝廷礼仪,三十几位儒生也熟悉了套路,他们也成了礼仪师傅,去教导群臣,群臣熟悉了,再由叔孙通辅导皇帝。如此这般,折腾了一个多月,面对皇帝,群臣也知道如何磕头,呼叫万岁万岁万万岁。刘邦感受了一把做皇帝的威严。适逢长乐宫落成,就正儿八经地彩排一次,宫殿巍峨雄伟,群臣们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山呼万岁,那场面真的是壮观。刘邦被那上朝礼仪的气氛所感化,感受了一把真天子的威风。礼仪让流氓出身,并且曾经拿着儒生冠帽当夜壶的马上英雄,也觉得那些下流的儒者,并非一无是处,还是颇有用处的。于是封叔孙通为太常,赏赐五百金。有功的叔孙通没有居功自傲,独吞赏金,他向刘邦奏请,那些儒生追随他演绎礼仪,对于礼仪的排演皆有功劳,请汉高祖封赏,他也将五百金分给诸位儒生,这帮演礼的儒生均得到皇帝封赏的官职,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