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个全面”的提出，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更加完整，日臻成熟。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四个全面战略的毛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有关四个全面战略的毛概论文篇一
《论“四个全面”的人民性》
【摘要】2014年底，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论述，他说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我看来，这“四个全面”的总目标实际上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想，坚守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大众的立场，是在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提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希望中提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并且在根本上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
【关键词】习近平;人民群众;四个全面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070-02
一、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
“四个全面”内涵丰富，逻辑严明，明确了当前和今后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四个全面”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实践，涵盖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面。
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和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具体奋斗目标。
2.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
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4.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是我们党应对国际国内风险考验、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客观需要，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总之，”四个全面“涵盖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面，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充分反映了人民性。
二、“四个全面”体现“人民性”
“四个全面”之间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但是实际上“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当今的实际国情发展中提出来的，是根据人民群众的具体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一切为了人民而服务，真正做到了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坚持走人民群众路线的战略决策。“四个全面”战略实际上是人民性战略，从人民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不断地发展。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其他三个全面的目标所在。因此，建成小康社会，实际上也是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向着幸福和富裕的方向发展，而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是缩小全国各地的贫富差距，从这里可以看出，缩小贫富差距，为的也是使穷苦地区，发展落后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有大的提高，除了温饱问题解决之外，生活水准也应上一个台阶。
全面建成小康的“全面”，既体现在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也体现在涉及的领域是全面的。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是没有地域歧视的全面小康，是没有民族歧视的全面小康，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是要使得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中的每个民众，生活在神州大地上任何一个区域空间的每个人民都能过上吃喝不愁的日子。人民群众的具体诉求及其变化发展，是确定小康标准的基本依据;人民群众追求全面发展的社会实践，是统一小康标准的物质载体。不断得以改善的民生，既是人的发展水平不断得以提高的直观表现，也是小康社会标准的物质载体，也是小康社会建设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取得一个又一个短期阶段胜利的直观表现，最终形成的全面小康，是不断汇集民生改善的成果，是积小胜为大胜的结果。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布局，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民大众立场的最直观体现，也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人民群众为建设主体的“人民性”的深刻表现。
(二)全面深化改革
众所周知，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途径之一。这样的一种逻辑关系就使得深化改革的战略同样也是为了人民。
1.国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可划分为改革的初步探索、制度创新和纵深推进三个阶段。国企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过程，是中央推动与地方实践上下结合的产物，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改革来解决。
通过国家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可以看出，改革是一场漫长的进程，需要耐心细心地推敲。要改革，必须有一个“试金石”，国企改革作为改革的首要计划，只有改革顺利了才能使得国家政策深入人心，受到人民的拥护。推进国企改革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2.央企薪酬需改革
习总书记指出，央企负责人存在“薪酬结构不尽合理、薪酬监管体制不够健全”，要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他强调，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额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从收入情况入手，正是真正改革到了群众的内心。我国贫富差距也有这样一部分原因，收入过高或收入过低，都容易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收入过高容易影响下面人工作的积极性，因此，薪酬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
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主要通过科学立法和法治实践体现人民大众立场。科学立法通过立法程序和法律内容体现人民大众立场，一是完善公众有序参与的立法工作机制和秩序，确保立法活动能够广泛而充分地汇聚人民群众利益诉求;二是及时把人民群众共同的利益诉求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通过法律条文的调整和修正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变化。 总的来说，要想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依据法治。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保障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谐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当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其中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比较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调整解决。因此，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具有“硬性”的社会功能和规范功能。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也是法治中国的最大功能，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4.全面从严治党
(1)从严治党，首先要按照规章办事。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正所谓”君子之修身，需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这种观念要深入人心。
(2)从严治党，还必须严肃党纪，坚决惩治腐败。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高发，反腐败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惩治腐败，一方面，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建设在规范权力运行、防治腐败中的根本作用。惩治腐败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必不可少的。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大众立场，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四个全面”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从新的意义高度上更新了党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四个全面”的总结提出，也是以群众路线为根本纲领和源头，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人民着想。国家长久治安，社会和谐有序，人民生活幸福，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奋斗的目标所在。
参考文献：
[1]杜黎明.“四个全面”逻辑结构及理论创新[J].观察与思考，2015(5).
[2]马永真.“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J].前沿，2015(4).
[3]秦正为.“四个全面”：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全新战略布局[J].青海社会科学，2015(2).
[4]刘洋，李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哲学释析[J].理论建设，2015(2).
[5]韩丽君.“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新布局、总方略[J].中国石家庄党委校学报，2015(4).
[6]王大力.深刻领会“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J].宁夏党校学报，2015(3).
