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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感人故事1：唯一要杀光日本人的中国将军
他是抗日战场真正的战神，他曾送给侵华日军“前所未有的伤亡与耻辱“，他是唯一敢威胁日军，要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的中国将军。
他叫赵登禹，1937年7月28日战死北平南苑。为了纪念他，北京从此有了一条赵登禹路。
同一日，与赵登禹情同兄弟的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也战死南苑，于是，又有了一条佟麟阁路。
3年后，原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已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中将总司令的张自忠战死襄河，这样，北京有了第三条用人名命名的道路——张自忠路。至今，北京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仅此三条。
今陶然亭公园西侧的龙泉胡同，那时有座龙泉寺，以办理慈善教育而着称，旧址即今陶然亭小学。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带领4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8年之久。抗战胜利之后，年仅10岁的赵学芬去龙泉寺祭奠时，老方丈安慰她说：“将军没有走，我常在夜间听到将军喊口令操练士兵。”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沿用至今。
1952年6月11日，经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提议，毛泽东主席为赵登禹亲属签发了《北京字第捌拾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登禹烈士的墓被红卫兵挖开，欲盗取“金银财宝”，一无所得后，砸墓而去，烈士尸骨无存。
赵登禹赵登禹赵登禹墓于1980年重建于卢沟桥城东关文子山，墓碑正面镌刻着："抗日烈士赵登禹将军之墓(1898-1937)"。
1980年至2003年，北京市和丰台区政府又三次为赵登禹烈士墓整休扩建和立碑，并列为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
赵登禹烈士墓，紧临着京广铁路西道口铁路桥，每天迎送着过往的列车，就像仍在守护着北京的大门。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日军铃木师团在得到热河后，继续尾追我撤退部队，向长城罗文峪口和喜峰口前进。
正当长城各口险象环生的时候，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奉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在他的部队尚未全部进入察哈尔之时，蒋介石将该部调往喜峰口，增援罗文峪口。此时赵登禹奉命率该旅所辖的二一七、二一八两个团从遵化经三屯营向喜峰口急进防堵，仅一天工夫，跑了一百七十里，在日落前，先敌一步跑到了喜峰口。赵登禹尚未部署完毕，日军第八师团即开始进攻。赵登禹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他把王长海的二一七团派到第一线，抢占喜峰口两翼长城一线，把二一八团和特务营布置在第二线。日寇炮空联合，掩护步兵冲锋，我部利用有利地势，以猛烈的近战火力，迭次歼敌于阵地前。我部战士怀着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抡起大刀，与敌肉搏，迫使敌退一千多公尺。
敌我双方重新整理和部署，相持整整一夜。第二天拂晓日军又开始进攻，先是三架敌机轮番俯冲扫射，轰炸我长城一线和撒河桥之间的二线阵地，而后敌炮又集中火力摧毁我用麻袋堵塞的工事二十多米，第三营营长过家芳率部与敌冲锋部队展严肉搏，官兵伤亡过半。我部阵地虽居高临下，但地形陡峭，增援不易，遂转入预备阵地，与敌对击。这次战斗由于敌炮猛烈，我部官兵伤亡惨重，赵登禹旅长腿部亦中敌弹。他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在阵地上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赵登禹简要地分析了两日战况后，提出出敌不意，于当夜绕至敌后袭击的方案。他沉痛地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大家要保持我西北军的优良传统，为先我牺牲的官兵复仇!”与会者经过两昼夜的苦战，均已极度困乏，但听了赵旅长的动员后，顿时振作起来，都纷纷举手，含泪表决心，坚决执行袭敌方案，予敌寇以歼灭性打击。
会后，按战略部署，由一一○旅(旅长王治邦)接替喜峰口正面阵地，赵登禹率一○九旅利用夜间由潘家口、蓝旗等地绕至敌后，袭敌炮兵阵地，战斗打响后，喜峰口正面的一一○旅，立即出击，打通正面，与一○九旅两面夹击敌人。赵登禹命令部队稍事休息，准备夜战，又命王长海团组织一支五百多人的敢死队，为夜袭的先锋队。夜八时，赵登禹率全旅两千人渡过滦河，绕到敌营之后。时届深夜，正当敌寇酣睡之际，我敢死队首先闯入敌营，如天兵而降，抽出红缨大刀，趁月黑风高，逢敌便砍，日军在仓皇中来不及着衣，即作了长城外的无头野鬼。各营战士紧跟敢死队之后，怀着仇恨的烈火，猛杀猛砍。过家芳营士兵首砍敌炮兵大佐于酣梦之中，并取其图囊，搜出日军侵犯我长城一带兵力配备详图。此役，毙敌约三百余，破坏了敌炮十八门，我部亦伤亡二百余人。驻守喜峰口、罗文峪口(刘汝明的一四三师)和义院口(张自忠的三十八师)的其他部队，听到赵登禹旅得胜的喜讯，立即出动，把侵犯的日军杀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同时，商震、关麟征两部，抄敌人后路，也收复了冷口。
二十九军威名自此扬名字内，很多国际友人都认为这次胜利是个奇迹，任何一国军队都无法追及，“中国不会亡”的原因就在于此。日军在退回承德后追悼阵亡将士时宣称，这是日本军侵华以来，“前所未有的伤亡与耻辱。”国民政府向宋哲元军长、刘汝明副军长(兼一四三师师长)、秦德纯参谋长和赵登禹旅长等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一九三五年，一三二师驻防北平南苑，所属二一七团驻十四营房，其第一营负责监视敌人的武器库。库内有日军飞机并驻有日军一个排。日寇恃强，不准我军民通过该地，引起一营官兵的义愤。赵登禹师长得知即派一个连包围日寇机库，不许日军出入，经过几次谈判，直至日寇守军排长道歉，保证不再发生无理阻拦军民通过始止。
一九三六年夏，第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先生突然被日本人抓去。
赵登禹、冯治安(三十六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刘汝明(一四三师师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在北平住所议论：“日本鬼子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对我们侮辱太甚，不能示弱甘休。”于是将负责中日传话的陈某(亲日派)叫来，问明情况。陈某说，日本人说宣主任是中央派来的，是给中央打报告的……冯治安当即反驳说：“他(指宣)是中央派的，我们哪个不是中央派来的?他向中央打报告，我们不也是向中央打报告吗?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真是岂有此理!”
赵登禹愤怒地对陈某说：“限你们两个小时以内，好好地把入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干啦!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冯治安和赵登禹都气愤地拿起电话向部下发布命令，冯命他的参谋长，赵令他的副师长，命令驻平津一带的部队，两小时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此时，陈某被吓得脸色苍白、呆若木鸡，竟不知所措。刘汝明对陈说：“你马上去和日本人交涉!”陈仓皇地去找日本人，不久，日本人将宣介溪送回，并向二十九军表示，此次抓人纯系误会，还假惺惺地道了歉。
抗战时期的感人故事2:500敢死队不带枪冲敌营
鲍鸿海曾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的一名文书，参加过着名的台儿庄战役等。战争使他的耳朵受到损伤，听力一直不好。80岁的老伴儿李伟珍坐在丈夫身边，时不时伏到他耳边说话，充当“翻译”。两个人携手走过了六十多个年头，甘苦与共。