有关四个全面战略的毛概论文篇二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哲学分析》
[摘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蕴含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科学思维和底线思维的哲学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要坚定不移有方向有原则，全面依法治国要礼法并举有共产主义信仰，全面从严治党要强调居安思危扎牢制度笼子。要以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发扬钉钉子精神，将好的蓝图一干到底。
[关键词]四个全面;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科学思维;底线思维
一、“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有一个渐进过程。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重大要求;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第一次提出“四个全面”的重要思想，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1];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对“四个全面”进行了集中阐述，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基本形成。
二、“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哲学分析
1.“四个全面”战略的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坚持整体观，指把对象作为整体，从系统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系统和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综合地考察对象的一种思维方法。
“四个全面”是一个大系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到2020年必须实现的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是重要保障，它们有机统一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事业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新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p19，并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系统观。2000年，我国迈进了小康社会的门槛。但我们达到的小康是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故而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事业，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惠及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是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须重点解决和关注的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强调：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改革不仅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还要求协调推进党的建设、国防军队建设等的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提出要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还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系统地将依法治国从命题提升到基本方略的高度。
“全面从严治党”，就要坚持协同作战，系统反腐成新常态，致力于打造风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遵纪守法的良好政治生态：从严治标，“苍蝇老虎一起打”;依规治党，党纪严于国法;跨境治腐，追赃追逃;依托网络平台，“开门反腐”;权力公开透明，铲除滥权寻租土壤，构建“既管才德，又管财产”的党内监管网络和诚信体系。
2.“四个全面”战略的辩证思维。辩证思维，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核心、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四个全面”处处体现着唯物辩证的思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导方针。全面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习近平指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要深化，首先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要协同发挥作用，既要讲“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要讲如何分好“蛋糕”，更要讲如何做大“蛋糕”。
习近平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3]p138。法治本身就包括维稳和维权两个方面，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反腐倡廉要努力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
严厉惩治和严防腐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要求。对于党的领导干部而言，自身必须严于律己、杜微防渐、警钟长鸣，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3.“四个全面”战略的科学思维。科学思维，也叫科学逻辑，即形成并运用于科学认识活动、对感性认识材料进行加工处理的方式与途径的理论体系。它是真理在认识的统一过程中对各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的有机整合，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科学思维必须遵守三个基本原则：一是逻辑性原则，要求严密的逻辑性，达到归纳与演绎的统一;二是方法论原则，要求辩证的分析与综合相结合;三是历史性原则，实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性统一。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老百姓生活有了根本性改变。但粗放式发展付出了环境恶化、生活质量下降、生命受污染的威胁等的沉重代价，加上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这种旧常态难以为继。中央全面总结发展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和未来走势，做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
我国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然后对之进行理论总结，最后把理论和实践成果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制度来确定。
全面依法治国的形成过程就是科学思维的过程。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我国现行宪法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借鉴世界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制定出来的。同时它不断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等，全国人大对我国宪法个别条款和部分内容作了必要的修正。
从严治党也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科学思维。围绕以严治党的反腐倡廉，习近平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4.“四个全面”战略的底线思维。底线思维，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积极思维，就是所谓“从最坏处着眼，争取最好的可能性”。
惠民生始终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根本落脚点。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体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会政策托底的思路。强调守住底线，既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保障社会稳定大局的需要。
习近平同志告诫人们，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改革是有底线的，要有底线思维，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要有清醒的认识，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执政以来，领导新中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胜利，但也面临着一党长期执政的内外部困境。从外部看，世界现代化带来民主化浪潮的全球化，西方的意识形态一直质疑和批判一党长期执政。从内部环境来看，一党长期执政易产生腐败的温床：由于长期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长期控制国家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拥有较大的腐败机会和便利。在这种内外交困趋势下，执政党“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执政能力的诉求是针对这一危机的主动努力，“要求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需要底线思维。
三、“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实践方向
1.经济建设：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指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经济增速换挡阶段演化。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粗放增长型向质量效益集约增长型转化;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时期。经济新常态是为了获得更大更优的发展动力，发展得更好。
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政府要从以搞建设为主转变为以做好服务为主，为企业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经营环境，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企业以过去靠规模效应获利，追求上新项目或扩大产能，新常态下必须抓住新技术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进行供应侧改革，靠转型创新升级。
2.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有方向有原则。其一，坚定不移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历史上有错失发展机遇的历史教训。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4]p426。全球化时代，只有融入才能脱困。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释放出重要的信息：我们将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其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独立自主。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p67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独立自主一是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搞建设，二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3.全面依法治国：礼法并举，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依法治国首先要弘扬科学精神，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律经济、规则经济，法治思维是规则思维、程序思维、建设性思维，即以宪法法律作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将宪法法律作为一切行为的首要准则和方式的一种思维方式。要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
人类生活分为三个基本层次：终极信仰层次、社会交往层次和个人的心性修养层次。其中终极信仰属于形而上范畴，社会交往属于规范范畴，而个人心性修养属于美德范畴。三个层次中，能被制度化的只有“规范”这一层次。此外，法律、制度是针对人性存在不完善而设计的，法治以维护权利为目标，以人性恶的一面为依据，主要以惩戒为手段。
我们追求的中国梦和幸福社会，不是制度严密、执法无情、动辄得咎、处处提防的社会，相反，是人人觉得被别人尊重、相互与人为善、人们安居乐业的和谐融洽的社会。礼治也尤为重要。其是以人性善的一面为依据，主要以教化为手段，对人性予以正面引导的激励。
4.全面从严治党：居安思危，扎牢制度笼子。居安思危才能“治大国若烹小鲜”。党长期执政的和平安逸环境，容易使党丧失危机意识，产生精神懈怠。居安思危，就是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革命时代，毛泽东提出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要思想上入党。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除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还要时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理论创新跟上实践发展;以党的一系列思想理论武装党员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扎牢制度笼子，从震慑贪腐到制度约束权力。既打“老虎”，又拍“苍蝇”，“老虎”“苍蝇”一起打，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待。我们党历届领导集体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采取的有力措施、树立的鲜明旗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最重要的不在于出现腐败之后反腐，要“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3]p388，形成不敢腐、不易腐的体制机制，用制度约束权力，源头治理。这是当前党的建设和治党的重要内容和艰巨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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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