鲍鸿海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台儿庄战役的一些情景。“白天阵地丢了，晚上我们就再去夺回来。夜里敌人的大炮、飞机使不上，我们肉搏，连长死了排长补上，排长死了班长补上。送饭的、炊事班的、通讯班的都用上了。”
老兵每说一段都会停下来沉默好久，双目下垂，陷入深深的思考。象征荣誉的勋章静静地躺在茶几上，历史的时钟滴答滴答回响，仿佛浓缩进了数十年时光。
“500个敢死队队员背着大刀，每人配备了两个手榴弹，连枪都没带就冲进敌营，最终夺回了东门。我听说最后只剩几十人。”鲍鸿海说，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客厅里挂着的“抗日英雄，民族脊梁”几个字是老兵一生最好的写照。鲍鸿海的大儿子鲍玉龙说，父亲的三个哥哥都参加过抗战，全部牺牲在战场上，除了自己，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
铜川市耀州区孙塬镇宝剑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小院里，挂满了耙子、铁锹等各种农具。一位胡子花白的老人坐在藤椅上，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眼睛却很有神。
90岁的抗战老兵文生明还能记起许多战友的名字。他曾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独立46旅的一名战士，参加过中条山的望原会战等。
“当时不知道害怕，人一害怕就不行了，”文生明说，眼眶里闪着泪花，“一起抗战的，有回来的人，有没回来的，孙塬镇就活着我一个。”
文生明也有一枚勋章，上面写着“敬献给为我中华独立自由抵御外敌的民族英雄”。这是关爱抗战老兵公益组织颁发给他的。因为经常拿出来看，每次拍照都会戴上，勋章的漆已掉了大半，别针也坏了，只能用一根铁丝别在衣服上。对老兵来说，现在已是风烛残年，别无他求，清贫一生过得并没有怨言。
今年7月，民政部重申有关政策，并表示将不断提升包括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在内的困难群体、特殊群体、优抚群体的保障水平。参与“寻找老兵”的志愿者说，在大陆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有2万余人，目前寻找到的不到1/10，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大多数生活在偏远农村。
志愿者刘宽利2009年开始自发组织找寻抗日老兵线下活动系列报道。他说：“抗战老兵成仁取义的民族精神足以震撼我们。在他们面前，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勋章代表的不仅仅是荣誉，而是他们希望被时代记住的心声”。
抗战时期的感人故事3:抗日英雄刘子诚
抗战最艰难时期，在跨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上，中美双方用三年损失609架飞机、牺牲1500多名飞行人员的巨大代价，为中国内地运来作战物资65万吨，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95岁高龄，家住安徽省宣城市城区电大巷的刘子诚老人，曾经就是“驼峰航线”上的一名飞行报务员。当年，他在西藏坠机跳伞负伤。被救伤愈后，又被派到敌后开展谍报工作，用特殊方式打击侵略者。
“七七事变”后，刘子诚在老家河南省汝南县成了一名流亡学生。他和其他流亡同学辗转驻马店、汉口和长沙，来到贵州，进入铜仁县国立三中公费读书。
1939年春，读高二的他考入黄埔军校十七期通信兵科。“两个指头按键，短按是‘嘀’，长按是‘嗒’。当年发报，内容是英文，每个字母，用几个数字代表。数字‘1’是‘嘀嗒’，‘2’是‘嘀嘀嗒’，‘3’是‘嘀嘀嘀嗒嗒’……‘9’是‘嗒嘀’，‘0’是‘嗒’。这是国际通用的，但哪几个数字组成一个字母，就是密码了。”老人说。两年后，刘子诚毕业分配到贵州防空司令部无线电总台，参加防空预报网络的电报收发工作，为防空网络预报来袭敌机的方向、架数等情况，让我方军民提前防备，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1942年初，日军在占领缅甸后，滇缅路这条中国当时剩下的唯一一条陆上交通线被切断了，为了把抗战急需的物质运进中国，盟军决定开辟一条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云南昆明的全天候战略物质运输空中航线，这条长约800公里，穿越海拔4500-5500米，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由于山峰连绵，犹如驼峰，加上飞机只能在山峰间穿绕飞行，飞行线路也如驼峰，故被称为“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最艰险的运输线——驼峰航线”。
1942年8月，由于刘子诚忠于职守、年轻才俊，被空军总司令部无线总台派往由美国陆军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护航的C-46运输机上，担任无线电报务员，和美国战友常年飞行在气候恶劣、高山峻岭，被称为空中禁区的喜马拉雅山脉，C-46运输机要从云南送远征军到印度受训，还要从缅甸接送伤员回国，刘子诚说，当时真是历尽艰险，日军的飞机经常堵截和追击他们，加上暴风雪和冰雹等恶劣天气，所以牺牲很大，他们经常从飞机的舷窗下看到战友们失事飞机发光的碎片。
年轻的刘子诚作为一名见习少尉和战友们为前线提供战事的情报和天气情况，当时防空司令部设在贵阳市水口寺仙人洞，这里山高岭峻，遮天蔽日，非常隐蔽，由于是处在抗战的艰难时期，国军空军只有少量的苏式和德式飞机，根本无法和日军飞机对抗，所以当时只能依靠无线电台组成的电波和防空网络预报空袭敌机的方向、架数，提前防备，最大限度的保护政府和老百姓的损失。在总台默默工作两年后，由于尽职和勤奋被升为上尉报务员，并于1940年底，调往四川省成都市沙河堡空军总司令部监察电台，专门手抄日军密码，交机要科译电室进行破译，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供重要情报，用电波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3年8月，刘子诚奉派到“驼峰航线”，在一架C-46运输机上担任导航报务员。“C-46满载时总重20吨。我们有时一天要飞两三个来回，来往于印度加尔各答达姆的达姆机场和昆明市巫家坝机场，运回作战物资。那时，牺牲不少……”
同年10月8日上午，刘子诚的飞机快到西藏上空时，突然出现故障，将要坠落。飞行员通知大家做好准备，在西藏跳伞，“我以前没跳过伞，也没训练过，当时为了保命，不怕了。”跳离飞机一两分钟后，开关一拉，伞就张开了，高空空气稀薄，心里慌闷。四五分钟后，刘子诚挂到一棵大树上，右臂被划伤。后来，我方侦察机找到他们，派出救护队，把他从树上放下，抬进村子，用运输机送到成都救治。老人动情的说：“这一生最难忘的就是和美国战友飞越生死航线的驼峰，美国人为我国的抗战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1943年，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十四航空队，经常出动B-52轰炸机袭击日本鬼子的交通枢纽和军事基地，国民政府为了协助盟军飞机安全执行任务，决定组织一些优秀的无线电报务人员，到敌后铁路沿线附近，传播天气预报工作。此时的刘子诚战伤也已痊愈，他被派往大别山河南信阳县鸡公山龚家棚村，该村地处平阳铁路东百余里，南近武汉，北连驻马店和郑州，都是盟军轰炸的重要目标，每一天能够知道这一带的天气情况，同盟军飞机执行轰炸任务，非常重要。
“我们行至河南省唐河县一个集镇上，遇到伪乡公所人员检查行人。看我脸白手嫩，不像农民，便命令我站在一边，准备待检查结束后，把我带回伪乡公所审问。忽然，有一支日军路过该集镇。敌伪人员忙着接待日军，我趁乱溜之大吉。如果我被他们带到伪乡公所，隐藏在衣服里的密码和文件被搜出，我必死无疑。为避免再遇危险，后来我都选择走小路，躲开敌伪的哨所。”刘老回忆说。
刘子诚介绍，那时发报用的发电机是手摇式的，电力小，电报讯息难以直通四川成都总部电台。上面要他把信阳县的天气讯息，发给湖北省老河口草店镇五战区司令部的电台，再由他们转到成都总部。1944年春，刘子诚由成都乘飞机到重庆，雇民船顺江而下过三峡、步行经巴东三斗坪高山区，历经艰苦，抵达老河口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交上介绍信、无线电波长和呼号，领了一份储备伪币，在当地雇一向导(谎称送我回老家探亲)，化装成商贩，才进入敌占区。
到达目的地，遣返了向导，做了几天的准备，开始利用县政府电台与六战区电台取得联系。每天早晚播报当地天气情况两次，包括：晴、阴、雨、风速、能见度、云层种类和高度等。历时两年余从不间断，刘子诚为支持盟军作战尽了一个军人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